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美术网讯正值中国•苏州首届国际木版年画展举办之际，1月8日下午在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瑞耕堂举行了中国木版年画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英韩日越五国的专家、学者、木版年画收藏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在会上进行了精彩的交流发言，各位专家的研究视角各异，学术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多彩，古老的版画艺术在现代眼光的审视下，熠熠生辉，全场观众被学术盛宴的精彩呈现吸引，如沐春风，受益匪浅。

研讨会现场

　　活动分上下半场，分别由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王拓先生和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王坤博士主持。

王拓先生

　　学院院长范卫东先生为学术活动致开幕词，范院长认为，党的十九大把“文化建设”列为“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艺术教育迎来了新的春天，必然要求我们在文化传承、创新、保护方面开始新的征程。中国木版年画是中国民间艺术的龙头，深入研究、认真梳理全面发掘木版年画，围绕历史文化技艺传承和时代创新、发展的问题进行研讨，非常有必要。我院历来注重木版年画的研究，其桃花坞木刻研究所，也是成立较早的科研机构之一。经过16年的探索和实践，应该说我们形成了桃花坞模式对其他的艺术，尤其是濒临失传的艺术的保护也是一种借鉴。

学院院长范卫东致开幕词

学院党委副书记曹雪明主持

　　以下是部分专家大会主题演讲的主要观点：

　　英国木版教育信托主席、中国版画、年画收藏家冯德堡先生的主题是《乾隆早期姑苏美人图版画的反思性研究》：

冯德堡先生

　　中国木版年画的研究在中国的版画史上无疑有着重要地位。在近三十年的中国木版年画收藏中，积累了一些对版画尤其是姑苏美人图版画的见解。

　　个人收藏的经历中最激动的时刻是在美国纽约古董店看到四幅大幅的中国铜版画，那是仿西洋铜版风格的姑苏木刻版画，之所以说是铜版画，是因为有西洋的技交，斜线、交叉线、阴影、透视等，这种风格在乾隆时期就很早流传。展示的四幅版画每一幅都是美丽的仕女，在从事各种活动被几个童子环绕着，最后这两幅是可以拼成一对的。其实在中国版画中，还可以看到其他配成对的例子，在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姑苏信德号”字样，这家画店创作的版画是我见过的最精美的作品，它犹如中国木版年画“车库”里的劳斯莱斯。

　　关于意大利和姑苏版画的关系，有很多的因素都将欧洲的姑苏版画指向意大利。热那亚是18世纪最繁华的港口，而且也是欧洲最需求中国的时代，很多庄园都希望有一个房间填满中国的藏品或是瓷器、或是版画，意大利装璜设计师也很受欢迎。

　　现在国内我们看到的木刻版画越来越多，他们是海外传回的。日本是历史上最大的收藏地，而日本习俗是装裱成画轴，另外一个就是在欧洲城堡中被保存成壁纸的姑苏版画。最近，有一本书写了中国壁纸在英国的书，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文章发表。大多数的壁纸张贴是在欧洲的1750—1760年，1770年后被手绘壁纸取代，而且风格上都是来自于广东出口的手绘壁纸。

　　值得一提的是管瑞玉画师，西湖十景当中的第四景断桥残雪、柳浪闻莺的两幅版画上都可以看到“馆瑞玉”和“信德号”的字样，三潭印月和雷锋夕照，四幅版画连在一起构成了西湖十景的图像，这是第一次四幅形成一个整体的例子，我认为版画艺人是想做成卷轴的效果，也许原始的意图是想把它装裱在一起。

　　总之，欧洲与中国在木刻年画上的误解，在欧洲是当成壁纸用，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应用才得以今天还能欣赏研究它，他们在中国也是墙面张贴，但是因为节日的原因，很少保留超过一年以上!

