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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家驹。
邓家驹作品《开学第一天》。
邓家驹作品《漕运图》。
漕运图局部
漕运图局部
漕运图局部
漕运图局部
郭雅希
2015年9月10日,天津美术馆隆重举办了“岁月·邓家驹美术作品暨文献展座谈会”。这个文献性的展览集中展现了一位80岁的老人,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在艺术上孤独探索的历程。2008年12月22日在天津西洋美术馆举办的邓家驹画展研讨会上,著名山水画家吕云所曾这样说过,“邓家驹把现实主义带给了天津美术学院”。这个“评价”没有错!“把现实主义带给了天津美院”,邓家驹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
上世纪60年代邓家驹从中央美院毕业,在他还不是教师身份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位知名画家了。他不仅以“现实主义”知名,他在任教时传授的也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当然,他也把他在中央美院那里的一批老师的现实主义创作观、苏式的油画表现、严谨的校风带入了天津美院。
现实主义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现实主义是指一种创作方法,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过。狭义的现实主义是指一种思潮,这一“思潮”流行于19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的法国和欧洲各国,与哲学上孔德的唯实论、马克思的唯物论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的小说紧密相关。现实主义(Realism)这个词的本意是“现实至上”、“崇尚真实”。其特征是客观性、典型性和通俗性。“客观”即真实,“典型”即提炼、概括,“通俗”即不晦涩、简明易懂、有广泛的接收面。从美术史的角度看,作为“思潮”的现实主义源于法国的库尔贝、米勒和杜米埃,将现实主义进一步推向高潮的是俄国的巡回画派。在“冷战”时期,现实主义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标志,以苏联、中国、朝鲜、越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极力倡导现实主义,以美国、法国和欧洲各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极力倡导现代主义——抽象艺术和抽象表现主义。中国的现实主义就是在“冷战”时期,主要受到了俄国巡回画派和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了上世纪50年代在中央美院举办的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以及留苏的学子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1954年,19岁的邓家驹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当时他的老师主要有:从苏联请来的专家,在法国和比利时留学归来的徐悲鸿、吴作人,还有董希文、王式廓、艾中信、李斛、韦启美等。1960年,邓家驹从吴作人画室毕业,被分配到中国戏曲学院舞美系教书。同年,调入河北美术学院任教(天津美院前身)。上世纪70年代初,调入红太阳展览馆(天津历史博物馆前身)从事创作,80年代中后期调入天津画院。邓家驹虽然没有在苏联留学,也没有参加过“马训班”,但也间接地受到了“苏派”的影响,他的画风有明显的“苏派”特征,当然也有独到的民族化的探索。
在今天的美术界,虽然现实主义早已不是主流,更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了,但是无论哪个时代都不能没有现实主义,因为现实主义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所有的时代都需要的。我以为所有的艺术都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即:技道、艺道、人道、天道。学院派的教学为“技道”;注重“语言”的创新和探索为“艺道”,如毕加索、马蒂斯;注重人文关怀,注重对社会、对人性和历史问题的揭示为“人道”;从上帝和宇宙的视角看世界为“天道”,如梵高、塞尚。因为艺术不能没有“人道”,所以艺术不能没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之所以重要,除了它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有对历史、对社会的深情关注和丰厚的人文内涵。所以,在“文革”之后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伤痕”的批判现实主义、乡土现实主义,90年代又出现了玩世现实主义。实际上,无论是“批判的”、“乡土的”、“玩世的”、“浪漫的”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经典现实主义,二是附庸现实主义。经典的现实主义,可以看到有人格的坚守、有自我独到视角的发现和对真实事件及真实存在的揭示,有开拓性的认识和表现,有对时尚、流行、世俗功名利禄的无视和超越,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如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秦征的《家》、邓家驹的《开学第一天》和《漕运图》等。附庸的现实主义是没有个人主见的、迎合的、紧跟形势的、口号式的,甚至是歪曲事实的,这种“现实主义”严格地说不属于现实主义,是宣传画。希特勒时期有,前苏联有,朝鲜有,中国也有。
邓家驹的代表作《开学第一天》和《漕运图》明显地属于前者。1959至1960年,邓家驹在创作的《开学第一天》的时候,正是1957年“整风”、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中央美院揭批“江丰反党集团”,董希文、彦涵、秦征等被划成“右派”;1960年,林彪提出“突出政治”“毛泽东思想挂帅”;美术创作无视生活、口号化、概念化的画风形成“时尚”,邓家驹没有被“时尚”所扰,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以真诚、质朴的情感,深入体验生活的创作态度,用在中央美院学到的扎实过硬的绘画技能与“时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成为当时具有前瞻性的表现山区“希望工程”的一个孤独探索的重要案例。
《漕运图》创作于1980至1984年,这个时期中国美术界先后流行过“伤痕美术”、“乡土美术”、“形式主义”思潮。创作《开学第一天》的邓家驹曾因没有按照“大跃进”的要求,程式化、概念化地创作,被打成了“右派”。极左时期终于结束了,艺术家终于可以自由地创作了,于是,邓家驹摆脱了“主题先行”创作的“套路”,借助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过十几年,比较熟悉天津历史文化并掌握大量珍贵史料的优势,选定了1793年,清乾隆年间,天津三岔河口,英王特使马卡尔尼出访中国的这一与当时“时尚”无关,但与天津文化、与中国近代文化紧密相关,同样又有着前瞻性的“面向世界”的重要事件。正是因为中国经历了这个“事件”才有了封建社会在天津的开埠,才有了洋务运动,才有了走向世界的近代文明的觉醒。
从《开学第一天》到《漕运图》我们可以看到邓家驹的独立人格、独到的视角、对真实事件和真实存在的揭示、开拓性的认识和表现、对“时尚”的无视和超越以及使命感和责任感驱使,正是这样,这两件作品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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