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许多美国观众欣然前往展馆，只为一睹约翰•列侬妻子的风采。然而，让观众困惑的是，他们没有见到小野洋子本人，展馆内部也没有一件实体的展品，他们看到的只有博物馆外壁上仅剩的标签，还有一个有关艺术家行为的段子：小野洋子拿着一瓶苍蝇宣称，她为它们喷上了自己最喜欢的香水，并在MoMA放飞了它们，邀请艺术爱好者在博物馆或是城市中寻找，并记录下找到苍蝇时的感受。

1971年“Museum of Modern [F]art”的展览图册

时隔44年后，小野洋子再次回到MoMA在此举行她在该馆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型个展——“小野洋子：一个女人的独角戏，1960-1971”(Yoko Ono: One Woman Show，1960-1971)。此次个展重新回顾其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十年：1960-1971年，作品的时间结点停留在1971年，像是“Museum of Modern [F]art”非正式展览的延续，似乎向参观者诉说，1971年展览的样子。这是一种自嘲，也是一种政治姿态。

“小野洋子：一个女人的独角戏”展览上，小野洋子和她的作品“苹果”

《葡萄柚》书中条目

这次展览囊括了约125件小野洋子早期的作品，包括纸上画作、装置作品、行为艺术的留存物件、录音及视频录像作品等。其中最著名的是151张用打字机打出的卡片。他们来自于小野洋子1964年出版的诗集《葡萄柚》（Grapefruit： A Book of Instructions and Drawings.）中。

《葡萄柚》是小野洋子最为大众熟知的作品之一，书中包括一些关于绘画、活动、电影、舞蹈、音乐、建筑的想法和草图。对小野洋子来说，当时选择“葡萄柚”作为诗集的标题，主要是和她个人中西方文化背景的生活经历相关联。这本书记录了小野洋子的观念、语言和参与性的最初思想，而这些无论对于激浪派，还是观念艺术而言都是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但在1964年小野洋子以最低的成本自费第一次出版这本由手稿积累而成的书籍时并不顺利，她的名声也仅局限于纽约和东京前卫艺术的小圈子里。

展览现场的镜框中映射出参观观众正在仰望小野洋子的新作品“看天空” 这都是读者对于《葡萄柚》的误解，其实这本书以日记的形式、细腻的、华丽的

但在几年之后，情况有了好转。1970年，《葡萄柚》被“西蒙与舒斯特”公司（Simon and Schuster）重新发行，并由在前一年成为小野洋子丈夫的约翰•列侬（John Lennon）作序。这本书受到了社会极大的关注和推崇，特别是很多大学生。但是这本书却被当作物品去拥有和收藏，而不是作为一本书去阅读。而当人们真正去阅读的时候，书里的内容却又会被误解。《葡萄柚》以俳句的形式，呈现出一些格言式的句子，很多读者把阅读中的迷惑解释为东方文化中的禅意。

这都是读者对于《葡萄柚》的误解，其实这本书以日记的形式、细腻的、华丽的语言，给人带来“醍醐灌顶”的思考。其中的一些语句呈现出“达达主义”：她建议读者“推着空的婴儿车穿过城市”（walk all over the city with an empty baby carriage）；一些词句充满了抒情的意味，像是诗人：“记录下雪的声音”（Take a tape of the sound of snow）；还有一些混杂着黑暗与光明，让人难以琢磨。比如，有一篇的开头写道：“想象天空中同时出现一千个太阳”（ Imagine one thousand suns in the sky at the same time），而结尾却是另外一个调子：“做一个吞拿鱼三明治并吃了它”（Make one tunafish sandwich and eat）。这种感觉像是从一个启示录开始，却给人一个大跌眼镜的结局。

展览作品“可以站上去的画”

小野洋子的作品也会给人带来疼痛。在这次MoMA展览中观众能看到一件时间性的作品：“苹果”（一个玻璃底座上静止放置了一只新鲜的苹果，直至腐烂），以镇静自若的口吻，诉说暴力的事件，可以同时让人感觉出开朗和孤独。因此，很多观众愿意花一些时间，静静地阅读MoMA用一整面墙展示的微小文字。通过阅读《葡萄柚》的文字，开始走进“一个女人的独角戏”。

