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出纸素——大英博物馆藏宋徽宗赵佶《写生翎毛图》探微

文章来源:美术报时间:2020-07-04 21:53

宋徽宗赵佶《写生翎毛图》

宋徽宗赵佶《写生翎毛图》（局部）

　　近期，大英博物馆全面更新升级线上馆藏检索系统，观众可以在其官网免费“参观”近450万件珍贵藏品，图档共计190万张，搜索更直观，图像清晰度更高。其中有一幅宋徽宗名下的《写生翎毛图》（Gardenia and Lichee with Birds）格外吸引关注，这是该手卷首次以全图的方式呈现在世人眼前。

　　在中国书画史上，宋徽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他是历史上有名的亡国之君，但在艺术上他被公认为少有的艺术天才，一位皇帝虽然丢了江山，却在书画史上青史留名，重重地写下了自己的一笔，不仅在历代皇帝中出类拔萃，也赢得了后世书画家们的尊重，真是“江山不幸艺术幸”。

　　在宋徽宗诞辰（一说为五月初五，应为十月初十）来临之际，本报特约请3位美术史研究者，从《写生翎毛图》说开去，一探这位传奇帝王的艺术人生。

赵佶《写生翎毛图》卷现身

荷丰阁

　　近日，田洪兄发来几张图，看到后极为震惊，这应该是本年度最震撼的图片了，虽然今年尚未过去一半，但几乎可以肯定，再没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事了。距离上次的新发现已经过去快两年，想不到还能出现新的赵佶作品，而且是画作，并且是大开门的——赵佶《写生翎毛图》卷。

　　其实已经不算新发现，早在十年前，就知道大英博物馆有这件东西，仅一张局部小图，题签什么的完全没图，当时并不看好它，从画面看，章法不高明，杂乱得很，鸟儿身体很大，过于靠近边缘，应该被裁掉了很大一部分。当时认为是明画，且不知道如何被定为徽宗作品的，大英博物馆官网介绍中标注为“明代作品，题签大概是20世纪所伪造”，在全图出来之前，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才知道是个近3米的长卷，边缘是被裱边所遮盖，并没有被裁切，露出来的本幅大概25.5cm（被遮盖的部分应该还在），原高度应在26-27cm——又是一个全幅绢折半的例子。

　　田兄发来的是幻灯片的扫描图，是其恩师傅申先生上世纪80年代时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国部主任期间，在大英博物馆所摄，135的小底片，熠熠光华几欲冲出画面。

　　作品系绢本，纵约25.5cm，横281cm（含隔水），本幅横约267cm。后世裱边遮盖，应该不缺。钤盖双龙方印。用笔精到，气息非常熟悉，大开门，不能再开得更大了，熟悉宋画的应该马上意识到，真迹出现了。

　　题签直接题于隔水而不加签条，尚是早期装裱格式，大概在大观末政和初。而且“御画某某图”这样的格式从未见过，是新的发现，很有意思。金英秋禽应该也是这样的签题，可惜原隔水已经不见了，被换上了金章宗的签。《写生翎毛图》保留着宣和原装，一定未入高宗内府。

　　卷末题“御笔”，有御书印及花押。花押很长，纵横比为所见最大。形态上跟《唐十八学士图》很像，最后一笔拉到一大半还要特意扭一下再继续拉，也说明了创作时间大概在大观政和间。

　　而且从目前的图来看，也没有任何清宫藏印，没有跋，只有一方伪“赵子昂氏”印及“袨豀”白文印。很多这种没有或很少有收藏印记的东西如《六鹤图》，却是无疑的真迹。

　　卷子保存状态一般，破损很多，绢的变形较大，藏家加了很宽的上下裱边来保护，不像是中式装裱。从图片看，画被裱在了木板上。这样的保存方法有利有弊，有利的是不用经常舒卷，避免纤维的拉伸与磨损，颜料也不至于剥落；坏处是，若木板的湿度有所变化，绢面会跟着变化尺寸，可能造成伤害。

　　本幅四角保留着原装的双龙、宣龢、政和、宣和印，卷首被裱边遮盖，不知葫芦印是否仍在，卷末也是被覆盖，政龢、内府图书印也不知是否存在。但前后隔水由于骑缝章的加持，可以确定为宣和原装，存世原装品已经很少了，印象中只有十几二十件。

　　画面有七只鸟、一只蝴蝶，还有荔枝树、四十多颗荔枝、栀子树。最大的鸟是领雀嘴鹎，与《写生珍禽图》第一段如出一辙，只有晕染手法不同。领雀嘴鹎体长约169-215毫米，从比例上看，画得确实是接近实际的，并不是十年前我所想象的偏大，脑补要不得。左边有二鸟相呼应。

