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画家弗朗西斯·培根

《体育镜报的双联页两个拳手》，色粉、铅笔及炭，56.6cm x 36cm，1960 



《米歇尔·莱利被折叠过的肖像》，纸上油彩及色粉，34.5cm x 22.5cm，1987。 



《卢西恩·弗洛伊德肖像画习作》   

    今年11月13日，培根的三联画《卢西恩·弗洛伊德肖像画习作》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1.424亿美元成交，超过爱德华·蒙克的《呐喊》于2012年5月创下的1.199亿美元拍卖纪录，成为世界上最贵的一幅画作。

　　最后一个画家

　　来自弗朗西斯·培根令人敬畏的“马厩”的80余件作品和100余件资料，即日起至明年1月6日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展出。

　　2001年，伦敦南肯辛顿“雷斯马厩”街7号(7 Reece Mews, London SW7)的一个小工作室，在久经保密之后终于得以对外开放。经过数年的整理归档，其中所有乱七八糟的堆积之物包括：约570本书、1500张照片、100张破损的油画布、1300多页从不同地方撕下来的书页、2000多件艺术工具，以及70幅素描草图，还有零散的报刊和录音带。

　　这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艺术创作活动的主要基地，一直具有神秘色彩。在培根过世后，这一画室甚至被整体打包迁往培根的出生地都柏林做研究展示。围绕这一画室遗留作品及文献的考察、展示和研究，产生了当代语境中培根及其影响研究的众多前沿项目和课题。

　　“让他翻阅一本书是危险的。对于一个朋友来说，只要听到‘我能借阅这本书吗?’这句话由培根那迷人的嗓音发出，他也就明白，只要答应，那本书的一页就会被扯下、永远失去。”英国艺术批评家布莱恩·休厄尔在某篇文章中如此提到了那一千多页的书籍插图。借用印刷影像来作为自己的创作灵感，一直以来都是培根所钟爱的方式。

　　而画家本人和这间为后人所敬畏的“马厩”工作室一起，在他1992年逝世的那一刻起，便被牢牢地定在西方绘画历史当中的最后一页。他继承了提香、委拉斯凯兹、伦勃朗，也在精神上同塞尚、凡高发生极大共鸣，职业生涯后半期常常被拿来同毕加索相提并论;在他同期，杜尚的小便池、马格力特的烟斗、博伊斯的毛毡和兔子陆续开始登上艺术舞台，“画家”逐渐被“艺术家”这个称呼所替代。而培根还坚守在画布和油彩组成的二维平面之中，但他的野心和智力都远超出具象世界。

　　“马厩”画室的遗留稿件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由培根交与晚辈好友贝瑞·焦尔(Barry Joule)代为处置。后者违背了画家初衷，不仅没有埋葬、销毁，反而将它们捐赠给了英国泰特美术馆、加拿大国家美术馆和巴黎毕加索美术馆。而从即日起到2014年1月6日，其中80余件作品以及相关采访录音、文献等共一百多件补充资料，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的“向培根致敬——贝瑞·焦尔收藏的弗朗西斯·培根‘马厩’画室展”上展出。媒介涉及绘画、素描、手稿及文献等。这是国内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对培根的艺术历程进行大规模展出。

　　刮擦影像

　　乍看起来，展览的作品大多让人摸不着头脑。边角残缺的书页、画册、报纸，直接在印刷出来的图片上看似随意甚至恶搞地涂抹油彩、色粉，有的只寥寥几笔勾勒画出图中人物造型框架，有的则花费很大的工夫一层一层地堆积。

　　一组从报纸上裁剪下来的图片上，显示着在赛场上全力拼搏的拳击手、足球运动员和自行车手，培根用彩色粉笔和刮擦出来的痕迹将运动员的运动轨迹加以着重和夸张，甚至不断地在四周以平行的线条重复描绘——于是一幅简单常见的运动场瞬间捕捉，就这样具有了强烈的动感。

　　“培根认为影像不是真实的东西，而是现实的碎片。影像可以加以综合，加以刮擦，分解再综合。所以说，影像是一个世界的瞬间，但是可以通过绘画将其重新变成完整的东西——从而获得永恒性。”策展人王亚敏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所以最难的就是：让绘画具有时间性。影像没有时间性，‘咔嚓’就定格了，(观看者)不知道前因后果。但是在绘画中就可以表现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可以表现运动的前因后果。这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而绘画与影像之间的复杂关系由来已久。自从影像技术诞生，画家们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并不是模仿现实，开始对绘画自身的逻辑进行研究。“然后才有了现代主义，出现毕加索和凡高，大家注重色彩、线条以及表达的形式。”他说。

　　于是，这些从报纸和杂志上撕下的巨大数量插图被培根时而粗暴、时而活力的笔触大加改观，有时候甚至明显能看出插页被压皱、折叠。在评论家休厄尔眼中，这些折痕几乎都带有素描线条的功用。“图像由破败而孕育了想象，并且，他如此虐待它们以便澄清出最为直接的视觉反映，其中常常有一些或许会让我们困惑的重叠反而让培根头脑清晰。因为在这一过程之中，他让自己可以远离初步的图像，完成头脑中的绘画。”他在文章中这样说。

　　原来，这位号称自己“从不画素描”的艺术家其实只是没有用传统的方法在白纸上画而已。他用现成的影响作品来分析、解构和学习，用笔刷和油彩直奔图像本身。从这些工作室图纸中细看即可窥见培根所有的来龙去脉。