　　德国洪堡学者、英国大英博物馆中国版画绘画藏品部研修专家王小明女士的主题是《欧洲藏清代初期姑苏版画研究——以德累斯顿国家艺术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藏品为例》：

王小明女士

　　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过去几年中在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所做姑苏版画研究的一些心得。

　　自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荷兰逐渐成为17至18世纪亚洲南部和中国沿海贸易最为频繁的国家，1655年(顺治十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特意派使团前往北京与顺治见面。使团中一位名为约翰.诺霍夫的使臣从广州北上，将沿途中所见所闻绘画成了插图日记，这些中国图像很快成为了欧洲最受欢迎的插图版画。在17至18世纪引起欧洲观众对中国艺术品的极大关注，史称"中国风艺术时期"。1685年康熙皇帝宣纸开放海禁，设立了江浙四处海关进行贸易。这段时期，大量的欧洲商人、植物学家、传教士从开放口岸进入内地，姑苏版画就是在这一时期以私人贸易方式，从中国的东南沿海销往欧洲。因此，姑苏版画销往欧洲的年代大约可以断定是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这也是姑苏版画在风格造诣上的顶峰时期。

　　英国大英博物馆和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博物馆是藏有清代初期姑苏版画数量最多的两大收藏机构。1753年汉斯斯隆博士将所有的藏品捐给了国家，于1757年被大英博物馆收藏，这也是大英博物馆木刻版画的原始核心。

　　德国德累斯顿艺术馆的前身为奥古斯特二世的皇宫，奥古斯特二世收藏了大量的中国瓷器、民间绘画和版画，其中姑苏版画200余幅。英德两处博物馆藏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戏曲版画，出自戏曲牡丹亭，题款就是牡丹亭的《惊梦》一折，画面上方的《十美图》与牡丹亭并无关系，笔者推测这是一个系列的十幅美人图的总题款，也就是这幅是第一幅，其后应该是单幅九幅版画组成一个系列。

　　德累斯顿其余两幅藏品都是以戏出题款。其中一幅为《潘安掷果》，明晚戏曲《金雀记·潘安掷果》描述的是潘安车行街市，众女子见潘安美貌，将水果掷下装满潘安的马车。而《金雀记》描述的是王孙之女文鸾见潘安心生眷顾，俩人后来终成眷属的故事。

　　两地博物馆其他重要的收藏是姑苏仕女图，也叫苏美人图。清初满足政权正在确定之时，江南一带仍然保持了晚明的生活方式，一些地区的妇女着装依然呈现明人的风格。比如德累斯顿藏《美人赏画图》，还有大英博物馆《美人浇花图》，当中对女子的刻绘都沿用明末的审美风格，仕女都以花园、闺房为背景，以琴棋书画为活动，显示了妇女不仅仅是重主妇容而且兼具文雅趣的美德。

　　综合明末刻本和清初的姑苏版画，尽管其内容多有疏漏，但是从这类收藏中可以看到，民间对于朝奉国的认知度已经普及，可以看出清代初期对外贸易和文化输出方面所占的主动地位。

　　总之，姑苏版画在清代初期以贸易的方式传播到欧洲，出口之前在国内市场有明确的实用定位，比如用作画谱、新年张贴等。17世纪开始，欧洲对姑苏版画的追宠一直到乾隆后期才势弱，当时的中国民间图像代表强势的文化主动影响到了19世纪前欧洲的审美。这一点上，姑苏版画在文化输出上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在东西方艺术交流史上，清代康熙至乾隆早期可谓是姑苏版画海外输出的黄金时期，也是姑苏版画史上一页重要的篇章。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苏州大学博物馆馆长张朋川先生的主题是《清代中期苏州套色木刻版画<妇童闲嬉图>》：

