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伦勃朗更令人难以捉摸。他少年成名，30多岁便已登上事业巅峰。然而，在他生命的后半程，灾难和不幸接踵而至。他因为不善理财而破产，债主的追逐伴随他余生；孱弱的妻儿接连去世，此后的伴侣被斥责为“妓女”；市民的审美趣味发生改变，他的艺术追求和公众渐行渐远……这一时期，他的生活充满了悲伤与苦楚，有时候甚至是屈辱的，他的绘画也变得愈发黑暗、阴沉。他的内心常常自我反省，他的笔触往往是肆意而粗糙的。然而，在被市场和命运抛弃之后，某种程度上，他获得了另一种自由。

“伦勃朗：晚期作品展”（Rembrandt：The Late Works）正在英国国家美术馆举行（持续至2015年1月18日），这个展览从全球各大博物馆收集到90件伦勃朗的杰作，涵盖了1653年至他1669年去世这段时期的艺术历程。

英国《卫报》艺术评论人乔纳森·琼斯（Jonathan Jones）将伦勃朗的人生悲剧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相比。“这辉煌、壮丽的展览呈现了真实的晚年伦勃朗——一个走投无路的人。这是一段令人震惊的急转直下的生命历程。通过呈现他坠落的悲剧，我们看到其最终的凯旋。”

生命之秋的厄运

伦勃朗所处的时代正是荷兰黄金时代。1580年代，西班牙统治下的北部7省宣布联合独立，称为尼德兰联合共和国。丰沛的财富、繁荣的文化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共和国的公民远航至世界各地，这批最早的全球商人希望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房屋都可以被图像记录下来，希望自己家中的墙壁挂满优美的绘画。这个时代对于靠笔刷吃饭的艺术家来说是最好的时代。

1606年，伦勃朗生逢其时。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国家的命运不受宗教支配，而寄望于贸易。绘画的重心从神圣转向世俗。斯蒂恩（Jan Steen）的田园嬉戏、弗兰斯·哈尔斯（ Frans Hals）的朴实面容、霍赫（Pieter de Hooch）的红色砖墙、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的室内风情，都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图像，当然还有伦勃朗。

30多岁的时候，这位莱顿磨坊主的儿子已经攀上了事业的巅峰。他的工作室总是宾客络绎不绝。他的主顾来自欧洲各地，有钱人家会把孩子送到他的工作室学习。市政厅请他装点门面，行业公会请他创作群像，富商显贵请他用画笔留住自己的英姿。有钱人相信，请伦勃朗画肖像，是一件时髦的事情。他迎娶了一位贵族小姐，在富人区购置了豪华的房产，并用丰饶的收藏品塞满了屋子。然而，此时的他万万想不到，他人生的后半程将急转直下，一泻千里。

1642年，是伦勃朗人生的分水岭。

是年，艺术家完成了他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夜巡》（The Night Watch），而今这幅集体肖像画是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在当时，它并未收获广泛的认同。画作的委托方是阿姆斯特丹火绳枪兵公会，伦勃朗充满创见地将公会成员错落有致地安排在画面各个方位，呈现出一幅生动自然的效果。然而，阿姆斯特丹人早已见惯了集体肖像的固有样式，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在群像中仅露出半个脑袋、一个肩膀，或者隐没在黑暗中，却要付出和别人同样多的价钱。这件作品的委托纠纷影响了伦勃朗的声誉，也暴露了他个人艺术创作的理念与市民的审美期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更为悲剧性的事件发生在当年6月，伦勃朗的妻子萨斯齐亚（Saskia）去世了。伦勃朗并没有从妻子的贵族家庭收获什么实质性的遗产，相反，处理其身后事又是一笔很大开销。后世的艺术史学家都同意，伦勃朗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但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理财者。短短10年间，他的生活急转直下。为了维持过往的奢华，伦勃朗过上了拆东墙补西墙的借贷生活，经济状况日渐衰落。挥霍的生活让伦勃朗面临破产的窘境，他于1658年不得不卖掉了房产，至死都生活在贫困和卑微之中。

即便如此，他的创造力和产量并未有所减退。《琼德曼医生的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Joan Deyman，1656）、《克劳丢斯·西菲利斯的密谋》（The Conspiracy of Claudius Civilis，1661-1662）、《理事》（The Syndics，约1662）都是创作于他破产之后的佳作。

《克劳丢斯·西菲利斯的密谋》可以说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作品。这是伦勃朗受阿姆斯特丹市议会的委托而创作的。作品描绘了反抗罗马人的日耳曼部落起义。在17世纪荷兰，这样的故事同样也让人联想到新生的尼德兰共和国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独立。但是据说这幅作品在市政厅仅悬挂了数月便被揭下，而伦勃朗也未能收到相关的委托金。

