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仲华:我怎样写画家——关于《画里画外》
杜仲华新著《画里画外》书影。
杜仲华与画家张胜、马惠武、载庸、沙志国以及马竞、马明、康乐等庆祝《画里画外》出版发行。
我怎样写画家——关于《画里画外》
杜仲华
我的新书《画里画外》近日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最近十年来我对55位天津本土作家、学者、书画家和演艺人士的深度訪谈文章,其中,画家又占很大比重。为啥写画家多呢?因为我也喜欢绘画,学过绘画,与画家有共同语言,写作中不至于说外行话。
我写的第一篇画家专访,是1984年10月,我刚刚调入今晚报社时,到北京采访中国美术馆馆长、雕塑家刘开渠的文章《雕塑永恒之美》。其后,又陆续采访了李可染、吴冠中、黄胄、范曾、李琦、华君武、丁聪等艺术大家。而我对本土画家的采访更方便、也更多一些,尤其是2008年以来,我在今晚报“老杜名人工作室”发表的对本土画家的深度访谈文章。本书收录的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我写画家,力求形象生动,深入浅出,使读者于字里行间,感受到人物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既有人生经历的描述,又有艺术成就的概括。因为报纸上的文章与学术杂志不同,是面向普罗大众的,是大众想了解的画家,而非专业人士眼中的画家。
怎样让自己笔下的画家更生动传神,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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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征先生阅读杜仲华新著《画里画外》。
写艺术,也写人生
写画家,主要是写其艺术理念、艺术追求和艺术成就;同时也必然会涉及其人生经历。因为,画家风格的形成,以及对某一特定画种、特定题材的偏爱,不仅取决于画家的人生观和艺术观,也取决于独特的人生经历。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身世完全相同的两个画家。这也是人物写作不应重复和雷同的原因所在。为何萧朗笔下的禽鸟草虫灵动帅巧、生趣盎然,成为花鸟大家王雪涛艺术最成功的继承者和革新者?一个重要原因,与他在广西农村的长期观察、写生不无关系。为何何家英以清纯优雅的工笔少女形象名滿天下?他的回答极其坦率:“历来的中外画家都偏爱女性形象,我年轻时就很喜爱和欣赏漂亮清纯的女孩,这或许是人的一种天性,或许与我的气质个性都有一定关系吧!”为何霍春阳的花鸟纯净简约、清幽雅致、充满禅意,被誉为“当代逸品”?因为他极其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学养和修炼,有过“十年苦读,半部《论语》定根基”的经历。为何贾广健偏爱表现溪塘、莲藕、荷花、禽鸟,开当代花鸟画新风?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农民后代,“一个在朴素的充满野趣的农村中长大的孩子,比城里的孩子的更能成就一个画家。不管他走到哪里,心中总有一方净土。”每个画家的成功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就是人生经历(包括机遇),就是学习和修炼,“果”就是风格和成就。写画家,就要写出这样的因果关系,给人以借鉴和启示;同时,由于写了人物经历,便会增添故事性,使人读来饶有兴味。
刘鑫先生阅读杜仲华新著《画里画外》。
普及一点美术知识
正如前文所述,纸媒上的画家訪谈,是面对普通读者、而非专业人士的,因此,除了介绍其人其画外,还兼有普及美术知识的功能。我在采访时任天津美院院长、现代艺术的实验者邓国源时,首先面临的是如何理解和看待西方流行的“现代艺术“问题。如果作者自身都对此不甚了了,又如何对读者说清楚?记者知识面再宽,也会存在短板,很多时候都须放下身段,不耻下问。为此,我自己先做了一点功课,查阅了有关”现代艺术“的资料,其中,维基百科是这样解释的:“艺术原本的目的在于真实地再现某个主体,然而摄影的发明让艺术的写实功能相形见绌,于是便出现了新的艺术路线,而通常作品变得越来越抽象。”在采访邓国源时,我请他进一步阐述了他对“现代艺术”的理解。他说,中国人看画的习惯,首先是“像不像”,能否看懂;欧美人则善于从观念上和画家的个性上理解现代艺术。其实中国画本身就有一定的抽象性,毕加索、马蒂斯等西方现代派大师都受过东方艺术的影响。这说明东西方艺术是可以相互借鉴和兼容的”。例如他的“装置艺术”, 在截成一段段的树干上插满玻璃试管,里面栽种着植物嫩芽。什么意思呢?见我一脸懵懂的表情,他这样解释道:“一棵大树被砍断后,留下人为破坏的痕迹。试管是实验室的象征,意在为大树重新注入营养,促其重生。我想借此对今天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拷问和反思。”就这样,采访结束时,我对“现代艺术”便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和了解,然后用通俗的语言传达给读者。
