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与传薪——品读《吴玉如书法》断想
《吴玉如书法》封面
吴玉如
吴玉如(1898-1982)，名家琭，字玉如，后以字行。1898年生于南京，久寓津门。原籍安徽泾县茂林村，故早年号茂林居士，晚年自署迂叟。
吴玉如早年就读天津南开学校，与周恩来同班，因娴熟古文，深受校长张伯苓赏识，曾在南开大学任教，兼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秘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奉张伯苓校长之邀，赴重庆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回津后在工商学院(后改为津沽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51年辞职。生前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天津市文联委员、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吴玉如先生与南开有着不解之缘，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标准字体以及“伯苓楼”三字均出自吴玉如先生之手。
吴玉如书法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享有大名，当时有“南沈北吴”(沈，指沈尹默先生)之说，确立了吴玉如先生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吴玉如先生弟子甚多，在当今书坛形成“吴门学风”。近年来先后出版有《吴玉如书法集》《迂叟自书诗稿》《吴玉如诗文辑存》《吴玉如手卷精品》等十余部著作。
守望与传薪——品读《吴玉如书法》断想
侯军
日前收到好友尹连城先生寄来的一部《吴玉如书法》，深灰色封套，内装瓷青布面精装一厚册，封面有启功先生的题签，落款为“启功拜署”，足见启功对吴老的礼敬。这部大书所收录的均为尹连城书宜斋所藏之珍品，是他花费数十年心血收集、研习、编纂而成，其分量之重，内蕴之深，编校之精，均为当今书坛所罕见。
收到此卷，当即放下手边一切杂务，连续两日埋头拜读。读罢，抚卷沉思，感慨良多。此书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书法集”，更像是一个大学者的治学笔记与心路历程。其中大部分文字都是吴老的诗文创作、信札随笔，只有极少数是摘录古诗古文，还有几张则类课徒文稿，论及书法笔法与心得。如若单论其书法艺术，固然是令人高山仰止的经典之作；然而，我以为更耐读的却是其书写的内容。或谓，这样的书写才是古来书家应有的风范，而《吴玉如书法》才是大书法家作品集所应有的模样——只可惜，这样的大书法家在当今之世已如凤毛麟角。故而，我道此书，大有兴灭继絶、赓续文脉之样板书意义。
因得先睹之良机，故不揣凌乱与肤浅，随记捧读之感想，以就教于连城兄及大方之家。
（一）
《吴玉如书法》所收录之吴老书迹，自少时直至仙逝，既有十八岁时的诗词习作，又有临终前的未完成绝笔，时间跨度超过六十年，可以说囊括了吴玉如先生一生的笔墨生涯。尤为珍贵的是先生早年的书法习作，如临习《黄庭经》小楷残页，十九岁时所写“津门旧作”词稿以及早年在莫斯科工作时的书信手札等等，均为世所罕见的珍品。其史料价值甚至超越了其书法艺术本身的价值。如此珍贵的吉光片羽，是如何传递到连城之手的呢？对此，尹连城在《后记》中写得清清楚楚：“1968年玉师遭厄，书籍碑帖荡然无存。迨七十年代初，书籍返还，我正好经历其事。当时诸前辈自顾不暇，年少从学者亦寥寥无几，整理之事我责无旁贷。彼时我虽年少，但玉师只字片纸皆视如瑰宝，故玉师肯付我收藏。而今我亦年逾七秩，不将这些资料公诸海内，罪莫大焉。”
十九岁所书词稿
十八岁诗稿，获老师评“情致极佳”
小楷《女诫原序》
莫斯科手札