传说中，起义军首领西菲利斯是一个独眼人。在市议员的心目中，他们一定希望艺术家弱化这一缺陷，完成一幅新古典主义的佳作。然而，伦勃朗希望以自己激进的创造力征服议员。画面中，勇士们环绕着桌沿，桌上有一道明亮的光束，自下而上照亮了他们生猛的脸孔。西菲利斯的缺陷成为描摹的重点，他空洞的眼窝仿佛让人联想到一种盲目的信仰和勇气——一种自杀式的英雄主义的恐怖剧。在这种呈现方式中，战争、自由和国家的神话，仿佛只是空洞的神话。来自蛮荒地带的头领从头盔底下疤痕遍布的脸上一只独眼瞪视画布，令人感到一阵寒意。

议员拒绝接受这样的作品。伦勃朗不得不将这件大尺寸的作品进行裁剪后另行处理。而今收藏于瑞典国家博物馆的作品尺寸仅为原作六分之一，它跋涉千里来到英国国家美术馆展出。在其旁边，陈列着这幅作品最初的完整素描，该素描而今收藏于慕尼黑。

在伦勃朗生命的最后阶段，这类委托纠纷并不是特例。

“考察伦勃朗晚期的委托项目，其高昂的价格显示其艺术地位并没有降低，他依然维持着著名艺术家的尊严。”本次展览的联合策展人、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专家乔纳森·比克尔（Jonathan Bikker）表示，与此同时，比克尔也认为，伦勃朗没有搞好与达官显贵的关系，使得他没能像自己的学生那样顺利获得政府的委托。例如，他的弟子费迪南德·波尔（Ferdinand Bol）的妻子的爷爷便是一位市长，其另一位弟子戈沃·弗林克（Govert Flinck）也与多位显贵过从甚密。与他们相比，磨坊主的儿子伦勃朗显然更倾向于和平民百姓交往，他的稍微有钱的朋友都是他的债主。与此同时，他也不像自己的弟子那样善于见风使舵。当荷兰市民的欣赏品位开始发生变化，波尔和弗林克都摈弃了伦勃朗的画风，转向于更受欢迎的弗兰芒巴洛克风格。

“伦勃朗不会去讨好那些对的人。”艺术史学家约阿希姆·冯·桑德拉特（Joachim von Sandrart）曾经如此评价伦勃朗，或许这也是艺术家晚期受挫连连的原因。

另一位艺术史学家阿诺德·霍伯睿肯（Arnold Houbraken）记录了伦勃朗的一句自白：“如果我想解救自己的灵魂，我应该追求自由，而非荣耀。”或许，这句话让人们相信，在生命之秋，艺术家曾经义无反顾地为自己选择了颠沛的命运。

性与爱的污名

1662年10月，阿姆斯特丹的寒夜将午后最后一丝阳光驱走。伦勃朗卖掉了亡妻萨斯齐亚的坟墓。买家是老教堂的掘墓人，后者从手头吃紧的客户手里收购坟墓，再出售给需要墓地的人。这个城市正在遭受瘟疫的肆虐，人们需要大量墓地埋葬死者，而其价格也扶摇直上。带着圆头铲子的男人来到风琴后方的祭坛处，将萨斯齐亚的骨骸取出，为下一个“房客”腾出空间。

根据英国艺术史学家西蒙·沙马（Simon Schama）的描述，此时的艺术家伦勃朗再次面临着穷途末路。他们家已经搬到了阿姆斯特丹西部的约旦（Jordaan）区，这里房屋紧紧相连，街巷之间垃圾成堆，老鼠横行，病菌滋生。伦勃朗一家在此艰辛度日，但艺术家依然负担不起这样的生活，他的欠债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他的情人亨德丽吉·斯托弗思（Hendrickje Stoffels）被瘟疫击倒了。

伦勃朗和斯托弗思终生没有结婚，阻隔在他们之间的是前妻的遗嘱。在萨斯齐亚的遗嘱中，如果伦勃朗再娶，他将失去对于儿子蒂托斯（Titus）养育基金的监管权，这将让他的财务状况跌入更加黑暗的深渊。1654年，斯托弗思产下了伦勃朗的女儿，随即被其所在教廷宣判为“淫乱罪”。伦勃朗并没有牵涉入这次教会的惩罚，因为他根本不是该教会的信徒。

在那前后，伦勃朗开始思索性爱与罪罚有关的主题。斯托弗思曾为其作品《入浴的拔士巴》（Bathsheba at Her Bath，1654）担任模特（这幅作品而今收藏于法国卢浮宫，本次同样跨越海峡来到英国参展）。根据《旧约》记载，大卫王爱上了军官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便传召其入宫侍寝。在画面中，我们看到一名仆从正在帮拔士巴洗脚，而她手里拿着大卫发来的信件，严肃地思索着。伦勃朗描绘了斯托弗思的裸体，以及她的悲伤。拔士巴不得不承受国王的欲望，同样需要承受同时降于她的罪罚。