张朋川先生

　　与大家分享前几年在中国的安徽、黄山底下的腾西老街收到的一幅老版的桃花坞木刻画，画高84厘米、宽54厘米，表现了妇女和男童在庭院休闲嬉戏的场面。上面有两个孩童拿的是长戟，就是吉祥的意思。还有一个头戴金冠，还有一个是右手举佛手，就是多福。还有一个是地毯，地摊右和左边五方分别绘叛逃、喜鹊，表示寿、喜，综合表现了吉、福、寿、喜的含意。还寄托了男童将来封官折桂的愿求。今天在展示的时候，一个圆的里面一个折桂的小孩跟这个是非常像的。

　　关于《妇童闲嬉图》的发展源流和年代的一个粗浅考证。关于婴戏图的图像产生较早，在唐代已有画家专门画婴儿、画子女或者是子母，当时张彦远就喜欢画这个。在阿斯塔那的墓里面也有童戏图。还有南唐画家轴文矩画的《宫中图》，绘有三个妇女围着一孩童嬉玩的场景。在北方末年，出现了以专门画这个的画家庭然后在北宋墓室壁画中出现了了妇女戏婴的画面，比如说河南登封黑山沟北方绍圣四年李守贵墓的笔划中，就有一幅《妇女戏婴图》，因为在宋代，对小孩是非常重视的。根据范臣大宋朝写的《姑苏志》，当时的7月7号，我们现在叫情人节，当时县志上明确讲是“儿童节”。小孩要坐在船上，打扮得非常漂亮，两岸上面有人来看这个小孩，拿着荷叶等一些东西。所以当时苏州的儿童节是一个盛事，这样的一种风俗习惯，我想从宋朝到现在一直是保留这样一个风俗习惯的。

　　还有衣襟的这种比较宽、比较高的作为装饰的这样一种服饰，是到乾隆后期的时候所流行的，服饰史我们讲演化，就是这种装饰越来越宽了，这是乾隆后期才出现的，就是说它的衣服滚边就是多了，装饰部位加大了，袖口也放大了，因此从妇女的发髻和服饰来看，这张图应该属于乾隆晚期到嘉庆年间，板的落成时间是这个时候，具体印又晚一点。因为这个板子可能会早一点，但是这个板也可能用很长的时间，甚至是几十年都在用，所以印会晚一点，但是板是应该确切地定在乾、嘉年间比较确切。这样的话，就为我们乾隆中期的这样一批版画，由于斧头比较大，人工比较多，技法比较丰富，为我们研究姑苏版画的乾隆中期，尤其是国内发现的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我的研究也很肤浅，大家觉得有比我们想得更多的，希望会后大家提供给我，能够做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王坤女士的主题是《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纸马的制作和使用为例》：

王坤女士

　　纸马作为传统的民间文化项目，包括两方面：一是传统手工艺，也就是纸马的制作技艺。二是纸马的使用习俗。纸马的传承，不仅仅是制作技艺的传承，还有使用习俗的传承。有一种传人，他们没有传承人身份的属性，都是普通的传统手工艺经营者，他们所做的纸马一般给当地或是稍远一点的民众使用。还有一部分传人我们称之为“代表性传承人”，也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们所做的纸马不是单张销售的，而是做成成册典藏式的收藏集了。还有一种是新生代传承人，他们不在乎传承人的光环，能赚钱养活自己在他们眼里是很重要的。关于使用习俗的传承，大多是民间习俗的延续，但是也有不同，比如大理巍山县，机器印使传统木版印受到冲击。传承一直是被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重视和强调的。直到今天，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首先要回答的是传承，谁来传承，如何传承，为传承做了哪些努力等内容。纸马制作技艺在世代相传中，每一代都有杰出的传承人，他们有一些被命名为“代表性传承人”，有一些虽无名头但具备自然传人的特点，他们共同体现着这一艺术形态的最高水准，也可以说，历史活态地保存在他们身上，而新生代传承人必然是各纸马产地活的、完好的心薪火相传的中坚力量。

