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对西方经典传统绘画如迷如狂的学习继承，到东方文化与西方思考的时代精神中，再到当代艺术思潮与传统经典风尚的诠释中，赵开霖这二三十年在西方生活、学习、考察、合作的一系列体验里,在跟国际市场的对话中，视野不断开阔，一直关注着精神与思想的自我意识，寻求新的语言。他站在西方，似乎游于外，其实也一直在思考着艺术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在近日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赵开霖说：“虽然我生活在海外多年，照理来说这些东西会慢慢淡去。其实反之，当我们离开喧嚣的中国社会，和传统母体文化越远的时候，中国传统的情绪是会越来越清晰，解读越来越深刻，这完全是由于年龄和经历造成的。”对于自己对写实主义油画的坚守，他表示那是他个人化的情结，“是在坚守一片纯净之地。艺术会随时代而变化，但心底的那方纯净并不会变化。”

　　创作中的赵开霖

　　澎湃新闻：想先请你介绍一下从事写实油画的创作之路?

　　赵开霖：我的绘画是从儿童时期开始的，成为职业画家已经有30多年。油画源于欧洲，是个舶来品，在中国有100年上下的历史。我们这个年龄的油画家，在中国应该说是第三代或者第四代。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和师长们，有一部分接受过西方油画的正统训练，早年是赴法国，1950年代以后是留学俄罗斯。因此我们所接受的训练和影响，在艺术上相对是多层面的。

　　进入1980年代以后，文化的开放，使得我们接受西方的东西变得更加直接了，也给我们提供了走出国门的可能，到大师的故乡、西方油画的源头去寻访、学习、考察。

　　对我个人而言，走向写实油画的道路，纯粹是个人的内心情结所致。我的绘画手法属于传统油画里的写实主义风格，捕捉非常真实的情感、生活中的人或物，然后加以主观的表达、创作、再提炼。

　《故园》，128 x 132 cm

　　澎湃新闻：你笔下作品中的女孩，重意境与情感的抒写，又有诗意的内在性，这样的风格与写实性似乎矛盾，然而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你是如何寻找到这样的风格?

　　赵开霖：我是受着比较传统的中国文化长大的，从小就在我心里埋藏了那些种子，它们成为我一生的生命载体。绘画这种专业基本上是由外而内的思考，体味的多，感触的多。我的家乡地处于安徽南部，还算是人杰地灵，所以从小就有比较深的江南传统文化情结，有着耳濡目染的成长过程。所以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绘画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是天生的。风格的问题大部分都是由基因和内心的情结造成的，有一部分是后天训练形成的。

　　我的画面中常出现的背景，是我从小就建立的一种情怀。这些情怀来自我的阅读、身边接触的家庭以及社会，我身上或多或少带着典型的江南情结和传统中国的内涵。

　　虽然我生活在海外多年，照理来说这些东西会慢慢淡去。其实反之，当我们离开喧嚣的中国社会，和传统母体文化越远的时候，中国传统的情绪是会越来越清晰，解读越来越深刻，这完全是由于年龄和经历造成的。

《女儿的情怀系列之二》，111.8 x 122 cm

　　澎湃新闻：你的创作与你个人的记忆有关系吗?

　　赵开霖：一些亭台水榭、美女如云的画面背景，表现了明晚期或清早期的情境，是想象中或是历史上的中国贵族生活场景，这是我们的市井百姓们在这几百年的社会文化中所广为流传的，也是一种人们对传统宫廷、达官文化的青睐。

　　我从历史史料和小说的阅读中了解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气息，那种庭院深深、鸟语花香，非常诗性和充满浪漫的、文人气息的景象。

　　同时，我的作品大都是女性人物，这些画面中的女孩并不泛指某一个，她代表某一个时代或一个环境一个意境。这是一种遥远的寄托，承载着很多抽象的情感。

《宁静的瞬间》，91.5 x 106.7 cm

　　澎湃新闻：你的生活跨越东方和西方，从中国去了瑞典，随后又去了美国，这些经历对您艺术的影响?

　　赵开霖：这几十年的起承转合，我觉得特别像一个连续剧，成长环境非常戏剧性。80年代之前的中国文化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今天有很大差异。我是60年代出生的，所以20多岁时，非常期盼有机会去见识一下西方，朝圣敬仰已久的大师原作，我还算幸运，90年代初就有机会去了瑞典，也是源于当时在北京的一次个人展览。

　　同时我也希望更广阔地了解和学习欧洲的艺术，所以那时去法国、英国、意大利、丹麦、土耳其游历考察，看到了很多我敬仰和追随的大师原作，我内心的触动无以言表，那一刻感觉自己很渺小。

　　北欧跟东方的社会文化差异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去的那个年代，90%以上的北欧人没有来过中国。我曾经问过他们，你们了解中国什么，他们说知道中国历史、天安门还有长城。这基本上等于不太了解。但通过我们的交流，建立了从艺术到生活的朋友关系，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文化和历史介绍给欧洲人。

　　我的绘画内容恰恰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的东西，而表达方式又是西方写实主义手法，所以他们有一些耳目一新的感觉。在这样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上，我获得了来自收藏家和社会的许多积极的反馈和鼓励。

《梦回大唐》，142 x 148 cm

　　澎湃新闻：美国跟欧洲有点不一样的，你到了美国之后有什么变化吗?

