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梵高油画村 住着99%半路出家画工

　　天津美术网讯 最近一部通篇用油画拍摄的电影，

　　《至爱梵高 · 星空之谜》在朋友圈刷屏了。

　　无数文艺青年趋之若鹜，

　　顶礼膜拜心中的艺术偶像。

　　一个生前只卖出一幅作品，

　　靠弟弟供养的社会“loser”，

　　最终亲手了结自己短暂的生命。

　　他绝想不到在164年后今天，

　　他会成为全世界的超级“IP”，

　　这个人便是文森特·梵高。

　　这位穷困潦倒一生的艺术大师可能也想不到，

　　21世纪的今天无数人会以他为“生”，

　　博物馆、纪念品、复制油画……

　　而另一方面，

　　世人可能并不知道，

　　在荷兰梵高博物馆旁的纪念品店里售出的仿制油画，

　　大部分都来自中国深圳的一个偏远小乡村：大芬村。

　　[一]

　　大芬村本只是个穷困的客家小村落，

　　占地0.4平方公里，

　　原住村民300余人。

　　上世纪80年代村民仍靠种田为生。

　　但因杂草从生、污水遍地，

　　这里被俗称为“大粪村”。

　　但在1989年，

　　“大粪村”的命运被从此改写。

　　一个名叫黄江的香港画商因房租高涨，

　　带着20多位画师从黄贝岭移师大芬村，

　　从复制和出口西方的知名油画起步，

　　而就是这次偶然的机会，

　　使得大芬村成为了“中国油画第一村”。

　　大芬村距离深圳布吉镇只有三公里，

　　被两条交叉的主干道裹夹，

　　周围挤满了商铺、餐馆和旅舍。

　　马路边的建筑上挂着张巨幅海报：

　　“世界油画，中国大芬”。

　　而村口的巨型画板上则写着“大芬油画村”，

　　一座手执画笔的雕塑会让你误以为到了798。

　　村子里除了三条短街，

　　便是横纵分列的小巷，

　　到处都是绘画工作室和画廊。

　　沿着狭窄的街巷溜达，

　　不到2小时就能逛完整个村子。

　　很难想象，

　　在中国的这个偏远村庄。

　　会展现出另一种腔调的西方艺术。

　　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画出了全世界将近60%的油画。

　　每年生产和销售的油画达100多万张，

　　年出口创汇3000多万元。

　　大芬村用了20年的时间，

　　终于不再是那个贫瘠穷困的“大粪村”了。

　　[二]

　　一个小学文凭的农民，

　　半天时间可以画出一幅世界名画。

　　你可能会难以置信，

　　但这却是大芬村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黄江最初收了几十个学生，

　　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

　　没有任何绘画基础，

　　艺术对他们来说很遥远，还有些神秘。

　　他从调色、用笔开始教，之后是临摹，

　　培训一到两个月就开始上手画了。

　　这些学生熟练以后，

　　有的叫上家人和老乡来一起学画，

　　有的后来还收了徒弟，继续传播。

　　到现在可能有六到七代画工，

　　形成了一个有几十万人的油画工业。

　　一幅名画通常几人分工完成，

　　每个人都只专职画其中一部分。

　　比如最受欢迎的《梵高自画像》，

　　由五人完成，眼睛由一人承包。

　　这种流水线模式使工人画得很熟练，

　　而一幅《梵高自画像》在职业画家手中，

　　至少要一天多的时间完成，

　　但在大芬村的画工手里，

　　一天可以画出十几幅。

　　而这样一幅“行画”，

　　售价通常只有几十块。

　　这里约有万名画工，

　　夜以继日地赶制着世界名画，

　　销往全国各地，全球各地，

　　而他们画的最多的就是梵高。

　　你可能也很难相信，

　　在阿姆斯特丹博物馆的广场中，

　　摆放在玻璃橱窗内的《向日葵》仿作，

　　同样出自这个偏僻村庄的画工之手。

　　[三]

　　在大芬的油画生产者们，

　　按照绘画水品的高低被分为：

　　画工、画师和画家，

　　这三类人呈金字塔形分布。

　　画家卖原创产品，

　　画工制作山寨名画。

　　无疑画工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

　　他们被画廊雇佣或接受画商订单作画，

　　靠的是“走量”，

　　收购价常被压得很低。

　　经过层层倒手和漫长的运输后，

　　画作最终出现在国内各地和海外画廊中。

　　大芬村和众多艺术区一样，

　　艺术与财富的光环，

　　引得大江南北的谋生人群慕名而来。

　　为了艺术，也为了生存。

　　英国画家大卫在咖啡厅表演，

　　他在大芬村已经呆了近十年。

　　诗诗之前从事销售行业，

　　突然有一天她觉得，

　　自己不能再继续这样的生活了，

　　便在大芬租了一个墙面，

　　一边画画一边卖服饰。

　　画家陈鸣婵正在自己的画室里作画，

　　她在四十岁实现了财务自由后才开始学画画，

　　不需要将画画当作生计，

　　她更愿意画自己喜欢的风格。

　　50岁的李红民从1991年开始，

　　就来到大芬村附近做画工，

　　见证了大芬油画村的完整发展历程。

　　来自梅州的朱新明是墙壁“画工”，

　　1996年，21岁的他跟着叔叔学画画。

　　每月靠卖订单画，收入低则七八千，多则两万多。

　　有时候他画不过来，就会找同行帮忙。

　　在这些“画家”中，

　　有的画了一辈子的梵高，

　　有的开始追求原创之路，

　　有的功成名就，也有的穷困潦倒；

　　有的深深地扎根于此，

　　有的则在一两年后随风飘散，漂泊天涯。

　　但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画，不断地画。

　　他们笔下，不仅是色彩和颜料，

　　更浓缩了时代发展的印记。

　　[四]

　　无可否认的是，

　　大芬村里仍生活着大量最底层的画工，

　　他们曾经是画厂里没日没夜干活的工蚁，

　　用一幅幅复制油画换取微薄的薪水。

　　但随着大芬村行业的聚集和饱和，

　　随着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画厂模式在大芬村注逐渐被淘汰，

　　流水线模式在带来高速和低价的同时，

　　也让大芬村一度被贴上了“山寨”、“低廉”的标签。

　　为了留住和扶持原创画家，

　　大芬村“软硬兼施”：

　　为画家、画工兴建公共租赁住房；

　　建成全国首个美术产业园区配套美术馆，

　　携手中国美协每年举办油画展，

　　定期组织原创画家外出采风，

　　……

　　这个曾经的高仿村正在拼命改变，

　　而底层画工们的命运，

　　也将被时代的巨手频频改写。

　　在大芬村，“艺术”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作为生存工具的“艺术”，

　　是日夜重复的笔触和相似的构图；

　　另一种则是作为爱好和追求的“艺术”，

　　奢侈而脆弱，需要艰难供养才不至于失去。

　　在狭窄的巷道中，

　　在弥漫颜料气味的画室里，

　　即便是色彩艳丽的油画，

　　也填充不了贫瘠的生活。

　　于是“中国梵高”们在眼前的画布上，

　　又添上了一笔。

　　每一笔，都离艺术更近，

　　却又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