宋公红荔子绣香囊（大都会博物馆藏）

陈紫荔子绣香囊（大都会博物馆藏）

上面二幅或来自本幅中这个局部

　　互相印证的史实

　　由于赵佶几乎没有离开过开封，画中的荔枝、荔枝树又是如此真实，赵佶应是在开封亲眼见到了结实的荔枝树，荔枝又难以在闽北以北存活，据记载的几条进贡记录：

　　《画继》：“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又《墨庄漫录》：“政和初，闽中贡连株者，移植禁中，次年结实，不减土出。”又《老学庵笔记》：“宣和中，保和殿下种荔枝，成实。徽庙手摘，以赐燕帅王安中。且赐以诗曰：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蛮。思与廷臣同此味，红尘飞鞚过燕山。”又《淳熙三山志》：“宣和间，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阙下，移植宣和殿。锡二府宴，赐御诗云：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子丹。玉液乍凝仙掌露。绛苞初结水晶丸。酒酣国艳非朱粉。风泛天香转蕙兰。何必红尘飞一骑。芬芳数本座中看。”

　　可以推论出，画上的季节是夏天，画的是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即将结果的陈紫荔枝树，种在宣和殿前，没多久就结果了，赵佶还用荔枝赏赐大臣；宣和年间，起码又移植过一次在保和殿前，大概荔枝不耐寒，政和间的那批已经枯萎了吧。不过荔枝树种植在殿外，徽宗时又是历史上第三个小冰河期，冬季的开封如何让荔枝树存活？次年又如何能结果？除非到了冬季又移到殿内，火盆不间断地保温。

　　图中还有栀子花，花期3月至7月，据当地气候而有先后，最晚可到8月。

　　所以根据瘦金的演变风格，结合气候特征和宣和作画的严谨态度，此画应作于政和初年的夏月，而且描绘的是福建移植过来的荔枝树，这件真迹坐实了这段史实，鲜活的荔枝宴仿佛就在昨天。

本幅青冠雀与赵佶《写生珍禽图》第一帧“杏苑春声”中青冠雀（右）比照

　　流传经过

　　都穆《寓意编》：“宋徽宗翎毛写意图横卷，长几一丈。”

　　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四：“予旧藏徽庙荔枝簷蔔蛱蝶杂鸟一卷，绢画重着色，精甚，意致亦雅秀而奇可爱。前后有徽庙题字并押及玺。盖画院中人作。今在哲卿。”

　　吴其贞《书画记》卷三：“宋徽宗荔枝图绢画一卷，上有七禽一蝴蝶，画法精细，意思逼真入神。”

　　都穆（1458-1525）说，几乎有一丈长，上面估测的2.81米是符合的；詹景凤（1532-1602）说，原先是他的收藏，后来给了哲卿，哲卿应指郭惟贤（1542-1601）；吴其贞（1607-1678）于甲午（1654年）七月十三日观于嘉兴李肇亨（1592-1664后）家（此版本误抄为李嘉会），李肇亨是著名收藏家李日华（1565-1635）的长子，《味水轩日记》还没去查，不知道李日华是怎么说的。

　　1926年英国遗传学家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的遗孀碧翠斯·贝特森（Beatrice Bateson）夫人捐赠给大英博物馆。

　　另外，台北故宫有一卷双胞胎：

　　石渠宝笈续编卷十七著录：“本幅绢本，二幅，第一幅纵八寸横八尺一寸五分，设色画荔枝丛内鸟七蝶一，款瘦金书：御画写生翎毛图，御笔押。钤印五，御书葫芦印、宣和、御书方印、内府图书之印。第二幅纵八寸，横二尺五寸，设色画荷渚鸳鸯，无款押。引首御笔艺事诚工，钤印古稀天子之宝；神品、绍兴、秋壑图书（贾似道）、华亭朱氏珍藏（朱大韶）、嘉禾李氏珍藏、君实父印（仇英）、项元汴诸印。”

　　这一卷有很多的印记，看到高士奇的名字时心中一乐，立即去翻《江村书画目》，果不其然，在“进字一号”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拣定进上手卷目录里就有《宋徽宗御笔写生翎毛》条，看来高士奇得到了真迹，找人作伪后进献，自己留真本；或者只是买到了这卷苏州片，觉得不好，便送给了皇帝。

　　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中说写生翎毛是苏州片，确实没错，但杨看到的是清宫本，不是大英本，大英本非佚目中物，没有进过宫。

　　赵佶的《写生翎毛》或《荔枝图》之类著录还有不少，多数都指向这一卷，但基本都记载过简，不一一列出。

　　这是第一次眼睁睁看着著录变成实物，以前只是简单收集一些资料，因为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也没法太关注，著录再细致都是镜花水月。

　　遍查不得“袨豀”是何人之印，根据清宫本，原印可能是“袨豀山房”，但印的左侧圆边已经开始收敛，又恰好被裱边遮住，不太像“袨豀山房”，暂时没有更多信息。

宋徽宗赵佶《写生翎毛图》（局部）

　　后记

　　有了这件东西，徽宗作品的存放地扩大到了中美日英的范围，法国枫丹白露宫里说不定还有，毕竟圆明园大部分被劫的都在那，希望能再次出现真迹。

　　有朋友说在网络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居然还出现了未被发现的博物馆藏宋画，难以想象。其实很简单，没有人整理上网，不给图片，谁也不知道你家的藏品是什么状况，故宫的那件赵伯驹残卷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件《写生翎毛图》，不给全图，谁知道居然有赵佶的亲笔题签，十几年来也没人关心，完美错过。

