    许江1989年做了观念艺术作品《神之棋》。他思考过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不同设定：“中国的士和帅是田字格里头出不去的，国际象棋的士和帅可以到对面去；中国的兵下到底线基本上没有战斗力，国际象棋的兵下到底之后，可以变成已不在棋盘上的任何一个子。”

    “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天地本无心，此心就是核心价值观。”2014年10月15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许江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作这一番发言。天安门广场对面，国家博物馆的三个展厅里，正在展出他的个人作品展“东方葵”。

    五十多幅大尺寸油画、百余幅水彩、一系列大型雕塑，描绘和塑造的对象只有一个：葵。这葵不是许江少年时在黑板报上画的向阳花——一个圈，圈里划成整齐的格子，格里点上籽，圈外边加上花瓣。这葵也不是某处风景的一部分，画面上除了葵，别无他物。许江的葵鲜见青葱的绿叶和灿烂的黄花，更多是铁一般的黑，铜一样的褐。苍凉原野里往往葵头低垂，葵叶凋萎，醒目的是成片葵杆依旧笔直挺立。

    葵花向阳的比喻在中国古已有之。西晋文学家曹摅写“太阳移宿，葵藿倾心”，宋代词人詹无咎写“一寸草心迎永日，更把葵心自许”。而在新中国之后成长的几代人，自幼接触的葵花与太阳已有着更明确的指代。

    “葵花向阳，没有比这个更能够表现那个时代我们国家的一种社会关系，这深深地烙在我们心上。”许江说，“我们都是向阳花，承受着阳光的沐浴。这个阳光是什么？可以是祖国，也可以是领袖。”

    许江画的是老葵。2010年许江在浙江美术馆办“致葵园”画展，一位观众在留言簿上写道：“一支葵两支葵的残破，就是残破。一片葵的残破，那是一个季节，那是一代人。”

    “东方葵将指向某个人群的历史性。这个人群正是中国‘文革’中长成的一代人。”许江在2014年元旦时一篇名为《东方葵》的短文中这样写道。

   “它下雨，你要接受它”

    许江留学时，在德国、奥地利的崇山峻岭当中，看过很多幸福的葵园。公路在山上崎岖盘旋，以为走到山穷水尽，突然一拐弯，阳光灿烂，一整个山垄的葵展现在面前，黄花灿烂。车赶紧停下，人奔到葵园里像是要拥抱它，“很疯狂，但也只是觉得美，不会自诩黄花”。

    2003年8月，他在土耳其的马尔马拉海峡附近偶遇一片老葵，熟过而未收割，已是通体褐色，仿佛钢浇铁铸。午后的太阳已落到葵的身后，但葵还是朝向同一个地方，太阳曾经升起的地方。“真的像一批老兵站在那儿，等候最后一道军令。”再上车，走了一百多公里，竟是特洛伊古城遗址。大地之下，考古学家发现了分属9个时期的城市遗迹，层层叠叠。《荷马史诗》里的特洛伊战争时期是第七层，最久远的第一层城市，比它还要早一千多年。

    刚看过一岁一枯荣的葵园和枯干的老葵，随即就是层积数千年的人类历史，许江再也忘不掉那一片老葵的景象。他在那葵上看到自己，咂摸着人生的短和历史的长。他找到了终生的绘画主题。从那开始他只画葵，研究葵，四处寻找葵，内蒙古、新疆、北海道……至今十余年。

    中国美院的象山校园年年种葵，有时候整个校园都是葵，加起来有上百亩。有一年葵园成熟，正是毕业季，许江决定把毕业典礼放在葵园，让同学们穿过葵园来畅谈欢聚，来领毕业证。结果典礼当天一场雷雨，延续了一天。

    那一年整个夏季雨来得特别多，眼看葵园就要腐烂，工人们赶紧收获。有200棵是专门留给许江的，连根拔了堆在教学楼外边，堆了两天，也快捂烂了。终于晴天，许江把这些葵杆倒悬着靠在栏杆上晒。有一瞬间，斜阳从背后打在倒悬的这个葵阵上，许江看到一面金色的瀑布，他画了倒悬“葵瀑”。

    “那葵其实已经腐烂了，但是被阳光激活，让我感动。”许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腐朽与新生，凋谢与坚强之间，有时候冥冥之中真会给你一个不简单的答案。”

    许江画横躺的葵。“葵的横呈，与直立相异，让人想到生者的倾覆。”

    用在国博展览请柬上的作品是为展览新绘的《狂飙》，280×540厘米的巨幅油画。绘画从局部开始，葵株越来越密集，它们似乎自然生成了一个腾然向上的顺势，从边上又撞进来横斜的逆势，层叠、挤压、倾覆、挣扎。

    “毛主席有诗词，‘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文革的时候有多少战报，都叫狂飙。我的《狂飙》像一个人的海洋，它被如此这般地组织起来，这是我这样一个葵花的真实感受。”

    许江画葵，很少有大面积的绿和黄。即便名为《生如夏花》，也绝对不是鲜嫩的玻璃花一样的葵。“一定会有黄花在绿叶当中挤压出来的那种生命力，那种抗争的意思。这是我生命当中无法摆脱的，就是身不由己，必须这样。”许江说。

