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界民众奋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而文艺界有识之士走在社会各界的前列，用自己手中的笔及其他艺术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组织起各类的艺术团体，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抗战力量。以漫画社团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此时异常突出。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内地，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可以说“抗日的炮声到哪里……抗日漫画就出现在哪里”。同时，木刻版画社团组织也在硝烟炮火中迅速发展壮大。

    版画社团的分布和创作

    20世纪30年代是民国美术史上的繁荣期，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专业的美术人才。这不仅促进了艺术创作的发达，也为新兴版画社团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特别是1927年鲁迅、田汉等人倡导的新兴版画逐渐兴起，提出了美术家应走出“为艺术而艺术”象牙塔，使艺术更加贴近社会生活。

    当战争爆发时，受振兴绘画艺术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木刻艺术家们快速地组织起众多的新兴版画社团，木刻版画艺术以其特殊的战斗性、批判性和宣传性迎合了当时号召全民抗战的需要，体现了其他社团所不具有的优势。其中成立版画社团最多的当属上海，另有杭州、重庆等重要城市。

    1930年8月，左翼美术家联盟在上海成立，该组织是以1930年2月成立的上海时代美术社和1930年5月成立的杭州一八艺社为基础，在鲁迅先生的倡导下开始进行木刻创作。此后不断有其他版画社团成立，如1931年的上海木刻讲习会，以及1932年由陈卓坤、顾洪干、郑野夫、倪焕之等人在上海组织的野风画会，这两个组织都是以创作木刻为主的社团。他们经常深入工厂，了解工人的生活，搜集素材进行创作。

    上海地区的版画社团还有木刻研究会、MK木刻研究会、春地画会、无名木刻社等。这些社团曾自费手拓出版了一辑《木版画》。此外，其他地区的如现代木刻研究会、平津木刻研究会、广州现代版画会等社团也相继成立。尽管这些社团当时处在白色恐怖和“左”倾盲动时期，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阻碍，但仍此起彼伏，前仆后继，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除了社会团体，美术学校也成立了众多的版画组织，如1934年6月成立的广州现代版画会即属此类，主要成员有李桦、唐英伟、胡其藻、赖少其、陈仲刚、刘仑等。他们创作的木刻作品在当时是最多的，所举办的展览和出版的刊物也是当时其他木刻社团比不上的。还有1934年于广东汕头由张望、钟步清、陈铁耕、谢海若等人发起组织的新野画会等。

    事实上，这些成员有一大部分是穷学生或者不富裕的社会青年，经费大多都是会员从自己的生活费中节约措集，或者靠社会募捐，经费来源非常不稳定，因经济窘迫而解散的新兴版画社团为数不少。

    在木刻社团最初发展的七八年里，没有全国性组织，彼此间的联系比较困难。为了参加抗战，每个木刻工作者都有组成全国性组织的迫切要求。于是在1937年，勤中铁、刘鸣寂等人组织成立了重庆木刻研究会，这是抗战大后方第一个木刻社团。1938年，胡一川、罗工柳、彦涵等人在延安发起了鲁艺木刻工作团，深入敌后开展抗战宣传，其主要成员为陈卓坤、陈铁耕、顾洪干等，他们均曾是杭州国立艺专的学生。另外，杭州一八艺社被迫解散后，该校进步学生又发起组织木铃木刻研究会。

    木刻艺术具有直观的强大的感染力和战斗力。由于抗日救亡的需要，木刻创作队伍不断壮大，中华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国木刻研究会、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和中国木刻作者协会等全国性的新兴版画组织相继建立，使得木刻艺术开展抗战宣传的活动更为便利，力量更为统一。

    报刊是木刻作品面世和图存的重要阵地。抗战时期，木刻艺术牢牢占据了这种阵地，当时全国性的木刻专业刊物就达40种以上，出版《战时木刻》《旂旗》《号角》《战鼓》等木刻专集。而地方性的木刻刊物就更多了，影响较大的有广东大埔的《木刻阵地》月刊(1939年创刊，张慧主编)、浙江金华的《刀与笔》月刊(1939年夏创刊，张乐平主编)、福建永安的《战时木刻画报》月刊、江西的《战地真容》半月刊(1940年8月创刊，罗清祯、荒烟合编)，甚至小小的侨育中学木刻研究组亦编辑出版了《侨中木刻》和《侨木选集》两种质量可称上乘的专业刊物。