1933年，小野洋子出生于东京，她的父亲是银行家，母亲来自贵族家庭。12岁时，日本战败，她目睹了城市的覆灭和家人的失散。战争结束后，他们举家迁往美国，小野洋子就读于纽约莎拉•劳伦斯学院并学习了哲学和诗歌，在此期间，小野洋子非常热衷于和艺术家、诗人以及一些“吉普赛”风格的人群为伍，并经常光顾画廊和艺术聚会，这些社交活动让她感到无比兴奋而且也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

1956年，小野洋子嫁给了日本实验音乐家一柳慧(Toshi Ichiyanagi)，使她有机会和当时前卫音乐艺术家约翰•凯奇（John Cage）有了诸多交流，小野洋子开始了众多观念艺术的创作。凯奇对小野洋子的影响是传奇性的，小野洋子也成为最终改变当代艺术进程的非西方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者之一，她的作品受益于佛教思想和以极小形式。贯穿于整个1964年京都艺术展和音乐会的著名文章《声音说明》( On In sound)和《结构说明》( On Instructure)，展示了她将音乐和艺术品创作视为同一实践的努力，成为传播观念艺术的一个尚未完成的中转站。

展览现场放映的小野洋子的作品“切片”（1964）

1961年，小野洋子的第一个展览在纽约一个画廊举行，在此之后，她的作品开始缩小艺术和生活、艺术家和观众的距离。小野洋子尝试在人的倒影上作画，加强了作品与观众的互动性。在展览结束后的第二年（1962年），小野洋子和一柳慧离婚，她因为精神问题回到了日本并做了逗留，在日本她收获良多，并开始实践更多声音创作，将哀泣，恸哭，婴儿，色情等各种声音融入作品中。她的这些创作甚至改变了当时流行音乐的面貌。这次日本之行，还举行了仅有小野洋子文本作品的展览，而她激进的行为艺术“切片”（Cut Piece）也首次进行了表演：小野洋子跪在空旷的舞台上，把剪刀摆着自己面前，引导观众剪掉她的衣服。这也成为类似玛瑞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等“让艺术家置身于观众的伤害之内”的行为先驱。

回到纽约后，1962年11月，洋子同爵士音乐家、电影制作人安东尼•考克斯（Anthony Cox）结婚，她与激浪派艺术家一起制作影片，其中最著名的是诗意的《打开天空的钥匙》( Glass Key to Open the Sky) 中, 洋子把日常的钥匙转化为类似于日本神道教用于祈愿的神器，给思想留下一个不受禁锢的空间。相比早期的激进，这些作品开始变得平和，却带给观众“异想天开”的印象。

1966年，小野洋子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年，她和约翰•列侬相遇了。那时，伦敦英迪卡画廊展示了小野洋子一件标题为YES的作品，在日后列侬回忆自己第一次与洋子相见时，描述了这件作品：“当爬上梯子，以凑近天顶玻璃镜框内被装嵌的文字时，猛然发现了这个微小的词语‘YES’，确实它是积极乐观的”。他们互相欣赏，成为了工作中的伙伴和生活中的伴侣。1969年，他们发起了“床上和平运动”，在“战争已经结束/假如你祈愿”宣传活动的文章表明，小野洋子提出了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完全在于我们自己。此外，列侬更鼓励她做一些声乐上的作品。

展览现场正在播放“床上和平运动”（1969）的视频

但从更大的方面着眼，约翰•列侬妻子的身份遮掩了小野洋子本身的光彩。更糟的是，列侬的歌迷并不喜欢他们的结合，她成为“种族主义”攻击的目标。在列侬去世后，她成为了列侬的遗孀和政治的发言人，这些身份限制了小野洋子在创作上的创新，也使她被1960年代的光芒始终围绕着。

但这些固有的印象被小野洋子最近的作品改变。2015年，小野洋子受到MoMA的邀请发起了题为“看天空”（To See the Sky）艺术行动。这个作品由一个旋转的钢制楼梯组成，它向上延伸，直至刺破博物馆6楼的玻璃天花板，天空看起来无限大，它是万物的来源，也是毁灭的开始，这也是天空给小野洋子的印象。观众们大多被吸引着攀登楼梯，而达到楼梯顶部的时候，一些令人不安的情况发生了：楼梯开始摇晃，剧烈地像船在海上颠簸，天空变得坚硬，向上看变得很难，直觉告诉你，应该集中精力，关注自己的脚下，即使下了楼梯，回到地面上，观众依然觉得摇晃。这似乎向观众传达了，当自由超脱之感来临的时候，恐惧也会来临——寻找光明是危险的。危险总是在身边，这些信息是小野洋子这个充满想象力、被低估的艺术家所传达的。

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