　　赵开霖：今天的美国人更开放、更包容，他们对艺术、多民族的东西很尊重。美国本身没有什么历史和文化的沉淀，是多民族的文化聚集社会，大家都懂得去尊重文化，留下很多人才和优秀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美国能看到文化和社会的开放。身处这种开放的环境, 我也习惯于容纳和汲取优秀的多民族文化和艺术，包括经典传统和当代时尚。

　　澎湃新闻：从东方到西方，有没有遇到过在绘画观念上的差别而导致的不适应?

　　赵开霖：有的，冲击很大。我们刚来的时候眼花缭乱，新环境与传统的继承和信仰有很大冲突。我们在国内时，当代艺术刚处于一个萌芽时期，带有很强的自身社会痕迹和模仿性。到了欧美以后，我接触了很多当代的西方艺术，试图努力寻找解读的方式，但是这需要时间和调试。

　　西方的当代艺术，在战后几十年里已发展得非常迅猛，伴随着西方科技的文明，他们的当代艺术已经走得很远了。我努力尝试着打开思想、开放眼界，积极去解读和吸收。

　《短暂的春天时光》，76 x 91 cm

　　澎湃新闻：对中国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你怎么看?包括对当下中国的写实油画

　　赵开霖：现在比较成功的写实主义艺术家，他们长期以来积累了很深的生活灵感和表达能力，也具备了完整的思想和优秀的眼睛，他们是中国近几十年来出色而有才华的一批。所以我并不担忧写实主义绘画很快会消亡这种说法。虽然时代的演进非常快速，但人们的记忆和热情依然在内心流淌。

　　我想再过20年，这代写实主义绘画的好手，可能会渐渐消失，这种现实表明了时间和历史、时代和风格的演变，是非常自然的客观规律，如果我站在这个角度看中国写实主义绘画，我又会觉得非常矛盾。但换句话说，这就是时代造就了我们不同阶段的文明，应该是一种进步。

　　现实主义绘画与写实主义绘画技巧是相近的，但反映的内容不同。现实主义绘画多反映时代性、历史性事件，我们一般叫纪实的现实，它基本来源于19世纪俄罗斯的巡回画派，其内容大部分来自于革命、战争、人性的丑与欢乐等等。而对于我们来说，80年代以后，由于时代的改变，这类题材在中国几乎不存在，历史条件也不同，所以现实主义绘画作为影响中国早期油画的一种风格，已经走入了历史。

　《蓝色肖像》，132 x 147.3 cm

　　澎湃新闻：欧美艺术界很多艺术家已放弃写实而注重观念，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同时，在你眼里，架上绘画和观念艺术的关系。

　　赵开霖：这是一个新话题，中国艺术家跟中国的其他行业有相似之处，同样都存在着生存上的慌张的状态。这个慌张的产生跟我们今天科技化的进程有关系。如果说西方，特别是美国在领先性创造性的高科技发展发面不是如此迅猛的话，中国人或许不会这么在意。

　　年轻艺术家这一代，跟当代艺术的关系极大，尤其是互联网、国际上各种展会，尤其是新型的创造力的涌入，让每一位从事艺术的人坐立不安。而我的脑子里装的很多东西，跟当代的艺术和理念有关系，希望我接受新的思想、新的事物、新的文化元素的时候，能放下以往的传统的包袱。在这样反差的一种新形式下，我们如何放下负担，是对中国写实主义艺术家的普遍的挑战，如何保持一种积极的想象、冲动和欲望，是一次严格的拷问。

　　当代艺术，我觉得，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文型态及高科技形成的一个混合产物，科技和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当代艺术的活跃程度和创造力就越高。像美国、德国、英国，他们今天当代艺术的发展和创作，是走在前列的，而法国却不如此。有人会疑问，法国不曾是一个艺术先锋的国度吗?这就是艺术与高度科技文明和创新经济发展的关系。

　　《雪雁》，106.7 x 132 cm

　　从形式上来说，我们是在追寻西方，这与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我们的现当代艺术起步很晚，而西方六七十年代就开始实验艺术、影像艺术，而那时我们只知表现主义、抽象主义，所以我们现在紧锣密鼓地去超越，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心情是复杂的，但这也说明了我们开放的思维。我们今天的开放，肯定不会像40年以前艺术上的盲目、无知和盲从，所以这也是中国建立自己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做属于自己的民族艺术，否则我们的当代艺术的艺术语言的纯粹性，会受到新的质疑和影响。架上绘画在中国依然会保持热度并受到人们的爱戴，这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民族的精神所决定的。所以在艺术上，没有赶和超，没有先和后的问题。艺术不是技术，不是手段;是观念，是语言，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表达方式。（作者陆林汉）

来源:澎湃新闻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