    随着战火的蔓延，上海等大都市纷纷沦陷，大批木刻工作者被迫转移至内地城市和广大乡村，木刻工作者更加深刻地感知到民族危机，加强了他们抗日救亡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从而创造出大量反映抗战内容的木刻作品，促使抗战木刻的内涵及形式得以升华。在艺术上也有些新的探索，一批优秀的作品随之涌现，如李桦《晚归》(1942年)、林仰峥《神圣的教堂》(1942年)、汪刃锋《嘉陵纤夫》(1943年)、王琦《石工》(1945年)等。

    抗战漫画社团的成立和特色

    与木刻组织并肩抗战的还有漫画组织。“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众多漫画社团。1937年王敦庆、鲁少飞、叶浅予等人成立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这是上海最初的漫画社团。同年春，以首届全国漫画展览的参展作者为基本成员的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在上海南郊半淞公园成立，标志着中国抗战漫画运动从此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依托。1937年9月，成都亦成立了四川漫画社。1938年1月，全国漫画作家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指导宣传活动。另外还有一些漫画社团如全国漫画作家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华南漫画救亡协会、华北漫画协会及香港漫画协会等，都在为抗战救亡进行宣传活动。

    漫画社团为了扩大影响力，宣扬抗战必胜，都积极创办了期刊。1937年9月，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创办了第一个战时漫画刊物《救亡漫画》，它是抗战初期全国抗日漫画的中心刊物。主编王敦庆在创刊号上所写“代发刊词”号召全国漫画家“与日寇作一回殊死的漫画战，以争取抗敌救亡最后胜利”，表达了全国漫画家的时代使命感。

    但由于战争物资器材供给困难，有的漫画期刊仅出版一二期便停刊，如西安的《抗敌画刊》《抗敌画报》，苏中木刻同志会编辑出版的《漫画与木刻》等；有的因日军进逼被迫转移而停刊，如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仅出一期的《救亡漫画》，救亡漫画宣传队编辑出版的《抗战漫画》，福建抗敌后援会宣传部出版的《抗建画刊》等。这些漫画期刊出版虽然时间不长，但它们在抗战漫画运动中的作用却不可低估，漫画家们正是以此为阵地，以笔当枪，打响了抗日救亡的“漫画战”。

    除漫画专业刊物外，各报刊也都纷纷刊载抗日漫画作品，如武汉的《武汉日报》《抗战晚报》，广州的《青年画报》《环球日报》，香港的《星岛日报》，成都的《新民报》，重庆的《时事新人民》《国民公报》《新华日报》等等。这些报刊定期或不定期地以美术副刊的形式刊载漫画作品，深受读者欢迎。

    在大后方，抗战漫画创作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延安，自抗战爆发后吸引了大批有志于民族解放事业的漫画家及美术青年从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前来。1938年4月，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人发起的鲁迅艺术学院(后称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不仅聚集了古元、彦涵、胡一川、华君武、米谷、蔡若虹、张谔、张仃等众多的漫画艺术人才，更培养了大批漫画艺术工作者。他们创作的许多抗战漫画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如华君武的《榜样》、张谔的《第二战场》《我正在后退》，叶浅予的《我们不愿做造粪机》、张仃的《世界和平阵线的公敌》、谭弼的《禽兽主义的皇军》等都是抗战漫画中的杰作。大量抗战漫画作品直接服务于抗战，以此“与日寇作一回殊死的漫画战”“以争取抗敌救亡最后胜利”。

    漫画社团的成立和刊物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抗战漫画运动的发展，他们积极创作各类的漫画以抗击日寇。

