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爽版画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师承李桦、古元、黄永玉等名家，擅长水印木刻，画风抒情淡雅，富装饰趣味，作品曾多次参展并获奖，被多家国内外美术馆收藏，代表作有《黑牡丹白牡丹》、《绣球花》、《红椅垫》、《后院》等。

    早于洞穴时代，人类即已与艺术结缘，通过艺术来表达我们的生活，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在我们回望中国古代艺术家创造的灿烂艺术的同时，也应看到，现当代艺术家也创造出了许多能震撼我们心灵的作品。在这些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2014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谈艺录”系列将把我们的视线投向艺术领域，包括传统书画、当代艺术、收藏、艺术史等领域，以深度访谈的形式回溯艺术名家的成长、成名、创作往事，兼及他们的艺术传统、艺术观的表达以及艺术上面临的困惑等。希望通过这一个系列，部分地展现艺术家们的艺术之路，并由此管窥艺术家群体的生态以及中国艺术的发展现状。

    作为满清最显赫家族的后裔，郑爽安静而从容，交谈起来也十分平和，不时地报以微笑。她现在有时画一些油画，很少做版画了。“有点刻不动了，我还是喜欢色彩的东西”。

    如果没有做版画，现在的郑爽可能在园艺上有一番造诣。郑爽家里墙壁上，挂着很多小相框，相框里面是压干了的花，根据构图和颜色，不同的花组成一个画面。“我很早就有这个爱好，我原来不想学画画想学园艺。”上世纪五十年代，郑爽偶然学上了版画，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那个艺术创作强调“主题先行”的年代里，这位天性向往自然的艺术家却长期苦于尴尬的被动状态，她钟情的题材都是那些纤细和自在的生命，她的诸多创作也都被看做是“小资小调”。“我希望我的画在生活中也能给人带来这样的愉快，给人带来安慰。它们不是什么大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思想性’和‘教育意义’，但它能给人们以愉快和美感，使人感到亲切温暖。”在阐述自己艺术理念时，郑爽曾这样认为，“如果你的心情不好，看到它们能使你愉快；如果你的房间暗淡，挂上它能使之增加一点生气。我自知做不了大树，我只是路边的小草、野花，给大地带来一点生机，覆盖黄土，装点道路。”从艺几十年，经历过“文革”的风浪，也体会过获得大奖的荣誉，郑爽回忆起这些仍然十分平和。“我选择了版画，可能是我的偏爱，我喜欢它平板的、带有装饰性的美。”郑爽说，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谈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时，她觉得“没有绝对的满意，《后院》那张画比较满意，那张画反映了我的一种审美以及追求，一个简单朴素的后院种着茂密的植物”。

    美院最好的老师给我们上课

    技法课是李桦，教一般的黑白木刻；创作课是古元，教我们水印木刻；黄永玉有一种特别的刻木刻的技法，刻得很细。

    记者：你最后一次见你舅舅溥仪是什么时候？

    郑爽：他一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关着。1959年出狱之后，每周六、周日就会来我家玩。我感觉他像一个大孩子，他对政治不太懂，喜欢开玩笑打闹。我弟弟当时只是中学生，只知道有个大舅很爱和他玩，他俩说话逗来逗去，互相抓痒，玩疯了在床上滚来滚去。有一次好像是国庆节，我妈就说，“大哥，观礼完了还要晚宴呢，你那衣服都这样了。”我舅舅这才想起来，赶紧起来收拾。后来“文革”时期他病了，我当时也已经在广州，没能去看望他。他在家里人面前特别放松，他喜欢孩子但是自己没有孩子。

    记者：对木刻感兴趣是一个怎样的触发点？

    郑爽：我没有想过学美术，最初其实想学的是园艺，你看我家里现在到处都是植物的标本。1953年，北京少年宫组织了少年儿童美术比赛，想发现一些苗子。老师动员我，当时是初中生的我就画了一张自画像，一只手摸着红领巾，题目就叫“妈妈看我的红领巾”，画里的人物对外面人说话。没想到结果在北京市少年之家获了奖，是第一名，还登上了《北京日报》。之后，我就考上了美院附中。

