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亚历山大在圣约翰神明大教堂举办的展览中的一个装置作品:“步兵”。
“外省生活景观”(Scenes of Provincial Life)这个题目很适合用来描述2013年的纽约艺术世界,典型白人中产阶级品位迎来了实质性回潮。画廊推出的作品都是专业的、技巧娴熟的、沉闷的。走进博物馆的那些户外作品也只是令人觉得稍微有点兴奋刺激。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高潮时刻是它的内部装修:画廊被重新装修为欧洲画廊的样子,有一种缓慢燃烧般的华丽。MoMA有过一个抽象艺术的展览,仍然坚持西方艺术才是最好的这个观点,其展出的作品没有脱离欧美范畴,准确地说都来自北美的艺术家。古根海姆的圆形大厅虽然自6月以来持续迎来詹姆斯·特里尔(James Turrell)和克里斯托弗·伍尔(Christopher Wool)的个展,但多少显得没什么东西。
艺术世界如同一个与世隔绝的社区,形成一种保持舆论一致的文化。周复一周,同样的人就同样的展览说些同样的话。所有的“惊喜”其实都可以预测。2012年,拍卖行也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把更烂的艺术品用更贵的价钱卖出去——比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画的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画像,真是无聊的二人组。至于说我们这些负责书写台词的人呢?——我们屏息、欢呼、嘲讽——好让这个行业保持强势。
不过,这一串事件中,还是有些值得记忆的时刻,列举如下。
“保罗·麦卡特尼,WS”(Paul McCarthy, WS)。该展览在公园大道军械库演习厅举行,这个雄心勃勃的但丁式下三路惊人之作包括七个小时的电影,中间是一栋真实比例农舍和红杉林。鲜血、粪便、酒精和M & Ms巧克力豆满天横飞,麦卡特尼影射的对象包括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WS”是“白雪公主”的缩写倒过来),他自己(那栋农舍是模仿他小时候的家),以及美国对宏大和浪费的欲望。有些来军械库参观的人匆匆溜走了,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则流连不去。
第九届上海双年展。这次盛大的展览于2012年10月举行,一直持续到2013年,会址是由旧发电站改造的。展览结束后,这栋建筑将成为永久性的当代艺术馆,同时这座城市还新开了几家私人艺术馆。将来还会涌现更多。近来在中国,艺术以我们很难理解的方式等同于权力。看着这种权力在你面前不断壮大,一夜之间就进入博物馆,感觉就像看见了纽约艺术界的映像——以快进的速度,从一面哈哈镜里映照出来。
“来自希尔德斯海姆的中世纪瑰宝”(Medieval Treasures from Hildesheim)这个展览很小(只持续到明年1月5日),但它顿时令大都会博物馆成为整个城市最富于精神力量的地方之一。展品包括圣像、礼拜用品、一座青铜圣洗池等,它们在美学上属于北欧基督世界伟大的幸存珍宝。不仅如此,几个世纪在仪式上的使用令它们笼罩了一层圣洁的光辉,你可以亲身感受到它们的温暖。
“史蒂夫·麦昆”(Steve McQueen),今年最为强劲的艺术馆个展,尽管它只在芝加哥艺术协会短暂展出,一月初就要移师欧洲(不在纽约展出很奇怪)。这是这位正处在事业中期的优秀英国艺术家的回顾展。此外他也是《为奴12年》(12 Years a Slave)的导演。该展视觉效果丰富,富于政治挑衅。如果你想知道电影怎样成为艺术馆的展品,就到这个展览上寻找答案吧。
“围绕新娘跳舞:凯奇、钱宁汉姆、约翰斯、劳申伯格与杜尚”(Dancing Around the Bride: Cage, Cunningham, Johns, Rauschenberg and Duchamp)。该展览在费城艺术馆举行,堪称一次策展主题课:如何在展览中把艺术、音乐与舞蹈结合起来,就像本展览标题里的人们在半个世纪之前所做的那样。这个组合成功了,令人着迷。