这段自述，未曾亲历彼时风云跌宕者，无法读出其背后的意蕴。七十年代初年，“破四旧”大潮刚刚退去，被查抄的文献资料返还吴老。面对这些凌乱无绪的满室丛残，吴老既茫然无奈，又心有余悸。毕竟“三五年再搞一次”的警世之言声犹在耳，未来时局谁敢预卜？这些残片断稿，无疑是典型的“四旧”，存之贾祸，毁之可惜。当此之际，将这些丛残之物，委托于可靠之人，自然是吴老的不二之选。而尹连城当时不过二十几岁，又是工人身份，这在当时是一道宝贵的“红色保险符”——把这些文献资料托付给他，于吴老自然可安心无虞，即便于文献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度过险厄的万全之策呢？
这固然是彼时特殊环境下，当其事者的无奈选择，或有偶然性的因素。然而，事到临头，刚好年轻好学的尹连城出现在吴老面前，自然成为一个适时而至、顺理成章的人选。不过，就其赓续文脉传承薪火之大势观之，这次托付，又何异于一次特殊的临危而受的文化托命呢？
故而，我可以想象得到，在此后十年不曾间断的翻云覆雨、政治动荡中，连城兄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该是何等沉重；更可以体悟到，在吴老晚年乃至去世之后，连城兄所担荷的文化使命又该是何等艰巨。我与连城兄结识于他自日本留学返国之际，算起来也近三十年了。我眼看着他整日思虑着、谋划着、钻研着、实践着，心心念念皆是弘扬吴老书法艺术、完成先师文化夙愿的浩大工程中——他为吴老办展览、将吴老遗墨刻碑上石、整理吴老的诗文手稿，如今，又倾其全力为吴老编辑出版如此厚重精美的书法作品集……凡此种种，在在证明，吴老当年所选择的文化托命之人，真是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倘若吴老在天之灵，得悉自己的弟子如此竭忠忘我、不计得失地完成其托付的文化使命，自当欣然颔首矣！
青年尹连城与恩师吴玉如合影。
尹连城《玉师百年祭》诗并书
（二）
吴玉如先生乃至他所归属的那一代文化人，生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列强环伺，国祚危殆。当其时也，富国强兵，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调。在当时的中国，众多顶级的文化人几乎是众口一辞地认定，要想国富兵强，必须走向现代化，而现代化即是西方化。而阻碍中国走向西方、走向现代的最大障碍，就是被视为陈陈相因、僵化腐朽的传统文化。因此，当时的文化精英们高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随之，一切与传统文化沾上边儿的东西，都被视为落后的、僵化的、陈腐的，需要无情的彻底摒弃。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轻视、蔑视乃至敌视，逐渐演变成弥漫全社会的主流观念，并非一时一地，也并非一党一派，而是长期延续，愈演愈烈，从清末民初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绵延百年，花样频出，终于在十年浩劫中达于巅峰——“只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也可视为是最后的“堡垒”——孔孟之道可以打倒，唐诗宋词可以打倒，中国人用了数千年的文言文可以打倒，中医中药可以打倒，京剧曲艺可以打倒，甚至中国的方块字都可以打倒——当年就有大学者如瞿秋白、郭沫若等人，认为汉字应当拼音化……可以说，中国人出于走向现代化的紧迫需要，凡是能打倒的，都已自己打倒了。唯独书法这门独特的艺术，既是中国独有的，也是无法用拼音文字来替代的，一旦离开汉字，这门艺术也就不存在了。故而，书法成为硕果仅存的，或者说是无法简单将其打倒的传统文化符号。在“全盘西化”的飘摇风雨中，形同一个“文化孤岛”。然而，踞守在这个“文化孤岛”上的人们，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彼时彼刻最为孤独、最为苦闷、也最为蹇迫的“文化守望者”——吴玉如先生正是这样一个以毕生孤独守望的典型。