在卖掉萨斯齐亚的坟墓一年以后，1663年，一场鼠疫夺走了9000个阿姆斯特丹人的生命，斯托弗思也是其中之一。伦勃朗为她租下了西教堂一个无名的坟墓。如果拖欠租金，或者租期一到，便会有新的尸骨迁入。

在斯托弗思去世之后，伦勃朗继续深入思考这一主题，只是，他不得不找其他女人做模特。1664年和1666年，伦勃朗两次创作了同一主题作品《卢克蕾提亚》（Lucretia）。

卢克蕾提亚是罗马历史上一个著名的贞妇。罗马王子塞克斯图斯·塔克文（Sextus Tarquinius）听闻卢克蕾提亚的美貌，趁其丈夫出外打仗之际，强暴了她。次日，卢克蕾提亚将自己的父亲、丈夫召回家，坦承了受到侵害的事实，并在众人面前，以一把匕首刺入心脏。父亲、丈夫以及其他同伴在卢克蕾提亚的尸体面前庄严宣誓，不仅要为她复仇，而且要推翻暴君塔克文的暴政。卢克蕾提亚的身体成为了罗马共和国的祭品。

在一般的历史画中，艺术家喜欢将卢克蕾提亚自杀的场景描绘成一个袒胸露乳的女子站在父兄面前从容赴死。而在伦勃朗的画面中，仅余下女主角一个人，她身着华美的衣装，将匕首对准了自己。一幅作品中，她正要将匕首插入身体，另一幅描绘了她刚刚拔出匕首的瞬间，鲜血染红了她的衣装。

卢克蕾提亚的污名对于基督教传统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课题。如果她是被强奸的，无论她个人是否拥有美德，这都将是她人生的污点，无法洗清。另一方面，她的自杀行为也是被神所厌弃的。不过，伦勃朗并非正统的加尔文主义者。

在伦勃朗笔下，卢克蕾提亚孤独无匹地站在画面中，她身着得体的衣装，维持着自己的尊严。艺术家借助思索着肉体侵犯、美德与牺牲之间的关系，也一定希望为自己的爱人亨德丽吉·斯托弗思正名。

来自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犹太新娘》（The Jewish Bride，1665）创作于艺术家生命的最后几年。作品中展现了无尽的温柔。画面中男女的名字已经无法考证，但这幅作品作为他们彼此爱情的见证得以永存。你可以将这幅作品视为彼此独立的两幅肖像画，他们的面容都得到了精细刻画。与此同时，二人摆出爱的姿势——男子将手放在女子胸前，女子轻轻地将手覆盖其上——似乎超越了一般的肖像画，让这幅景象升格为世俗感情的祭坛画。它展现了人类诸种美好特质，也表达了老年伦勃朗对于爱情的美好理想。

永恒的自画像

在伦勃朗的展览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是他的自画像。伦勃朗毕生创作了80余幅自画像，这也许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很多人也试图从中阅读出他的一生：他扶摇直上的名誉、艺术的成功、个人的悲剧、经济的挫败，以及缓步而来的衰老的幽灵。

伦勃朗借鉴了北欧艺术的肖像画技巧，但并未亦步亦趋地遵照传统方式。他以自由而卓越的技法，前所未有的冷静客观笔触，将自己的人生忠实记录下来。与此同时，随着他年龄渐长，他并未刻意重复既有的画法去满足收藏家的期待，每一幅作品，都是深思熟虑且独出心裁的。

伦勃朗专家Marjorie Wieseman认为，伦勃朗的自画像分为三个时期。少年时期，他的创作相当激进；中年时期，他的自画像反映了他的地位和艺术成就；晚年时期的作品则更加趋向于内心的表达。

伦勃朗的自画像是如此令人着迷，关于其创作，不同的艺术史学家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其笔触中的坦诚，既扣人心弦，又令人迷惑。他的自画像构建了独特的艺术家的自我形象，记录了他作为艺术家的不断精进，另一方面，他的自画像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是他内心的独白？

一些人认为，自我的认同在17世纪是闻所未闻的概念，伦勃朗只是通过自画像塑造了一张富有辨识性的艺术家的面孔，作为商品提供给客户。但另一些人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这种内省的思维在当时的知识阶层中已经开始出现，例如蒙田的《随笔》即是一例。

