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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自18世纪以来,写实主义作品不乏其数。随着现当代艺术史学,理论地不断进化,写实主义也逐渐沉淀成一种传统的表现手法。本身写实主义一词在文化的不同领域中有许多不同的含义,代表了许多文明不同的文化思潮,创作流派或理念。一般可以被广义的解读为“摒弃理想化的想象,主张深入观察事物的外表”。在西方艺术、戏剧和文学领域中,多代表19世纪的思潮运动--受启蒙运动思潮影响,主张将社会生活融入文化之中,反映社会现状的文化运动思潮。
而在绘画领域,除了创作流派,“写实主义”一词还被用作表达一种创作原则和方法。即艺术家着重描绘一个真实存在的物质,而非抽象或符号化的内容。至于这个“物质”本身,可以是真实存在,也可以是想象之中的。同为写实艺术家的唐伟民和顾天龙,就很好的展现了“写实主义”这个“殊途同归”的艺术概念。
唐伟民倾向于浪漫主义。科班出身的唐伟民选择用肖像画这一直截了当的绘画形式表现他心目中的自由之地,西藏。伦勃朗式的用光构图,古典主义的透视法则逐渐铺开,逐渐构成充满戏剧冲突的一副沉默的肖像画。穿着夸张的异域服饰,明显的藏族装饰,美丽的少女遗世独立站在画中,顾盼生辉。
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肖像画原有的记录意义被摄影取代。为了与简单的纪录区分开,肖像画的价值和意义开始着重于情感与“特殊性”的挖掘。黑格尔就提出过“特征说“,主要是指内容,另一个就是形象和作品中的形式及表现方式,作品的内容必须通过具有个性的形象细节来表现。这一点在如今的肖像创作中显得格外重要,《美学》对此有非常清晰的解释:“美的要素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在的,即内容,另一种是外在的,即内容所借以显出意蕴和特征的东西。内在的显现为外在的,就借着外在的,人才可以认识内在的,因为外在的从他本身之引导到内在的。”在唐伟民的作品中这一特殊性很直白的体现在了少数民族美丽少女的身上。不同于大部分肖像画,唐伟民的这位谬斯是一个精神领域对于美好的完美幻想。没有风霜的洗礼,没有困苦的消磨,没有岁月的痕迹,这位藏族少女可以说是站在艺术家精神神殿的女神。她代表的是艺术家对于西藏近乎宗教性的崇拜,她所有的高贵的姿态,清澈的表情和异域风情的神秘感都是艺术家对心中“至善至美”追求的映射。也因此在写实主义手法之上,与上文提到的“现实主义”区分开,带着浓重的浪漫主义气息。
另一位参展艺术家顾天龙,离开小学任教的工作后不断修炼雕琢其艺术技巧,遇恩师崔小冬老师,最终到达了一个专业写实油画家也难以到达的程度。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顾天龙的作品除了写实主义的表现和创作手法,更有“现实主义”的解读可能。出于英文翻译的原因,在这里的“现实主义”其实和上文提到的“写实主义”实际上来源于同一个词语,Realism。之所以在这里改称为“现实主义”是为了着重突出其主张表现社会底层人物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的特征,也是许多人理解中的所谓具有批判性质的写实主义思潮。如上文所说,“现实主义”反对当时主流的历史、宗教、神话内容,反对追求抽象理想的浪漫主义,迫切要求现实的客观认识,以及现实所反映的现实主义问题,客观的看待现实社会。“现实主义”代表艺术家Courbe(库尔贝)就曾经说过:“我不会画天使,因为我也没有见过他。”在创作特点方面突出细节,突出典型形象,描写现实,尤其是对于底层“小人物”的临摹。
顾天龙本次的作品涉及《乌金淘客》和《西藏》两个系列,前者主要描绘社会底层人物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体现了有批判性的写实主义思潮。后者则延续了画者以人物为主体厚重感背景的风格,无论‘乌金淘客’系列还是‘西藏’系列,顾天龙都将写实主义,以浓烈的笔法融入文化,反应社会。乌金淘客系列对人物肢体动作,衣服的材质和褶皱,泥浆的水泡等细节都极尽描绘,塑造了洗煤工困苦但又坚韧的形象。洗煤工这一职业,就是一个被人们看不见的底层人民生活,尤其对于能够常常欣赏艺术的大城市居民来说,很多人都不知道在远方,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每天用最原始的办法劳作着。西藏系列中偏暗的色调,金属的工业配色营造出一股无声的安谧。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与论现实的审美关系》一文中提出了“美是生活”的著名论断。顾天龙显然是更喜欢挖掘生活中的美的。我们不难发现,在乌金淘客系列之中,许多主视觉人物都是背对观众,或低着头,好似可以回避观赏者的直视。他想要表现的是健康的身体在夕阳下的坦然。属于劳动者的勤劳与简单,没有自怨自哀、贪婪和精神自虐的城市病,早起而出,日落而归的简单。
对于美学的不同定义让艺术家们有不同的创作理念,有人偏爱印象派跳跃的色彩,有人偏爱古典主义充满神话色彩的高雅,也有人偏爱波普艺术的直率。同样是对于美的追求,顾天龙更爱现实主义的美,而唐伟民更爱浪漫主义的美。他们对于美的追求各不相同,却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类似的题材和表现手法。对他们来说,美的追求,终究殊途同归。(作者 高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