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以后回到天津，有幸见到了邓家驹先生，有了一些接触，也有机会看到先生更多的作品。与邓家驹先生交流的字里行间，我感觉到一种难能可贵的真诚与纯净、朴素与深沉。除了钦佩先生的品格之外，对他的艺术也比以往有了更多的认识。虽然邓家驹先生为人低调，但却掩盖不了他的艺术修养和艺术造诣，先生独树一帜的艺术表现风格，越来越受到世人的瞩目。

邓家驹作品：一树春花

邓家驹先生的作品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其中浓浓的浪漫主义情怀，这不仅体现在西洋小景上，而且在先生描绘的太行山一带风景人物画等其他类型题材作品中也能体会到。像《一树春花》这幅油画作品，那洋洋洒洒的粉白色花瓣和旋转跳跃的笔触立刻给沉闷的黄褐色调的乡村小景带来了无限生机，马上让观者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我想这是先生与生俱来的品质，始终带着一颗天真烂漫的心来观察周围的客观世界。除此之外，在邓家驹先生的作品中反映出来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将厚重与灵动这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奇迹般地融合在了一起。这点反映到绘画作品中，转化成视觉语言我认为主要体现在浓郁温厚的颜色与抒写性灵的笔触这两个方面。

邓家驹先生20世纪60年代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吴作人工作室（现一工作室）毕业，这为他一生的艺术创作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造型基础。在央美注重写实塑造和严谨的学术气氛下，先生对于现实世界中色彩的真实呈现自然不成问题，但是要想画出既符合自然色彩规律又具有个性特点的颜色却并不容易。邓家驹先生运用颜色正如他本人一样，让人感觉宽厚温暖，达到艳而不媚、深沉浓郁的色彩格调。他每幅作品中的色彩变化都非常细腻丰富，仿佛是把纯、灰、冷、暖等多种复杂的色彩点块有序地编织进画面一样，哪怕是暗部颜色倾向的微妙变化都不会大意错过。有些颜色要经过几层色块的层层叠加，底层和表层色彩相互呼应、相互作用形成一种特殊的浑厚质拙的效果。

邓家驹先生用笔松动、概括也是他的绘画表现语言特征之一，画面上看似不经意的笔触，实际上却很有组织层次，这也使得作品中的空间感非常强。与其它写实画家不同的是，先生用笔和色能够做到高度统一，配合着色彩，竟然能够使人感到每一笔都是一个层次，每一个层次都是一个空间。像是先生《秋日》这幅作品中，用几抹松动大块的黄绿色笔触来表现右下角的一簇杂草，不仅勾勒出杂草的自然形态，而且在红薯和瓜之间增加了一个层次，使得前景与后景的空间关系一下拉开了。邓家驹先生的笔触还是对其性灵的表现，先生用笔从来不会对客观对象事无巨细的描摹，而是自然生发写出来的。从早期的轻松浪漫到晚期如金石头般铿锵，去粉饰雕琢之气，种种笔触机制都是他精神世界的外化。

邓家驹作品：秋日

邓家驹先生的具象写实绘画中事实上包含着更多的抽象因素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他更加关注于现实具体对象背后的绘画本体语言，笔触、色彩、结构等等，由此也可以初见先生晚年彩墨画创作的倪端。

邓家驹先生晚期从具象写实油画中脱离出来，创作了大量的彩墨画，让人耳目一新。先生把颜色和笔触的优势加以强化，从油画语言中解放出来，笔触更加的灵动写意、颜色点染的恰到好处。可以说彩墨画是油画语言与水墨语言结合之后的一种新的绘画语言表达形式。和传统水墨画相比，邓家驹先生的彩墨画把传统二维空间变成了三维空间，利用水墨的干湿、浓淡变化来造景，画面中所运用的浓郁色块大大扩展了传统中国画的色彩体系；和油画相比，彩墨画的水性材料特质比油性材料更加灵动，赋有神韵，更加富有中国特色，大大提高了笔和线的表现力。先生在具象绘画方向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表现语言具有很强的当代性。从这个方面来说，邓家驹先生不仅对传统有很好的继承，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位革新者。他在油画与国画，西方与东方之间的语汇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有意韵的绘画语言。

邓家驹2003年在天津迎宾馆创作《漕运图》
邓家驹2003年在人民大会堂创作《漕运图》

邓家驹2003年在天津迎宾馆创作《漕运图》现场

邓家驹2003年在天津迎宾馆创作《漕运图》现场2
邓家驹2003年在天津迎宾馆创作《漕运图》现场

邓家驹上世纪80年代在作品《漕运图》前。
邓家驹上世纪80年代在作品《漕运图》前

邓家驹上世纪90年代在创作《漕运图》时的情景

邓家驹向来宾讲解漕运图
邓家驹向中国驻法大使周觉讲解漕运图

邓家驹先生来到天津工作以后，先后创作了《漕运图》和《皇会图》，在构图上似拙实巧的安排、画面上臻于完美，自然不必多加赘述。单就先生多年来在创作中孜孜以求的态度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对于我们晚辈来说实在是自愧不如。总的来看，邓家驹先生的艺术创作逐渐解构了对客体模仿式的再现，让依附于形的色彩和笔墨独立出来，回归到造型语言的起点。先生在东西方之间的艺术探索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启迪，让我们再次重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为中国具象绘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2014年12月于天津画院

邓家驹在创作《皇会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