　　网络信息是发达，但对于古代书画，并不发达，目前能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资料，宋画算是关注度较高了，但没有清晰图像的作品名单还是比较长，更别说战乱中下落不明的书画了。明清书画的数量数十百倍于宋画，更不可能有比较全面的数据库。对于宋画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什么时候欧洲和日本藏家库房里见不得人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才有可能望向研究的高峰。

　　（本文首发于“宋徽宗赵佶研究”公众号）

宋徽宗《写生翎毛图》鉴定别论

温玉鹏（杭州博物馆馆员）

　　大英博物馆藏宋徽宗《写生翎毛图》，近来已有研究者从构图、笔墨、题签、落款、钤印、装潢乃至流传等，皆加以考辨，认为确系宋徽宗真迹。实际上，书画鉴定本就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尤其是真伪的鉴别，用徐邦达先生的话说“离奇变换，不太容易搞清楚”。在此并不打算，也没办法对其真伪提出任何意见，因为没看到实物，不仅是大英博物馆的那一件，没能拿在手中，几件同类的作品，也没有亲眼所见。

　　图像分析虽然是当代书画鉴定的重要方式，但仅凭图像分析，所得的只是一鳞半爪，不免有所缺憾。或者说，摄影本身即是一种艺术，当作品藉由镜头，经过摄影师及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操作”，而成为一幅照片时，已经从一种艺术形式（绘画）转码成另一种艺术形式（摄影），何况我们看到的照片，大多还经过后期裁剪、调色、修图等过程，最终呈现给我们的已经是崭新的“创作”了。大多数画册提供的照片，由于版权、出版等因素，都未能完整展现作品的装池，已经表明这种“再创作”是不能替代实物的。

　　不过，有一则史料，倒是值得研究者关注。

　　1936年，傅振伦先生曾到大英博物馆的库房参观，有幸见到这件《写生翎毛图》，其在《英国博物院中国绘画观摩记》中写到“库中有宋徽宗所为花鸟图卷，长丈许。”还特意提到作品题“御画写生翎毛图”，末书“御笔”二字及署押，但“真伪未可知也”。文章载于《逸经》杂志第27期，1937年4月刊出，这可能是《写生翎毛图》入藏大英博物馆后，最早的中国人观看记录。

　　这里还隐含着一则信息，即傅振伦可能是20世纪最早鉴定《写生翎毛图》的中国专家之一。傅氏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任教于国学门，1934-1940年供职于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后长期任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虽然其研究领域偏重于博物馆学、方志学、档案学及古陶瓷等，但旧时代的博物馆专家大多有“博学君子”之风范，经眼既多，体悟亦深，师友交谊，也常以书画为主题，鉴定自然别有眼力。一句“真伪未可知也”，颇值得回味。当然，并没有直截了当提出是明清赝作，也没有确定是真迹。事实上，从1934年起，傅氏长期负责库房藏品及册簿。宋画作为清宫收藏之菁华，或多或少会引起注意。或许是意识到故宫博物院的册簿上已有《翎毛写生图》，甚至有过一眼之缘，才没有对大英博物馆藏本轻下结论吧。只是这则参观记，并没有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作品的图像流传和价值的再发现，则要归功于20世纪下半叶以傅申先生为代表的艺术史家们。

　　此外，清宫旧藏的《写生翎毛图》，在1923年11月19日，由溥仪赏赐给溥杰，并携带出宫。杨仁恺先生在《国宝沉浮录》中指出“为绢本重彩工笔花鸟卷，乃明清之间的苏州片子，技法欠佳，连一般的复制本也不如。”还提出“乃明人赝作，《西清劄记》误以为真迹，实乃苏州片子一类，无多少艺术价值。”

　　至于台北故宫所藏《写生翎毛图》，亦出于清宫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故宫书画录》指出“疑伪”。可见清宫旧藏《写生翎毛图》不下二（或三）本，即便乾隆本人及他手下的诸多名臣，也是拿不准的，与《清明上河图》的情形倒是有些相似。

　　还有一点，就是从科技手段鉴定的可能，如绢的结构，又如肉眼不可见的修补及涂抹痕迹，从而揭示出其流传过程中的变化。William Bateson及其夫人Beatrice Bateson得到作品的记述，大英博物馆的馆务档案及工作人员的手记等，也可能成为重要的追索资料。只是近代史料确实浩如烟海，资料的积累难以一蹴而就，即便当下的网络资源愈发丰富，但尚未实现数字化的文献仍然相当庞大，若从跨语种文献的角度考虑，这一数字更加难以估量。在此也只是就断篇残简，略加论述，或供资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