女画家曹雪蓉阅读杜仲华新著《画里画外》。
给读者一点“画面感”
文字与画面不同,画面直接诉诸受众的视觉感受,而文字必须通过读者的想象转换成”画面“。所以,设法让文章里多一点想象,多一点画面感,是避免文章枯燥、吸引读者眼球的必要手段。譬如,2012年,大冯在北京画院举办了一场《四驾马车——冯骥才绘画、文学、文化保护与艺术教育展览》,对他七十年的人生与半个世纪的艺术进行了系统回顾与总结。如何在文章的一开始,便给读者一个”画面“呢?我是这样想象和描述的:“最初听到大冯关于’四驾马车’的创意时,脑海中立即浮现出这样一组画面:一棵大树,根深叶茂,虽经风雨侵袭,却岿然不动,历久弥坚。大树下,七十初度的大冯神情专注地审视着每个一片枝叶,每一颗果实,然后让助手搬来一架梯子,他径直攀上树顶,精心修剪着,选择着,将他认为最有价值、最有代表性的东西采摘下来,安置到他的四驾马车上……”如此一来,就比讲述他将展出多少幅画作、多少本文学作品和多少件图片、手稿等等,要显得形象一点、有趣一点。
还有一种写法,从对画家作品的描述入手。例如我写油画家王立宪时,是这样开头的:“一位头扎白毛巾的老家正在犁地。地平线上,夕阳的余晖即将退去,大地笼罩在一片暗红色的暮蔼中。画家给我们看的是老农的背影,他显然已身心疲惫,却要在日落前,把最后一滴汗水浇灌在自己的土地上。第一次看到王立宪的这幅《土地》时,眼前立即浮现出十九世纪末法国画家米勒的《拾穗》和《晚钟》。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历来是中外画家们乐于表现的题材……”。就这样,一开始便将你带入画家所营造的艺术境界中,然后由画及人,娓娓道来。
艺术家、收藏家杨议祝贺杜仲华新著《画里画外》出版发行。
新闻+文学的尝试
做为一个“资深”媒体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在多年的新闻写作中,总是希望借鉴文学的某些手法,来增强文章的吸引力和可读性。虽然新闻作品受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要求,不能象文学作品那样充满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和虚构,但适当运用某些文学笔法总是允许的。记得早年我在写人物时,曾使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引起过同行质疑:新闻怎能这么写呢?而我写了,也发表了,自认为效果还不错,至少是一种“创新”。在这本《画里画外》中,新闻+文学的尝试亦不罕见。例如对画家形象的白描式勾勒:“从外貌到衣着,邓国源都显得很质朴,面目清瘦,光头,人还未老,脑门上就刻上几道皱纹;尤其蹲在院落里在一段树干上摆弄他的‘装置艺术’时,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农。而经他手创作的现代艺术作品,却常常惊世骇俗,十分前卫,被国人视为另类。”“人说‘画如其人’,看过张运河那质朴厚重恢宏大气的山水画,再看他本人的个性和气质,便会对此深信不疑。与人们传统观念中的画家不同,他体魄粗壮健硕,面呈古铜颜色,言谈举止间,少了些文人的儒雅清秀,多了几分平民的粗犷、朴实和率真。”
还有对采访环境的描写:“采访在萧老的客厅‘萍香阁’进行。大约二十年前,记者首访萧老,写下一篇小文《萧朗和他的花鸟鱼虫》,老人记忆犹新,’你那篇文章说得好,我是’戴着镣铐跳舞’!交谈声仿佛激活了阳台上的小鸟,最初是伴着主人的谈话低声呢喃,不知何时忽然撒起欢儿来,像是展开了一场歌手大PK,其声婉转悦耳,大有喧宾夺主之势。视线被鸟儿的啼啭所吸引,但见阳台上花木摇曳,修竹婆娑,两只玉鸟与一群黄雀正抖动美丽的羽翅,争强斗胜,使有限的空间里充满无限生机……”通过这段描写,让读者产生这样的联想;萧老一生历尽坎坷,侍奉丹青,不就是在与大千世界花鸟鱼虫的亲密接触中,不断探索和发现着艺术真谛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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