    木刻与漫画结合在一起的艺术社团有不少，如革艺漫画木刻研究社(上海)、苏中漫画木刻会(江苏)、抗战漫木宣传队(广东)等。以漫画、木刻合作方式出版的刊物也很多，如在桂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漫画与木刻》《漫木旬刊》等等。

    抗战漫画运动与抗战木刻运动在共同的抗日救亡目标下结合起来，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漫画和版画社团的宣传形式

    抗战伊始，如何以艺术的形式宣传抗战是摆在每个艺术家面前的任务。其时漫画与版画社团的宣传形式除了以上提到的出版刊物外，还有组织宣传队、举办画展，出版画集等宣传方式。

    在上海，由鲁少飞、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黄苗子、王敦庆等一批年轻漫画工作者举办抗日救亡漫画展，展出作品600余件，其中有穆一龙的《蜿蜒南下》、高龙生的《国破山河在》、蔡若虹的《学生救亡运动的一幕》等一批抗日救亡主题的作品。上海民众和社会各界对上海滩首次出现的这种形式活泼、风格犀利，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的展览反响热烈。既后，展览至南京、苏州、镇江、无锡、嘉兴、杭州等地巡展，时间长达半年。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漫画界王敦庆、鲁少飞、叶浅予等人组织成立的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组建了救亡漫画宣传队，领队叶浅予，队员有胡考、张乐平、特伟、席与群、陶今也与梁白波等6人，此即抗战期间在全国各地巡回工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漫画宣传队的前身。这支队伍在后来不断壮大，成为中国抗战时一支精锐的漫画战斗队伍。救亡漫画宣传队在8月底从上海出发奔赴全国各地，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他们首先在南京举办了大型“抗敌漫画展览会”，虽然日军空袭不断，但市民仍然踊跃参观。此后还到扬州、镇江等地展出。与此同时，漫画宣传队还为南京各报刊创作抗日漫画，在南京一些街区、大路口绘制宣传画，并用漫画宣传车配合演剧队在南京街头宣传。漫画宣传队将从南京带去的“抗敌漫画展览会”的作品还在中山公园展出。而在武汉，漫画宣传队不仅在各街区主要建筑物上绘制了大幅壁画，并绘制印刷大量对敌的宣传帖，如传单标语和特殊设计劝敌投降起义的“通行证”等，散发到敌军中，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

    此外，也有漫画家将作品结集出版，如特伟的《特伟讽刺画集》和《风云集》、黄尧的《漫画贵阳》和《漫画重庆》、谢趣生的《新新漫画集》、黄苗子编的《全国漫画杰作选》、鲁少飞编的《抗战连环漫画集》、丰子恺的《漫画日本侵华史》《抗战漫画集》、廖冰兄的《抗战必胜连环画》、余所亚的《投枪》、叶浅予的《逃出香港》和《战时重庆》，以及转移到香港的漫画家集体创作的《如此汪精卫》等等。

    与此同时，版画社团也积极举办各种展览。1938年6月，全国木协在武汉成立之际举办了“全国抗战木刻展览会”。1939年4月，又在重庆市中心社交会堂举办“第三届全国抗战木刻画展览”，102位作者的871幅作品参展。1940年5月，全国木协主办的“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木刻展览会”移至浙江丽水展出，300多件作品主要反映全民抗战。1941年3月，以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全国木协名义在重庆举办了“战时木刻展览会”。

    1942年在重庆举办的各种类型的画展就有140余次。如1942年至1944年“中国木刻研究会”组织与承办的大规模“双十木刻展”，该展一连三届在全国17个地区同时举行。1942年10月，重庆“双十木刻展”展出木刻家86人的255件佳作，观众逾万人次，反响热烈。

    抗战时期的木刻与漫画社团活动轰轰烈烈，经历了八年血与火的抗战洗礼，愈显生机，更焕风采，它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记录了抗日战争“那段充满战火与硝烟、痛苦与喜悦、牺牲与胜利的历史”。反映了抗战时期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民众同仇敌忾的抗日救亡精神，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战争的顺利发展，在中国文艺史上和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