　　灵与肉

　　1909年，培根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尽管他的家族谱系中有英国哲学家、与之同名同姓的弗兰西斯·培根子爵，曾曾祖母曾是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亲密伴侣，但是他依旧度过了一个痛苦而阴郁的童年。

　　爸爸是个退伍军人、赛马师，但这个从小患有哮喘病的孩子对狗和马都强烈过敏，严重时需要吗啡来缓解痛苦。培根天性敏感害羞，举止温柔，这些都让严酷的父亲无法容忍。另外由于战事和公务，他们频繁地在英格兰和爱尔兰两地之间搬迁，居无定所加上体弱多病，培根无法正常上学，无法从同龄伙伴身上找到慰藉。

　　17岁的时候，培根在伦敦独自生活，主要依靠母亲的接济。无所事事中他阅读了大量尼采的理论书籍，同时发掘出自己吸引富有男性的潜质。很快培根得到机会去柏林待了两个月，然后决定攒钱去巴黎。1927年的巴黎是“世界的首都”，几乎文艺界所有重要巨匠都在这座城市里闲逛。懵懂的培根在这里见识了普桑原作、看到毕加索大展、欣赏了阿贝尔·冈斯(Abel Gance)的史诗默片电影《拿破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来他心中的艺术之火正是从这里萌发。

　　此后几年，培根回到伦敦从事室内设计，其间开始自学绘画。他第一幅吸引到公众目光的作品是1933年的《耶稣受难图》，黑白画面如同X射线的医疗图像。而此后，与医学相关的一系列事物都成为从小体弱多病画家所关注的内容，包括与口腔相关的疾病研究书籍、健美的运动员和舞蹈者身体等等。

　　1944年，35岁的培根在战争阴霾之中完成了一幅以基督受难为题的三联画——这标志着他成熟时期的到来。该作品描绘了一个橙色的空间，黑色方块作为门窗，当中的几个人形扭曲而模糊，整体氛围令人不安。据后来人们的解释，培根处理的乃是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隔离、痛苦，并将其逐步推至更为抽象的精神苦恼上去。

　　基本上这就为培根全盛时期的诸多作品垫下了基调。三联画令画面具有特殊的节奏感，线条与平涂鲜艳色彩构建出一个空间，而在之中出现的人体多半在扭曲、发力，仿佛正竭力挣扎、想拼命地从什么地方冲出去。
　　培根作品中的精神恐慌常常看似直接源自二战后灾难性新闻报道和集中营、大屠杀的视觉描述，但仔细审视却发现其中带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危机感和模糊的动感。“培根用一种当代预言家式的狂暴与创新，陈述了战后欧洲的绝望。”评论说。

    嚎叫的教皇

　　相比其他的油画作品，培根在上世纪50年代所创作的50多张肖像变体研究草图中“嚎叫的教皇”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委拉斯开兹的名画《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印刷品上进行涂抹，最著名的一个变形是《保罗二世》(1951)。在黑白图片之上，培根用鲜艳的紫色仔细描摹出教皇上半身的服饰，把原本的嘴巴化成惊恐张开状，脸部以上加以锋利的竖排线——最终给形体造成一种鬼魅般的印象。

　　王亚敏介绍，嚎叫的教皇反映了美术史在培根身上的影响与传承，而“嚎叫”也正是培根创作的母题之一。

　　起初，这个灵感的来源是1929年俄罗斯电影《战舰波将金号》(Potemkin)当中的一幕，戴着圆眼镜的护士满脸血迹、疯狂嚎叫。这个形象中嘴巴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行为动机与情感牵连都令培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展览中可以看到，他用新闻图片中的黑猩猩来展现动物的叫喊，继而有了希特勒的咆哮、摇滚明星米克·贾格(Mick Jagger)的失神、精神病人的癫狂，还有“站在大众汽车旁嚎叫”的普通人，甚至还有嚎叫的画家凡高。

　　“凡高的耳朵被割掉了，但是嚎叫的声音必须被耳朵听到，耳朵没了怎么听到嚎叫呢?”王亚敏肯定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在培根晚年一直常伴左右的好友、这些资料的收藏者焦尔也颇为赞同。

　　“他因痛苦而嚎叫、因愤怒而嚎叫、因压抑的生活而嚎叫。”他告诉记者，“实际上凡高对于培根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凡高是一位色彩大师。尤其在他生命最后三年、彻底变疯之后，颜色变得十分狂野。培根试图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颜色。”

　　在展览的影像资料中，人们可以看到在“马厩”工作室里的培根。他有着一张圆脸，可是眼神却十分犀利。“我给他取过一个外号：猫头鹰。因为他长得太像了!”焦尔还记得画家曾经开玩笑地把头从肩膀一头慢慢转到那一头而身体保持纹丝不动。

　　“其实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还很有趣。我知道大家对他的想象大不相同，”他说，“他总是在画焦虑、孤独、沮丧这类负面情绪，触碰到许多人的神经。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却非常懂得享受生活。”

　　即便是在培根晚年，这位画家也还保持着勤奋的工作状态，每天六点起床、下午一点出去吃顿简单快速的午饭，然后继续——通常连续工作2到6周。但是当一组作品完成之后，他会非常热情地庆功：喝点香槟酒，去饭店饱餐一顿，庆祝可以连续三四天。“在庆祝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也慷慨大方地帮所有人付钱、大方地给小费。所以只要培根走进餐厅，所有人都开心极了。”焦尔说，“他对死亡有着清晰的认识，因而更加珍惜每一分钟时光。总之他就是有着两面：拼命画画、全力享乐。” （钱梦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