17世纪的艺术爱好者对于描绘人类情感和激情的创作方式分外感兴趣。与此同时，一些艺术理论家，比如卡勒尔·凡·曼德尔（Karel van Mander）、弗朗西斯库斯·尤尼乌斯（Franciscus Junius）等人建议艺术家从描绘自己的表情入手，研究情感如何通过表情、姿势表达出来。伦勃朗的自画像既表达了内在的情感，同时又非常具有外在的表现力。

在他艺术创作的晚期，他将熟习的技术、经验和观察力运用于自身，展现了一个逐渐衰老的、历经人生波折的、艺术地位摇摇欲坠的形象。他曾反复试图捕捉那种压力重重、倍感无奈的情绪。在他最后一年创作的自画像中，我们看到一位尝尽世间甘苦的老者，望向画面的表情里带着一丝嘲讽，但也有一分知足。沉浸在悲伤中，但这位画家依然饱含信念，相信只有自己能够描绘出真实。

他创作于1652年的《自画像》而今收藏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尽管人生已经经历了种种不如意，不过这幅作品依然沿袭了伦勃朗此前自画像的庄重形式。画面中，艺术家手置于髋部，拇指插在腰带里，水平凝视着观者。他的姿势显得节制、直率、权威。他的面部是整个画面的焦点，也是最为明亮的地方。艺术家以平坦、厚重的笔触，使这个部分大量吸收反射外部的光线，增加了视觉冲击力。此外，描绘手和服装的笔触较为自由，它们几乎没入了背景中。伦勃朗在画中穿着一件绘画的工作服，仿佛是对于社会礼仪的蔑视和对于绘画工作的谦卑。事实上，过去的伟大艺术家，例如丢勒，据说也喜欢穿着溅满油漆的工作服到处走动，仿佛戴着一枚荣誉勋章。

1659年的《自画像》（收藏于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便展现出一副全然不同的风貌。这个时候，他已经宣布破产，被迫搬离了豪华的府邸，所有的收藏品全数拍卖以还上欠款。此时，伦勃朗的自画像没有像以前那样，讲究一种具有地位的姿态，相反，它以自然流畅的笔触一挥而就，不了解艺术家创作的人还可能以为这是一幅未完成的作品。但是，伦勃朗亲自在画作上署名并签下了日期，他对于其完成性一定感到满意。画面中，层层叠叠的色块显得粗略而流畅，部分区域甚至露出了底漆的色彩。他的眉毛部分有白色的涡流，让他显出一种轻微的嘲弄的表情。横扫的厚重的笔触强调了眼睛周围的皱纹，略薄的笔触则呈现了肌肉的松弛，下颚的肌肉垂落在笔挺的领口上，显得特别生动。生命的低谷期，或许反而更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更加坦然地面对真实的自己。

在同期的另外两幅自画像作品中，他的笔法依然显得精致而美好。这件作品显然是伦勃朗的大胆实验。尽管，笔法显得如此自然，但经过X光检查，专家发现，伦勃朗在作画时依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一开始，艺术家让画中的自己戴着一顶白色画家帽，此后才修改为现在的黑色贝雷帽。这一修改显示了艺术家对于光和色彩的平衡进行了考虑，最终决定不要让白色的帽子分散观众注意力，让欣赏者的视线集中于最重要的部分——面部。

《有两个圆圈的自画像》也许是他所有自画像中最复杂而神秘的一件，这件作品可能创作于1665年至1669年之间。关于艺术家身后为何有两个圆弧，艺术史学家多年以来始终争论不休。有人认为，这代表了世界地图的两个半球。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为了以几何结构完成构图的完整性。最后一种说法也许最靠谱，瓦萨里、凡·曼德尔等艺术史学家都曾经提到，徒手画圆是艺术技艺的最高象征，与此同时，圆也象征了永恒。也许，通过这番描绘，展现伦勃朗进入了一个与永恒进行交流的境界。

这位晚景凄凉的老者在生命临近终结时丧失了自己的独生儿子蒂托斯。1668年，蒂托斯在结婚后不久患病去世。

在伦勃朗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669年，他完成了3幅自画像，而今分别收藏于伦敦英国国家美术馆、佛罗伦萨乌菲奇美术馆和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莫瑞泰斯的作品据信是伦勃朗最后一幅自画像。他的面部肌肉松弛下垂，他用厚重颜料着重刻画了右眼下方层层叠叠的皱纹。他下颚处的肌肉现在完全脱离下巴垂落了下来。

在这幅最后的肖像中，伦勃朗的一只眼睛闪烁出睿智的光芒，另一只仿佛已经死去了。如此神秘的表情，甚至连蒙娜丽莎也望尘莫及。在伦勃朗的自画像中，我看到对于人类境况的深刻描绘。这位充满了生命智慧的老人，尝尽世间艰辛的老人，或许，他以艺术的方式完成了与命运的和解，也完成了自己生命的凯旋。（朱洁树）

来源:东方早报责任编辑: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