    我很喜欢有色彩的东西，但是家里头经济条件不好。爸爸一个人工作要供养四个孩子上学，画油画不太可能，我就选了版画。版画刻起来呀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它有种制作感，而且它的效果很简练，我很喜欢，所以就一直刻下去了。

    我喜欢套色木刻，所以我的创作都是套色木刻，刻木刻的那种感觉很吸引人，那时候都是用梨木，虽然刻起来很费力，但是磨得很快的刀子在木头上刻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好像在吃很脆的饼干那样，特别舒服。木刻比较费力气，但是年轻嘛，也不在乎那些。

    记者：你当时的成绩怎么样？

    郑爽：我的成绩是中上。创作比较好，素描一开始不是很好，老师就给4分，后来打到5分了。创作课上同学们刻什么的都有，有些喜欢刻人物，也有些喜欢刻风景，但我从小就喜欢小动物，猫啊狗啊什么的都喜欢。我们那时候上课有很多可以自己选择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对自己个性的发展比较好。

    记者：你当时师承李桦、古元、黄永玉，他们当时是怎么给你上课的？

    郑爽：我在中央美院上学是1957年到1962年，后来我又读了一年研究生。当时给我们上课比较多的老师，技法课是李桦，教一般的黑白木刻；创作课是古元，教我们水印木刻；黄永玉教我们刻插图，还刻了一个静物的写生。他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刻木刻的技法，刻得很细，所以我们就学了几种技法。他的课我们上得不多。

    我觉得自己学古元先生的东西比较合适一点，古元先生风格比较抒情，他的东西看着不累。有些人的画“技法”太多了，像我们同学之间说笑的那样，一张画“满脸都是技法”。古元先生更注重你画面的整体效果，我比较喜欢。所以我们挺幸运的，真的是美院最好的老师都在给我们上课。

    记者：当时的教学模式和你后来自己当老师的教学模式有什么不同？

    郑爽：当时我们上课时，走廊里挂着徐悲鸿的作品，都是真迹，现在不可能有了。我后来教书的时候，学生比我们当年人多一点，也没有太多。现在我看有的老师上课，经常一个大班几十个人一起，没有办法单独辅导。我那时上课老师绝对是个别辅导的。我自己开始教课的时候，班上最多十一二个人，就觉得这个班人很多了，少的就五六个人，还是可以像以前那样教，但是后来扩招以后就不行了，人太多了。有的时候真的是教完了都叫不出名字来。其实我觉得艺术还是比较细地来教好，光是上大课是不行的。

    我更喜欢水印套色木刻

    《黄土高原的春天》是我第一幅水印套色木刻，相比较油印木刻，我更喜欢水印套色的做法。

    记者：你大学时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哪些？

    郑爽：大学三年级，李桦先生带我们去三门峡工地写生，工地的场面很震撼，在山上看人就像蚂蚁一样小。我们每天跟着工人一起劳动，劳动一周画一周。李桦先生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在那写生，拿着两个馒头就在工地上画一天。

    有一个星期天，我和一个女同学偷偷地过了黄河跑到一个村子去，想看一看黄土高原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路上我们碰到一个邮递员在那里唱山歌，就跟他上到山上面一看，哇！豁然开朗，整个沟里面都是窑洞，非常好玩，也很漂亮。春天桃花也开了，麦田也已经返青了，一个一个的小窑洞，男青年都是黑衣黑裤头上带着白手巾，女青年都是黑裤子花棉袄，整个气氛跟工地对比特别强烈，一下子我就感动得不得了。

    晚上回到工地的驻地以后我很兴奋，就跟李桦先生说今天看见什么什么东西了，但是李先生不为所动，他性格比较严肃，不太爱开玩笑，他觉得我们来这儿就是画工地表现工人的。我也画了很多工人的写生场面，但回校后，全系教师汇看稿子，我的稿子就是通不过，觉得我表现工人不够好吧。我很苦恼也很着急，别的同学都开始刻板子了。

