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月3日，法国爱丽舍宫正式表态尊重卢浮宫的专家报告，将取消出借《自由引导人民》到中国展览的计划。是否出借德拉克洛瓦这幅名画，本是在博物馆界内部讨论的话题，《世界报》、《费加罗报》等主流媒体跟进报道后，变成了公共事件。

    关于这幅画借还是不借的讨论，其实已经持续了几个月。2014年是中法正式建交50周年，作为系列庆祝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法国政府计划从本土各国家博物馆里借出一批名画送往中国展览，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Fabius）还主动表示，将把卢浮宫里的德拉克洛瓦名画《自由引导人民》带到中国。没想到，这一提议遭到了卢浮宫专家的强烈反对。作为该馆的巨幅藏画之一，专家认为，《自由引导人民》目前状况“过于脆弱”，不宜再做挪动。

    争论实际上在2013年底就公开化了。法国文化部长奥雷利·菲莉佩蒂（AurélieFilippetti）12月12日在法国国际电台的节目中表示反对画作外借。《世界报》、《费加罗报》等主流媒体跟进报道后，是否出借德拉克洛瓦名画这一本在博物馆界内部讨论的话题，变成了公共关注的事件。

    出借艺术品对卢浮宫来说，近年并非新闻。2013年4月卸任的前馆长亨利·卢瓦耶特（HenriLoyrette），在借展馆藏艺术品方面一直十分大胆，为此不止一次引起博物馆界非议，其中最起风波的两次：一次是在2008年，他签约以400万欧元的价格，将包括戈雅、波提切利、伦勃朗、鲁本斯、拉斐尔等大师作品在内的130件绘画和雕塑出借到意大利展览5个月。另一次就是和阿联酋合作打造的“卢浮宫阿布扎比”项目，这个由法国人设计的博物馆计划在2015年落成开放，阿联酋被曝为此将支付的回报为10亿欧元，通过协议借展艺术品，其中4亿欧元交付给卢浮宫。但卢瓦耶特任馆长12年，卢浮宫的游客接待量已经翻番到了千万人次。

    而刚获得总统奥德朗任命的卢浮宫新任馆长让－吕克·马丁内兹（Jean-LucMartinez），是一位在欧洲考古界和艺术史界都很受推崇的权威专家，他曾有6年时间担任该馆古希腊、古伊特鲁斯克和古罗马部主任，带领团队修复过包括维纳斯像在内的5件馆藏珍宝。与在社交界、政治界都长袖善舞的前任卢瓦耶特比，马丁内兹被评价为严谨和低调。在出借《自由引导人民》的争论过程中，他似乎已经显现了自己的处事风格。

    《自由引导人民》入藏卢浮宫140年，总共有过两次出宫旅行。第一次是在1999年，也和亚洲有关：法国和日本举办国家文化年活动，时任总统希拉克应诺将这幅画借到日本展览。据《世界报》报道，当时卢浮宫的专家团队也曾反对借展，但希拉克出于外交和政治需要，坚持借给了日本，结果画作回国后，发现受到损害。第二次是卢浮宫在法国北部地区建造的朗斯分馆（LouvreLens）开馆，《自由引导人民》被借展过去。虽然只是一次国内移送，却又出了事故：2013年2月7日，一位28岁的女性观众用黑色光标笔在画的右下角签了一行字：“AE911”。女观众被展厅保安和一名观众当场逮住，警方介入调查后，宣布女观众患有精神障碍，不再追究其责。让卢浮宫高层庆幸的是，这次涂划对整幅作品没有造成重大损伤，据专家说，签名只是附着在表面的清漆层上，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完全去除而不留下任何痕迹。媒体报道修复过程只进行了不到两小时，一天后，这幅画被重新挂上了展墙。

    对于卢浮宫和法国，《自由引导人民》已经不只是一幅名画的意义。进入20世纪后，它成了法国革命或者自由平等的象征，甚至代表了法国本身，所以才会有政界给予它像“法国大使”一样的出访期待。其实，法国人现在对这幅画作有多护爱，当年的争议和攻击就有多大。和德拉克洛瓦24岁时绘画的《但丁和维吉尔共渡冥河》一样，《自由引导人民》最初在巴黎展示也是引起一片混乱、惊讶、欢呼和咒骂，而并非多年后它获得的这种无可置疑的崇高地位。