“百科全书宫”(The Encyclopedic Palace)。该展览由纽约新艺术馆的马斯米利亚诺·吉奥尼(Massimiliano Gioni)组织,是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核心展览。它经过深思熟虑,作品间的距离设置得当,经常变化,但却有缺点。它向最近对“局外人艺术”(outsider art)愈演愈烈的盲目崇拜致敬,这种艺术其实一直采取主流艺术世界能接受的个性艺术形式。“局外人”是个复杂的标签,它可以轻松指向异国情调和原始风情,乃至作品的创作者。这些在这个展览上都体现出来了。
“烟雾布鲁斯”(Blues for Smoke),展览在洛杉矶的惠特尼美国艺术馆举行,它本可以成为威尼斯双年展的重头戏,但最后却没有。它有一个潜在的“种族”主题——布鲁斯音乐——并把这个主题扩展到不同种族、性别、世代、地域与门派的艺术家们,最终定义了一种心理状态。这种扩展十分微妙,超越了音乐种类,因此格外吸引人。
“不同的命令”(A Different Kind of Order),这是国际摄影中心的第四次三年展,也是最好的一次。展览的目的是为了表明摄影已经被数码技术彻底改变,并通过20多位世界各国艺术家的作品展现这一点。重要的是,策展人并没有站在远处审视这种改变,而是从内部接近这个改变,带着信仰,把它视为既成事实。
“杰·迪菲奥”(Jay DeFeo)。惠特尼美国艺术馆举办了一系列不落俗套的展览,度过了丰收的一年,该展览是又一个证据。迪菲奥(1929-1989)几乎毕生都住在旧金山一带,和垮掉派关系密切,这次回顾展也是从旧金山开始的。她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那幅纪念碑般令人安心的画作,名叫《玫瑰》(The Rose)。但这个展览正如迪菲奥本人一样,似乎对“伟大”无动于衷。它讲述了她的艺术人生,这一生虽然并不轻松,但是始终伴随着爱。
“简·亚历山大:调查(来自好望角)”(Jane Alexander: Surveys [From the Cape of Good Hope])。该展览在圣约翰神明大教堂举行,那里迷人的非艺术世界氛围让它占了一点便宜,它也完全没有辜负这个环境。亚历山大女士生于约翰内斯堡,多年来都在创作雕塑,有人类,有动物,旨在戏剧化地展现现代南非政治中存在的涤罪。这些雕塑以静态画的形式被陈列在教堂的礼拜堂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是一种集体精神的发散。
厄内斯托·普约尔(Ernesto Pujol),“我们之后的时间”(Time After Us)。这个演出持续一天时间,也是在艺术世界之外举行——下曼哈顿的圣保罗教堂,2001年,这里曾充当911事件紧急救援者们的急救所。这项演出中有24个演员,包括舞蹈家、演员和视觉艺术家,还有普约尔本人,演出不间断地持续24小时。表演者们身穿白衣,静静地在教堂中心,按照一个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的圆形路线逆时针后退行走。没有奇观,没有道具,没有大笔开销。观众们大都是来参观9·11遗址的旅游者,他们从街上信步走进来。许多人都会在这里逗留。我本来只想去看一眼,结果却呆了两个小时。深夜回公寓入睡前,那一幕还在我眼前挥之不去,眼前浮现出普约尔和那一群人那一刻在教堂里宁静地转圈时的情景。我喜欢它。
底特律艺术学院(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我讨厌底特律艺术学院恐将面临解体的这个消息,今年它不时传来,就像噩梦一样。底特律破产了。债主们在大声地敲门。而艺术学院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老博物馆之一,它拥有珍贵的藏品,底特律很可能合法地卖掉其中一大部分。为了解决眼下的困境就丝毫不顾城市的未来,这样的举动简直可以被视为暴行。如果最糟的事情真的就要发生,艺术界应该全体赶往底特律,把他们的公民精神用在正当的地方:在艺术学院周围组成人墙,众口同声地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