    记者：后来怎么解决了？

    郑爽：多亏侯一民先生，他是当时央美油画系的年轻老师，以画历史题材、重大题材著名。1958年，我们办工人美术班的时候跟侯先生很熟，有时候跟我们一起淘气，甚至于把油画颜色挤到另一个老师的牙膏里头。

    当时我就去找侯一民先生，侯先生一张张仔细看了我的速写稿，挑了我去小山村画的一张记忆画。我说我去一个大工地回来画一张农村的抒情画好像说不过去，去三门峡就是为了画一点工业题材。侯先生就跟我说：“一个人，一定不要跟自己的特点、爱好背道而驰，你不适合做那种东西硬做肯定做不好，我觉得你对抒情的东西很有感觉，你就应该画这种。”

    于是我就把那个记忆画放大了，第二天顺利通过了，我真的没想到。后来那张画《黄土高原的春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发表那天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他们的编辑去我们学校看到就拿走了。

    有一天我们课间去操场做操，碰见院长吴作人，吴作人先生说：“郑爽你的耳朵哪儿去啦？”我就很奇怪：“我的耳朵在这儿呢。”大家都笑了，他就说，《人民日报》发表了你一张画，但是写成关爽了，没有耳朵了。(笑)当时学生也不多，吴作人当时是正院长，这么一件小事他都关心到了，你想想看现在的院长想认识一个低年级学生的创作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当时美院的教学氛围很亲切。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专注水印套色木刻？

    郑爽：《黄土高原的春天》是我第一幅水印套色木刻，相比较油印木刻，我更喜欢水印套色的做法。水印木刻伴随着印刷术产生，比油印版画还早，最早作为一种印刷术存在下来。在套色木刻里，我喜欢用色块。颜色都是重叠压出来的，四五种颜色，在版画中算是颜色多的了。我用线条不多，用色块多。用线的感觉比较死，不用线可能也是一个“偷懒”的方法。

    我画重大题材也是抒情

    我这人就是改不了，你给我一个重大题材画出来还是抒情，后来我也就算了，我就这样了，没办法。

    记者：毕业后，你为何离开北京到广州美院？当时广州的艺术氛围如何？

    郑爽：“李白出蜀”，离开一个你很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一定这地方就多么发达或者怎样，但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北京集中了特别多的画家在一起，很熟悉的环境有时候让你没感觉了。我有很多同学在北京，比如在美术学院教书，大师兄二师兄老爷子什么人都在，你一个最小的在那里谁的话都要听的，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下我没法有突破。

    到了广东这边环境就完全不一样了。刚来广州就赶上“四清”运动，要跟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此外还要学广东话。当时，工作队员不能穿鞋，我的脚皮全磨掉了，这些事情都经历过以后就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了。(笑)我觉得克服了这些以后就很自由了，在这个过程里头有很多新的感受，挺好的。它不那么直接，但是在视角上观念上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我算是幸运的，关山月跟我们一起下乡搞四清，他还是队长，家都没回，直接到牛棚去了，当时觉得特别不可理解。

    1964年，我们做了一套前进黑非洲组画，当时非洲独立运动兴盛，反对殖民。所以我的画斗争性比较强，是黑白油印木刻。另外之前我也做了一张《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画像，算是离政治比较近的作品。当时有人就说，“离政治近的作品，还是一个妈妈抱着孩子，里面还是有很多抒情的东西”。1974年我画的《南海女民兵》，也有政治味道，有人批评说人物一点警惕性没有，笑得那么开心。（赵大伟）

    郑爽，著名版画家，195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委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主任等职，现任广州美术学院咨询委员、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及硕士生导师；师承李桦、古元、黄永玉等名家，擅长水印木刻，画风抒情淡雅，富装饰趣味，作品曾多次参展并获奖，被多家国内美术馆收藏，代表作有《黑牡丹白牡丹》、《绣球花》、《红椅垫》、《后院》等；著有《郑爽版画选》、《郑爽版画》，散文《猫的故事》、《无悔的人生》等三篇入选《女画家散文》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