　　日中艺术研究会事务局长兼研究员三山陵女士的主题是《日本藏苏州版画名品选》：

三山陵女士

　　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所收藏的苏州版画大概有40幅左右，我从这里面选了8张作品介绍给大家。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是在奈良县的中部，八幅作品分别是：《渔樵耕读图》、《惠明大战孙飞虎》、《黄鹤楼圣景》、《财源茂盛》、《三美唐子游戏图》、《八面威风图》、《扬眉得意》、《孙行者大战红孩儿》。海杜美术馆是私立美术馆，在海的边上，在美术馆里面是可以看到大海。第一张《西湖行宫图》、第二张《百子图》、第三张《西厢记》、第四张《雪中送炭》、《姑苏阊门图》、《新刻雷锋塔前本》(张森泰)、《新刻雷锋塔后本》、《白蛇•青蛇图》、《三教大会万仙阵》。京都有一千年左右是日本的首都，在历史文化上保存是比较好的，在一地区，姑苏版的年画也是比较多的。《昭君出塞图》、《美人弹琴图》、《张敞画眉图》、《猫鼠美人图》这些在美术馆是有展览的。神户市立博物馆所收藏的姑苏版年画，神户市立博物馆前身是南蛮美术馆，是收藏家池长孟为了展览自己所收藏的作品所建立的美术馆。《姑苏万年桥》、《山塘普济桥》、《渔樵耕读》、《天仙送子》、《关羽》。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研究员、高雄大学教授徐文琴女士的主题是《从欧洲藏品探讨姑苏版画特色——以仕女图及花鸟为主》：

徐文琴女士

　　苏州版画大约是17世纪末期开始比较大量外销到欧洲，古版画仕女图仿泰西笔意的产品也在此时出现。我推测当时可能欧洲的贸易商将法国时尚版画拿到中国让他们作为参考，因为那个版画在欧洲非常流行，西方人喜欢要有透视感和立体感。另外外销欧洲的姑苏版画主要是花鸟图和人物图，山水图及风景图类比较稀少，应该是以内销为主，所以当时18世纪的苏州版画是国内、国外同时有的，我觉得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国际性。花鸟图版画普遍保持传统风格没有西化，人物图版画受到法国时尚影响，普遍呈现巴洛克艺术风格，呈现比较宏伟、健壮的风貌。跟当时的仕女图不一样，姑苏版画仕女图的生产、制作年代差不多就是这两个阶段，最精美动人的姑苏版画大约是在1740至1750年左右，在1760年代姑苏版画退出欧洲市场，因为产品没有办法不断符合西方人的需要。流传到欧洲的姑苏版画主要是作为一种装饰品而被保存，它的生产似乎与此种目的有密切的关系，与中国民间的习俗关系不大。姑苏版画应该是被定位为一种具有商业性质的民间木版年画版画最为合适。

　　中国木版年画收藏家、苏州桃花坞年画、姑苏古版画鉴藏专家李文墨先生的主题是《清代初期以来苏州年画的流变浅析——一个文化生态学的视角》：

李文墨先生

　　一是关于年画研究和文化生态学。每个地区所生产出来的年画都是为当地的民众、民间生活和民间习俗服务的，本身地域文化所形成的大的空间范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环境;二是关于苏州年画，我所说的苏州年画其实是站在我们年画所对应的民俗活动这一层面上所说的，就是民间需求、民间活动、民间习俗、日常所需要的美术产品，包括我们后期也有姑苏年画、受姑苏版画影响的对应的民间产品，以及对应的手绘和刻板的技术;第三个是探讨苏州年画的演变历程。由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分析苏州年画的发展，可以知道年画生产和传承决定于地区的一个文化生态环境，我们一定要加强对民俗文化生态的培育和营造，即所产出的年画产品尽可能得到广大老百姓的认可，体现民间的文化和民间的习俗，并逐渐形成一种风气，为民间的艺术品来提供平台，这就是传统年画在新时期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稚岳山明珠寺住持，古版画博物馆馆长，韩国古版画学会会长，博物馆教育学博士韩禅学先生作《韩国古版画博物馆所藏中国年画研究》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