如果把吴玉如先生简单地归类于一个皓首穷经、抱残守缺、思想僵化、不谙新潮的“冬烘先生”，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在当年最前卫、最新潮的大学——南开大学接受西式教育，与周恩来是同班同学；他还曾远赴苏联工作，在莫斯科旅居经年，那是当时无数新潮学子向往的地方；他还曾作为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首席秘书，在其担任议长的国民参政会中任职……这样一个见过世面、通晓中外、学贯古今的年轻才俊，他所选择的人生道路，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更可以说是一种清醒的文化抉择。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他以津门发大水、老母无人照料为理由，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返回天津，从此“隐居不仕”。此时，他的文化理念已然昭示于世人面前——当中华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这里我特意套用了一句国歌的歌词），总要有人挺身而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显然，吴玉如此时选择回归书斋，潜心治学，不啻是以书法来延续、来护卫、来坚守、来殉道——后代人不妨回溯一下吴玉如老人后半生的人生轨迹，不难看出老人家是怎样孤高地坚守在传统文化的最后孤岛上，不屈从不动摇不放弃，即使生活困顿到衣食难继，他宁可靠着教几个学生维持最低的生活需求，也不肯放下手中的毛笔，不肯降低精神世界的高标和傲岸。吴老甚少谈及自己的文化理想，在彼时的政治氛围里，也不便多谈。但是他直抒胸臆写诗述怀，倾尽心力教导学生，他知道自己这一代已然无力回天，但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有出息成大事……这些难言的心曲，全都汇聚在这本《吴玉如书法》的笔痕墨晕中，尽管老人家用了许多曲笔，表达得十分隐晦，但只要认真读进去，你就会看到一代大儒的弘毅与坚忍，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丈夫精神，恰如孟子所说：“虽千万人，吾往矣！”
还是让我们先来读一读《吴玉如书法》中的诗稿吧——
在一首题为《作诗》的诗稿中，吴老写道：“作诗亦何为？风花雪月丑。描头与画角，到处垢埃厚。輘轢千载上，独出在无苟。脱尽凡枝叶，言言避俗口。岂为故作态？不肯随牛后。傲岸见妩媚，始是个中手。读书逐名者，妍媸自不有。仰俯六合内，真气无别偶。”（见《吴玉如书法》第138-139页，以下只注页码）这是谈作诗，又何尝不是谈作书和谈作人呢？他不屑于风花雪月，不认可描头画角，不肯故作态，鄙视逐名者。他的心志原本就是“輘轢千载上，独出在无苟。”所以，他推重的是“傲岸见妩媚”，他追求的是“仰俯六合内，真气无别偶。”
如果说上面一首主旨在于“言志”，那么下引这首《摊书》则不妨看做是吴老的“自叹”——“摊书过午夜，邻屋睡无哗。冷雨秋为骨，灰心静是家。灯前孤影瘦，世上百忧奢。我独何人也，老穷遂欲遮。”（见第137页）只有在夜静更深秋雨凄凄的夜晚，老人家才感受到彻骨的秋寒与无边的孤寂。细细品味“冷雨秋为骨，灰心静是家。灯前孤影瘦，世上百忧奢”这两组对联，你不能不为吴老的痛苦低吟而震撼而感喟。是的，守望者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是无法排解的，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然而，既然选定了这条孤独的道路，就必须义无反顾地坚守下去。吴玉如先生的卓荦不凡，恰恰在于他是在完全清楚这一抉择的后果的前提下，平静地走向了自己的文化“孤岛”。什么叫“守望者”？就是那些明知所守将灭、所望无期，却依然不离不弃，焚膏继晷，生死以之的崖穴高士——中华文化历数千年而绵延不绝，正是因为历朝历代都不乏这样的高士，为之守望为之献身。而吴玉如先生正是生于现当代的这样一位文化高士！
再来读一首《代简答许壮图》——
