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书画家李毅峰：任伯年的代表作《东坡玩砚图》

文章来源:天津美术网时间:2020-11-16 15:24

（任伯年《东坡玩砚图》）

中国人物画历经了唐宋两大高峰后，至元明以降渐入颓衰，有清一代也未能避脱命运的撞击。这自然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也受到艺术形式内在因素的制约。值得欣慰的是清代人物画并非全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黯淡，在承接传统绘画发展的链条上勾挂着一闪亮的光环，他就是清末杰出的画家任伯年。

任伯年，名颐，号小楼，浙江山阴人，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出生，卒于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任氏出身清苦，读书不多，早年曾在上海一家扇子铺的柜上做事，借当时大家任渭长之名卖扇。由于他天资聪慧兼有画才，便由任渭长领为私淑，砚田笔耕，终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大家。

任伯年的《东坡玩砚图》（高106cm，宽26.3cm），纸本设色，作于光绪丙戌（公元1886）年，可说是任伯年晚期的代表作。这一时期，任氏的作品无论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了创作上的鼎盛期，也是其艺术技巧最成熟的阶段。

清代人物画的题材在中国人物画发展史上有比较大的突破。中国人物画产生于战国，发展于南北朝，全盛于唐宋，这一时期的人物画是以“成教化，助人伦”的教育功能为主，释道画一直贯穿其中。唐以后，虽然贵族和平民的生活逐渐成为画家比较感兴趣的对象，佛教艺术也从单纯的图式的说教注入了一定的审美功能，但仍未摆脱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功利目的以及上层社会消遣的宫廷艺术性质，以至元明以来人物画题材的范围愈加收缩，加之其它纷繁复杂的各种因素，中国的人物画不得不走入衰败的境地。

清代虽未能振衰挽颓，但题材范围有很大的扩展，更加趋近于生活，趋近于民间，趋近于社会，因此，出现了大批反映世俗风情、吉庆民俗以及历史故事等题材的作品。

（任伯年《苏武牧羊》）

任伯年创作了许多如《东山报捷图》《苏武牧羊》《风尘三侠》等历史故事画。这幅《东坡玩砚图》描绘了宋代文豪苏轼凝神把玩古砚的神态。这种反映文人情趣作品是任伯年笔下常见的题材。他同黄慎、黄六朋、费晓楼、钱慧安等画家在丰富人物画题材内容上，共同做出了贡献。

任伯年此时在绘画技巧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众所周知，中国画以线为造型基础，而线是用笔来显现，通过画家的理解和对线条契机的掌握，形成整幅画基本的构成因素和审美因素。任氏用笔继承了传统线描中笔法运动的规律，以独到的理解和感悟打破了专事摹古人笔法的旧习。

波香跋《灵旅店图轴》称其“用笔秀逸，设色古雅，不让老莲”，《海上墨林》也说他“得八大山人画册，更悟用笔之法，虽极细之画，必悬腕中锋”，画史还有他苦摹新罗山人笔法的记载。今观其作，东坡及书童的勾勒，抑扬顿挫，极富金石味道；人物衣纹，折如铁线，行笔沉稳，线型规整而含蓄内敛，展现了游丝之高古与铁线之劲健，既有八大古雅超逸的情调，也存老莲清圆细劲的遗风。

任伯年为表达对象的某一部分时，往往一笔下去，同时又连绵不断地勾数笔，一笔当四五笔用，创用套笔，造成一种沉郁厚重的稳健效果。比任伯年较早的画家苏六朋与黄慎，其人物画虽也汲取了宋元明诸家的制作经验和卓越成就，但不象任伯年那样，倾向于同一与规则，富有含蓄性和微妙的节律性变化，而是笔意纵横，气象雄伟，构成了清代人物画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任伯年《寒酸尉像》）

在设色方面，任氏清新活泼，古秀渊懿，有清淡、有浓艳，有合清淡与浓艳于一体者。如《风雨归舟》，整幅调子即以清淡为主：以淡墨染出阴霾的背影，又以淡墨加花青和赭石勾出随风摇曳的芦叶及涟漪的水波，归舟的渔夫也未大面铺色。

这幅《东坡玩砚图》则以浓重的敷色为主调，配以细笔的人物描绘和逸笔草草的山石勾染，使画面的色调变化和线的运动和谐而自如。书童腰间一横二竖的红束带，在黑青色的画面上格外突出，既惊醒了画面的气氛，也表达了作者希望通过书童的身态及嘴部的细节描写来烘托东坡先生凝神把玩古砚甚久的良苦用心。

人物画自六朝佛画盛行以来，设色似取滞笨以见厚重，但也大抵受制于绢素的质地，如粗绢、生绢等，不用重色则少生气而乏神采。任伯年则以生宣从淡染起，层层加染，有时也用没骨法分点面目，取得“设色古雅”的艺术效果。

画中的东坡和书童的描绘也神理俱得，这需要高超的传神写照本领。任伯年曾经历过严格的写真训练，能抓住人物的明显特生，既留意于对象的神态举止，又不徒貌似。他自云：“吾袱被投止时即无时不留意于主人之举止行动。今所传神者，不在貌也。”所以黄协埙称：“尝见其图《龙湫小像》淡墨淋漓，丰采毕露，虽仅有半面像者，一见即能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