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8日，“一种生长中的方法论：宋光智和他的学生们”在东莞21空间美术馆开幕。展览由杨小彦担任学术主持，胡斌担任策展人，展出宋光智和他的七位学生近百幅版画作品和部分油画作品，展览延至3月31日。这个展览的意义不仅在于当代版画具有传承关系一脉的谱系式展示，也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当代版画该如何发展，在当代艺术领域如何扩大影响力？

　　方法论的传授相比图式传承，更具发展空间

　　回到展览本身，宋光智与学生们的作品有着鲜明的辨识度。杨小彦在谈到举办此次展览的初衷时谈到，在广州美院的毕业展上，不时会发现版画系的一些学生，他们具有某种方法论的倾向。“他们喜欢用隐喻来讥刺，同时又用同样的形象解剖自我，其不留情面的程度，让观者突然会产生一种感动。我好奇一问，惊讶地发现他们都是宋光智的研究生。”

　　这种方法论缘自他们的老师宋光智。宋光智的作品喜欢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将各种不可能共存的元素置放在一起，以隐喻的方式创作出象征式的图像。胡斌认为，“从宋光智自己到学生的表达，就是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结构。就是把不同时空的结构糅合到一起，形成梦幻的感觉。”

　　这种相似在美院毕业展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比如学生的毕业作品有与指导老师相似的气质。胡斌认为这种相似可以这样理解：“艺术方法上的相似，我认为可以理解。方法上的相似，好过画面的相似。学生在学院学习阶段，他更多是在接受一个方法，然后根据这个方法再去拓展。如果说学生学习的是老师的图式，那么图式可以拓展的空间比较小。虽然说是传授方法和框架，但也要思考这种方法是否适合自己，或者方法论本身有无问题，这是需要学生自己去探索的。”

　　注重社会性，应是版画发展的一个方向

　　除了方法论上的承接性，宋光智和他的学生们都展示出对社会的关注，对当下生活的关注。而这恰恰是版画在上世纪初发挥影响力的着重点，胡斌说：“在木刻运动和延安时期，版画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为它起到了重要的教育宣传功能，和中国的社会进程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版画这一带有特质的艺术门类，在当代中国多元文化情景底下，其社会功能必定在下降。”

　　“在这种情景下，有的版画家将重点放在追求版画的肌理效果去。虽然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样的版画与社会、与当下更没有联系了。”胡斌认为，宋光智不以版画的语言当成唯一的追求目的，而是思考版画应该表达什么，怎样表达对生活、社会的感受，这是版画发展的一个方向。

　　宋光智的版画作品中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系列，即“惠安女系列”和“寻觅者”系列。胡斌认为，宋光智将其在惠安看到当地人的特殊装扮引入画中，但是没有将这些特殊装扮当成重点表达的对象，而是通过这些人的特殊装扮表达了仪式感。“宋光智通过这个表达，让人想到现代人文精神没落的问题。惠安女这个形式，表达了坚守信念理想的感觉。这种感觉的传达，为什么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还是和我们社会里的迷惘有关。‘寻觅者系列’虽然形象有所改变，但依然表达我们社会里的迷惘和迷失。”

　　宋光智的学生们作品上也体现了对社会的关注。例如王昌淦便以近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为题材，抛开故有的是非观念、价值观，重新组构画面。秦一婷的作品“8号线系列”则描绘了往返于大学城与昌岗老美院之间的路途上常见的8号地铁线。

　　突破媒介本身的限制，以版画的思维模式去介入当代艺术

　　虽说版画在当代领域稍显没落，但是版画在近些年又慢慢地热闹起来。其一便是很多当代艺术领域的大腕，都出身于版画系，像徐冰、方力均、邱志杰等。他们虽然不以版画为创作媒介，但是他们的表达方式透露出浓厚的版画思维。这一现象也引起很多人的思考。

　　胡斌说：“版画在当代领域不是一个强势的领域了，但是原来学版画的，转去做其他媒材，又很成功。我们就在想，版画在当代不仅仅作为一种技法、特定的媒介，而是当成一个方法、思维模式，是不是能获得突破。”

　　胡斌认为，上述的艺术家抓住版画的特质，将其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反而获得成果。“有的版画家抓住了版画的复数性，还有印痕的特质、操作的程序，从中衍生到其他的方面。像北京艺术家洪浩，他以版画的复数性转换在其他绘画和装置上，比如将很多物品放在一起扫描。还有像邱志杰的作品，在车轮胎上刻上一行字，并且在轮胎上涂上一层油墨，车开动后立即留下一行字。这些都跟他做版画有关。”

　　“当我们突破版画这种具体媒介的限制，以版画的思维模式，将版画特性往外延生，对于当代形成介入。这是版画的另一种发展方式。”胡斌补充说，“其实版画这个问题，国画、油画都面临着。国画、油画不再局限于画纸、画布，而是思考到底国画、油画这种训练带来了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借用这个媒介，表达什么样的命题，这是他们共同面对的命题。”（陈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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