“何期远道殷勤问，三十年前愧旧知。往事百非余老大，今生一憾号书痴。纵然笔法窥唐晋，已是雕虫隔路歧。尔我或当同此感，勉从真率答明时。”（见140-141页）这是一首答友人的诗笺，是对一位三十前的旧相识来函“殷勤问”的回函。有几个字眼需格外关注，一是“三十年前愧旧知”的“愧”字；二是“今生一憾号书痴”的“憾”字。面对老友的探问，吴老用这个“愧”字来回应，这并非是指自心的惭愧，而是指未能成为如老友所希望那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紧跟潮流的时代精英，如今却退回“书巢”，与丛残为伴。吴老所愧对旧知诘问的，其实正是他与世“逆行”的非凡之处。而一个“憾”字，则道尽了吴老内心的一个隐秘——吴玉如先生原本并不把书法当成人生第一大事业，他的文化追求乃是支撑起中华文化的将堕之业，赓续中华三千年命悬一线的文脉。记得吴老的另一位高足陈骧龙先生曾给我讲过一件趣事：有个人前来找吴老求字，把书法吹得天花乱坠不着边际，他本以为吴老会因此而高兴，谁知吴老却提笔给他写了这样一个条幅：“会写几个字又算得了什么？”（大意）是的，在吴老眼里，写字不算什么。他教学生从不讲如何写字，而是教他们读古文写诗词，从中华文化典籍中去汲取思想精华。只有理解了这层深意，才能对吴老的“今生一憾”有所领悟。接下来的两句：“纵然笔法窥唐晋，已是雕虫隔路歧。”这是转而直说“书痴”之憾：纵然我的笔法已达致晋唐的高度，又当如何呢？在当今世风之下，这些前人十分看重的艺术，不惟已被视为“雕虫小技”，更要命的是“隔路歧”三字，也就是说，已被视为“邪门歪道”而被无情抛弃了。这才是吴老最大的悲哀。
由此，不禁联想起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撰写的那篇著名的挽辞，其中有句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陈寅恪所论及的是王国维自杀的文化根源。而这种文化苦痛，对于所有为中华文化“所化之人”来说，其实都是一理相通、一念相同的——在吴老的诗稿中，我们不是也能读到这样浸满苦痛和悲愤的诗句么：“我自死心安朽腐，谁能系念到黔黎。”（见《书愤》，第132页）“文字汉唐裁几日，眇予何事哭兴亡。”（见《冥想》，第125页）
一部《吴玉如书法》，竟让我们读出了如此深邃而沉重的底蕴，这对当世喜欢书法的读者来说，多少有些始料不及。是的，这不是一般的书法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本吴老的人生别传，是一本充满精神光彩和人生感悟的血泪之书。我猜想，这大抵也是尹连城先生迟至今日，才将这些秘藏多年的手稿公诸于世的原因所在——毕竟当今国人，从上到下，都已对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价值，给予了重新认识和充分肯定，对弘扬和振兴中华文化已达成广泛共识。当此之际，我们回头凝望吴老这样的文化守望者，设身处地去品味他们的苦痛、孤独、凄凉和愤懑，真是感同身受悲从中来——我禁不住要在心底向他们鞠躬致谢：“谢谢吴老，尽管我不认识您，但我知道——您替我们受苦了！”
（三）
在吴老的晚年岁月，学生成为他的最后希望，换句话说，他是把自己的全部理想和希望，都寄托在几个入室弟子的身上。在此先要申明，我无意比较吴门弟子的孰优孰劣、也不想比较吴老与他们谁近谁疏。这是因为，在天津的吴门弟子中，大多都是我的朋友，若已故的李鹤年、陈骧龙，若健在的陈云君、陈连羲、韩嘉祥诸君，都与我情深谊厚，多有交集。他们都传承了吴老的衣钵，并在各自领域发扬光大了吴老的事业。只因此时所论者，乃是尹连城所编之书，自然会集中解读吴老写给他这位得意弟子的诸多书作，以便从中窥探老人家晚年的心念和情结。
“习字读书须骨气，盘根错节见精神”——这是吴老写给尹连城的一副对联。奇妙的是，同一副对联吴老写给他两次（见第158-159页）。我留意到写于七十八岁的那幅上，吴老还题了一段跋语，文曰：“乙卯立春，迂叟忆五十余岁时成是联，今以写与连城，当知所以自勉。” 可见，这是对学生的“至嘱”了。我觉得，这副对联的“文眼”就在“有骨气”和“见精神”。分而析之，则上联偏重于增进学养，下联偏重于作书章法，恰好点到了读书做人之肯綮。
另一幅写给连城的横幅，则讲到了关于中国文字的一个重要观念：“中国文字，绝无借外助而成己力之处。所谓不倚，无假于他者。有自己精神之所寄，不（否）则少涉牵强，便少自然矣。语不必多，领悟在寸心耳。庚申之春，书与连城。”（见第163页）这段话，意在强调中国文字的“独立之精神”：无需外助，无假于他，精神所寄，领悟在心。尹连城显然深谙吴老此言之深旨，故而专请津门篆刻大家徐嘏龄先生刻了一方印章：“精神所寄”，以铭其言。这枚印章如今就印在《吴玉如书法》一书的封底，可谓点睛之笔也。
封底与外封篆刻“精神所寄”
