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罗伯特·史密森在尤卡坦，1969；右：罗伯特·史密森，《螺旋藻》，1970。摄影：弗吉尼亚·杜文
在两部分访谈的第二部分，弗吉尼亚·杜文(Vriginia Dwan)解释了她关闭纽约画廊的原因以及去年秋天向国立艺术馆捐赠收藏事宜。在之前的第一部分访谈里，杜文讲述了她作为一名艺术经纪人和慈善家的生活。由詹姆斯·梅椰策划的“从洛杉矶到纽约：杜文画廊 1959-1971，” 将于2016年在国立艺术馆新装修的东楼举办。
总有人问我为何关闭画廊。我就是没精力做了。耗尽心神。尽管我确实喜欢开画廊：我喜欢做展览，喜欢宣传，等等。我也喜欢和艺术家在一起。但是艺术交易这门生意绝对不是我擅长的。我慢慢意识到这样的事对我太难了。假设我本来喜欢做个策展人，但是不得不闲出一只手来，典型的就是开画廊，而不是开个博物馆。
1971年以后，很多艺术家到1971年，都打算纽约了。我听到有人说已经厌倦艺术界了，想要从中撤离，尽管没人和我直接说。但是我确实知道很多人想要更大的天地。想有更大的空间去施展。尤其是我接触的大多数艺术家，尤其是麦克·海泽和罗伯特·史密森。
我早就知道我收集的大部分作品都要捐给一家博物馆，国立艺术馆的詹姆斯·梅椰和哈里·库珀伸出了橄榄枝。从根本上讲，他们想开放一家装修好的建筑，做一场重要的展览，推出一本重要的画册。最重要的是，国立艺术馆从来不会出售作品。对此我无法拒绝。
有种想法是很多东西应该雪藏多年，不应该出现在人们能看到的地方。这点让我沮丧。之前我已经将作品捐给了博物馆：比如海泽的《双重否定》，捐给了洛杉矶的MoMA，六件大幅的投影摄影《实际尺寸：慕尼黑旋转》(Actual Size: Munich Rotary, 1970) 捐给了惠特尼。我也将作品捐给了MoMA，芝加哥艺术学院，沃克艺术中心等等。我一直觉得我想要收藏尽可能被大众看到，某些作品甚至是介绍极简主义的入门之作。也就是说，人们能从收藏中真正感受到什么。当作品最终在国立艺术馆展出后，观众就有了在作品面前徘徊并从中吸收知识的机会。
历史不应该被重写，我希望对画廊来说也如此。与我一起共同工作过的艺术家，我和他们一起分享了关于艺术和艺术创作的重要感觉。我非常在乎他们，表达关心的方法就是展出作品。当然艺术家一直都是很重要的，绝对如此。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