    德拉克洛瓦一生画过很多包含寓意、宗教和历史的主题，这些作品被展示在国家议会的国王沙龙、贵族院、卢森堡图书馆、巴黎市政厅、卢浮宫等处，有人统计是77幅。但在很多年中，他感受到学院派对他的恶意，他的画作被波德莱尔这样的现代派诗人热爱，在上层却卖得十分不好，他本人也没能进入法兰西学院。直到1863年去世前，画家的最大忧虑之一仍是后世的评价。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这样描述德拉克洛瓦的绘画于他那个时代的处境：德拉克洛瓦是魔鬼出没的血湖/掩映在四周茂绿的冷杉之中/怪异的乐曲穿过阴霾的天空/如同韦伯那抑郁的叹息。

    同时代人难以理解他对美和寓意的复杂表达，唯有波德莱尔，曾经准确地捕捉到并始终赞颂他的伟大和独创：“如果允许谈论绘画中的道德，那么，他作品的道德意义也带有明显的摩罗教的性质，他的作品中只有破坏、屠杀、火灾，一切都在为反对人的永恒的、不可救药的野蛮而佐证。被烧毁的、冒着烟的城市，被割喉杀死的受害者，被强暴的妇女，被扔在马蹄下或发了狂的母亲的匕首下的孩子。我认为，全部作品像是为命运和不可救药的痛苦而写的一首恐怖的颂歌。”

    这些场景，在《自由引导人民》的画面中几乎全部具备。画作完成于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德拉克洛瓦以三块画布拼接为2.6米×3.25米的巨大画幅。画家当时32岁，他反对波旁王朝查理十世的专制统治，颂扬个人自由，但对革命的态度其实十分模糊。他随民众上了街，但作家大仲马目睹到，画家和自己一样，只是“混乱中的兴奋旁观者”。在画中，自由女神被描绘为一个立于街垒之上的袒露胸臂的普通妇女，手中挥舞着三色旗和武器，头上戴着大革命时期象征自由的弗里吉亚软帽，而她脚下死难者遍地，有起义者，也有被起义者杀死的军官，画面让人感受到革命喷薄的激情，却也有和激情并存的恐怖、野蛮。正如法兰西学院院士勒内·于热曾指出的那样，德拉克洛瓦虽然画了《自由引导人民》颂扬自由，不过几年后他就表示反对暴力革命，开始谴责这种大多数人的胜利，“因为，他们认为，在上升的民主制度中，大多数人对个人的威胁更严重”。
    所以，当画作在1831年的官方沙龙中首次展出时，保守者自是深恶此画颂扬的反抗和自由，革命派不喜欢它过于真实表现的破坏和痛苦，而在艺术界，拥有话语权的学院派人士批评它毫无美感，画面脏乱。最终，《自由引导人民》并未获得胜利者推崇，取得政权的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政府以3000法郎从沙龙购得此画，很快将它从卢森堡馆中撤下，变得不知去向。据说后来画作还是还给了德拉克洛瓦本人，被搁置在他一个亲戚的乡下别墅里。

    从19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德拉克洛瓦在画界的地位已经上升，可以接到不少政府的重要装饰工程。但奇怪的是，《自由引导人民》仍无法得到公开展示的机会。1855年世界博览会在巴黎举行，那届的美术展示部分有两个法国展厅，一个属于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安格尔，另一个给了引领浪漫主义的德拉克洛瓦。为了争取展示《自由引导人民》，德拉克洛瓦曾亲自去向拿破仑三世申诉，却未能获准。4年后，1859年的沙龙画展是德拉克洛瓦参加的最后一届，他送去8幅作品，其中有《基督被钉上十字架》、《圣塞巴斯蒂安》、《劫持吕蓓卡》、《哈姆雷特》等代表作，但是，《自由引导人民》仍然不能获得展览资格。直到1874年，在德拉克洛瓦去世11年后，《自由引导人民》才终于进入卢浮宫画廊，成为国家永久收藏。

    “博物馆给予了政治社会一种共同崇拜共有历史的凝聚力”，在这以后，这幅画作的地位不断提升：它出现在法国政府1980年推出的邮票上，也被印在了1983～1992年的100法郎钞票上。

    《自由引导人民》可以算是博物馆以图像诠释历史的经典案例。而在当年，倾力赞颂德拉克洛瓦的波德莱尔在那些炽热的评论中也只是偶尔提到这幅画，在他心目中，德拉克洛瓦最伟大的杰作属于《但丁和维吉尔共渡冥河》、《希俄斯岛的屠杀》，或者《沙尔丹纳帕勒之死》。（曾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