吴老所书《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是一篇洋洋千言的长卷，大概也是《吴玉如书法》中单篇文字最长者。以年近八旬之高龄，书此长卷给学生，吴老的卷后寄语颇耐寻味：“甲寅正月之望，为连城写是篇于津门。迂叟吴玉如七十有七。冀其读书更有进益，以为中夏有用之人也。时不我与，少壮几何？明日复明日，能不惕厉欤？”（见第275-277页）真是语重心长，厚望殷殷，读之令人感喟。
书中最富传奇色彩的，是吴老随手写的一张便笺，其文曰：“迩年得尹生从问笔法，习之仅岁余，有时学余数字，几自不能辨非出自余手也。苟肆之不间，十数年而后，或竟青出于蓝。然，固不望其仅以书名也。人生究何为？百岁寒暑，瞥眼即逝。曹蜍李志固亦不得谓非人也。禹甸几多年文字？今后能近经史，而不诧为天书者，吾伤无几人也。黄帝之子孙，即此而更夫灵魂耶！”（见第190-191页）
这篇专谈尹连城的短文，其实并不是直接写付尹本人的。而是在某日尹连城请教离去之后，吴老有感而发，随手写在一张毛边纸上，却不知被哪位雅士携去。2018年此幅竟出现在某拍卖会上，恰好被尹连城的一位学生当场拍下，转赠给老师。据尹连城推断：“此作写于1969年前后。我1967年拜师，由于当时买不到字帖，数年间只临习玉师书作。某日携习作请教，玉师从背面看以为是己作。迨余去后，玉师随手写下这篇文字。”事实上，尹连城是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方才读到吴老当年对自己的寄望，不禁喟然叹曰：“玉师有望于我乃尔！然余性不能苟合，故一生碌碌，今见之，益增惭愧！”这段师生之间的文字因缘，固可称之为当今书坛一佳话。然而，我更看重的，却是吴老在文尾发出的那番感叹：他彼时担心的是，传承数千年的经史文字，会被后人目为“天书”而不认不识；而最令他伤心的则是，黄帝子孙因文化的断绝而失却灵魂！
如今，尹连城先生斯编既成，自应在吴老灵前焚香祭奠，告慰于先师：作为黄帝之子孙，如今宇内，尊古之风日盛，经史之学日兴，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之势，已若朝暾初上，喷薄在望，老人家当可含笑于九泉矣！
（四）
吴玉如临终绝笔，鲜字为尹连城补书。
转眼之间，连城兄已年逾七旬矣。此前若干年，完全无暇顾及自己所创作的书法，更无暇顾及个人诗文书论杂记等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全情投入于弘扬先师文化之伟业，孜孜矻矻，竭虑殚精。前年突发心脏疾患，须装支架始得缓解。如今大功告成，而须眉尽白矣。
翻开此卷，复见扉页所刊吴老与连城之合影，蔼然长者与年轻后生并肩而立。光阴荏苒，岁月催人，而今连城亦化蔼然长者矣。晚生如我，无缘见吴老前辈之音容，却因斯卷而得以沾溉其惠，滋润心源，真感恩不尽也！
遥想当年连城拜师之时，吴老应届七旬之年。晚岁得英才入室，深感欣慰。殷殷期冀，流布于字里行间。而今连城兄亦至当年吴老之年矣，今日可有如彼时师生衣钵传承之人耶？时移世易，人事代谢，吾望连城亦如当年吴老，纳得意弟子入室，潜心问学，将文化薪火传诸后人。先辈之文脉，因连城辈之鼎力支撑而得延续；而今连城兄已成当代翘楚，不惟书法得吴老真传且大有发展，且传统文化诸多门类，若金石学、书法美学、诗文创作乃至中日书法之比较研究等等，皆为连城兄多年潜心深究之学问，各有独到之心得。倘有衣钵传人，分门别类，探幽发微，积以年月，则今日连城亦如当年吴老一般，成煌煌之大著，传薪火于后昆。
中华崛起不惟以经济强盛为先导，且必以深厚之文化传统为基石。我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撰写一卷《东方既白》，预言21世纪乃东方文化复兴之世。如今，此磅礴之势已初现潮头，未来若干年必将影响世界。当此之际，传统文化的纯正基因，已成珍稀资源。连城兄从吴老问学求教多年，深浸其学养与人品，是为当世之文脉嫡传，确应珍视之、保藏之、深研之、弘扬之。吾今已花甲开一，自知学浅才疏，不堪此任矣。倘若年轻十年，自当奋勇争先，投诸门下。走笔至此，唯期后之来者，有如连城之于吴老相比类者，担此大任。吾其悬望至殷，相期于十年之后而见其大成也！（2020年7月26-28日于北京）
高清图：“吴玉如、白蕉艺术津门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吴玉如艺术馆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