    2012年，许江寻葵到了新疆。这里的葵一人半高，葵盘很大。农人拿着锋利的菜刀，抓住葵盘砍下来，再在葵杆离地面半米多的地方拦腰一刀，留下一个尖尖的桩，把葵盘戳在桩上。“没过多久你眼前的葵园，就像一片头颅插在它们的身躯上，我当时感觉这是一个屠场。这太残忍了。”

    葵农眼里这再平常不过，就是晒葵罢了，葵盘晒干了一抖，葵花籽就掉下来。

    “这可能是我们的幼稚，但也许这就是艺术家的一种很有趣的想象。”许江说，“什么叫荒寒，什么叫凋零，什么叫天地无情，万物刍狗……它不会因为你现在要举行毕业典礼我就不下雨了。它下雨，你要接受它。”

    “我们这一代人被三趟火车裹挟”

    “我们这一代人是被三趟火车裹挟的。”几个月前，许江在中国美院的毕业典礼上说。

    第一趟车是1966年的“大串联”，数百万红卫兵涌向北京。许江只有11岁，也赶上了这股浪潮，独自从出生地福州坐火车到老家扬州，完成了人生第一次远游。“那时候风气很好，一路上多少人站着，为我能够躺下来睡觉。我走的时候，谢谢都没说一声。”许江回忆。

    第二趟车是1967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许江从沙县一中毕业，17岁，去了沙县乡下当民办教师。他在一所完全小学教体育、音乐、英语，每星期三花三小时爬到山顶上只有两名老师的另一所完小，第二天早晨教两堂英语课：“Wish Chairman Mao a long long life（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下到半山，有所一个老师教四个年级的学校，再教两个小时的外语，再回到山下的学校。风雨无阻，将近两年。“有时候路上还画水彩，画云，老画不好，非常生气，又没有老师教。其实现在才知道云是最难画的。”

    第三趟车，1978年，恢复高考招生。许江也赶上了，进入浙江美术学院读书，“很多人没有幸运坐上第三趟车。”

    对自己的青年时代，许江记忆最深的是别无选择。“我们那个时代里没有东西可以选择，所以当你抓住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放的，你是拼命地去吮吸它。”

    画作是匮乏的。“你可能发现一张图片，《狼牙山五壮士》，还不知道哪个人画的：哎呀，这辈子如果能画这个画可太好了！——这口奶是从这里过来的，后来才知道这是詹建俊先生的。今天呢，孩子可看的东西太多了，他却苦于选择，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不知道哪一口是他的奶。他那种彷徨可能比我们更充分，更难以解决。”

    诗歌也是匮乏的。“《唐诗三百首》也都是封资修了。”许江读张永枚的《西沙之战》，读郭小川写伐木工人的《祝酒歌》，读贺敬之，读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那时候我们真以为，这条‘大堰河’是他的母亲河。”许江说，“那一代人的阅读非常有限，反而很集中，所以我说这代人群体性是太强了。今天的诗人，有一首诗多少人阅读这是很难的，网上能够有十万人点击你，已经了不得了。”

    改革开放后，许江又赶上一回潮流：1988年，他去了德国汉堡美术学院研修，“洋插队”。学的是油画，他想现在可以在师傅面前舞舞大刀。结果人家说，别舞了，我们已经不舞这个大刀了。“我的教授就跟我讲，你画什么油画？我写书法怎么样？我说你那个书法太差了。那就是了，你的油画也够差。”

    困惑中许江开始读书，外语还不够读书，只有跑中国书店。汉堡火车站边上一个香港人开的“天地书店”，现在已经不在了。有台湾的书，有香港的书，老板人很温和，允许他在那里乱翻书，从来不买。许江在德国开始阅读中国，很认真地读。“以前你读不到，”许江说，“中国的传统经典，本来应该是你手下心中的东西，但是由于文革，它变得很遥远。当你的故乡成为他乡的时候，你才会对它珍视起来。”

    闲来跟外国同学下象棋，由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不同的设定、规则，许江思考起东西之间不同的文化、社会观念。“中国棋盘上有炮，这跟中国最早发明火药有关；中国的马是有马脚的，中国人说我可以别你的马脚，别死你。中国的士和帅是田字格里头出不去的，国际象棋的士和帅，可以到对面去；最有趣的是兵，中国的兵下到底线基本上没有战斗力，国际象棋的兵下到底之后，可以变成已不在棋盘上的任何一个子，这是否反映西方一种用人的体制呢？”

    1989年许江做了观念艺术作品《神之棋》。用真人当棋子的巨大象棋，连下几天。回国之后，再下这样的棋，没有人看得懂，许江慢慢从观念艺术回到架上绘画。

    世纪末逼近，全世界都处在对历史敏感的情绪里，他用大约几百年之后的目光，俯瞰北京、上海，艺术评论家巫鸿称他是“中国第一个画废墟的画家”。

    发现葵园之后，许江回到大地。他在葵中发现了自我的况味，也看到了历史。“未来的历史画再也不是去画某一个场景，因为在媒体时代，这个场景已经被摄像机、照相机拍了无数次，不需要你再画。”许江说，“通过这个特殊的、沧桑的葵，我们看到了这一代人，看到了这一代人的历史性，这是历史画。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性是什么？回归东方。看起来我们始终向西，其实是归东。” （李宏宇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