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战后，在乔治·巴塞利兹（George Baselitz）、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西格玛尔·波尔克（Sigmar Polke）等艺术家的绘画作品中，开始表现出一种对表现主义艺术的兴趣。这些艺术家正是所谓的“疯狂青春”（英文Wild Youth，德文Junge Wilde）运动的先驱，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绘画的复兴，柏林、汉堡、科隆、杜塞尔多夫成为了这项运动的中心。在联邦德国的艺术院校、公寓还有工作室内，那些出生在1950年左右的艺术家创作出了具有超凡表现力量和话题性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形式多样且表现直接，既充满挑衅意味又引人入胜。

　　很快，“疯狂青春”这个词通过评论和媒体得到了广泛传播。像很多艺术团体一样，“疯狂青春”不是一个单独的团体，而是一个融多元与矛盾于一体的组织，其中的艺术家都有不同的理念，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团体。那些分散在汉堡、柏林的Moritzplatz画廊（Galerie am Moritzplatz）或是科隆的Mulheimer Freiheit工作室的团体大多数都很短命；还有一些像沃尔克·唐纳特（Volker Tannert）、安德烈斯·舒尔策（Andreas Schulze）这样的喜欢标新立异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在重要的展览上展出，但是很难把他们归于一个明确的团体。“疯狂青春”运动中的那些艺术团体风格多样，并且一直会改变活动的地点，从这个城市转移到那个城市，因此也就很难用一个专门的风格去定义他们的绘画。

　　“疯狂青春”这个名称来源于1980年在亚琛Neue Galerie - Sammlung Ludwig画廊举办的“新野兽派”（Les Nouveaux Fauves -The New Wilde One‘s）展览。展览主要关注类似于20世纪早期法国野兽派的艺术以及在当时在艺术领域出现的新表现主义趋势。展览展出了乔治·巴塞利兹、马库斯·吕佩尔兹（Markus Lupertz）、安塞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等人的作品，这些艺术家出生于1940年左右，属于战后一代，而之后活动于1980年代，成为“新野兽派”的那些“疯狂青春”艺术家基本都比参加过这次展览的艺术家年轻十岁，他们的作品也没有在展览上展出。但尽管如此，“疯狂青春”这个名字却从此诞生了。

　　影响“疯狂青春”的几个艺术运动

　　1980年代那些充满表现力和强烈情感的绘画被认为是德国表现主义和法国野兽派的延续。表现主义与野兽派几乎是同时在20世纪初期出现的。

　　“表现主义”：这一术语不是用来形容一个流派的艺术家团体，而是用于强调在绘画中表现艺术家的主观感情和自我感受，将纯粹的主观情感直接反映在画布上。表现主义作品通常用色自由，通过对客观形态的简化、夸张、变形来颠覆现实世界的客观性和传统的艺术观念。

　　“野兽派”：“野兽派”是一个混杂的艺术团体，在艺术史上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野兽派”这一名称来自于一位批评家，他用法语的les fauves（野兽）来戏称这一用色鲜艳明亮、造型粗犷、构图平面化的绘画风格。不过野兽派的艺术家却并不认同用这一名称来形容他们的风格。

　　“新表现主义”：在表现主义和野兽派的基础上，1960和1970年代的艺术家，如乔治·巴塞利茨（George Baselitz）、马库斯·吕佩尔茨（Markus Lupertz）、贝恩德·库柏林（Bernd Koberling）和K.H。霍迪克（K.H。 Hodicke）被称作为“新表现主义者”或“新野兽派”（New Wildes）。他们的作品为后来1980年代的年轻艺术家铺平了道路。他们所创作的那些具有挑衅意味、粗犷随性的作品正因为其中所流露出的一种荒诞感而吸引了公众的好奇心和注意力。

　　“糟糕绘画派”：“那的确是绘画，但不是像文艺复兴绘画所传达出的那种美好的、真实的古典韵味。‘糟糕派绘画’是在表现一种平庸的甚至卑劣的真实性。”（沃纳·巴特那，Werner Buttner）

　　对表现主义绘画的回归并不只局限于联邦德国。在美国，年轻的艺术家们也拿起了画笔和颜料，于是便出现了“糟糕绘画派”（Bad Painting）这一新的艺术潮流。“糟糕绘画派”这个名称并不是针对于作品的质量，它更多的是在强调这些作品通常不具备审美吸引力。取而代之，它旨在突出作品中的挑衅意味以及颜料与画布之间的粗糙感和摩擦感。

　　莱纳·费廷——凡·高和墙

　　莱纳·费廷这幅画的标题《凡·高和墙-太阳》（Van Gogh and Wall-Sun）非常清晰地透露了画的内容。画中的凡·高正大跨步地从一堵墙边走过。他耸起的肩膀被描绘了出来，那张脸被黄色太阳帽的帽檐给遮挡住了。透过墙上的一条裂缝我们可以看到那夜晚红色的天空。然而，将凡·高这位遭到误解的艺术家的原型与极具象征意味的墙结合在一起的手法也催生了一种刺激、焦躁的意味，而原标题所具有的暗示则变成了一种误导。

　　对艺术家莱纳·费廷（Rainer Fetting）来说，柏林墙是冷战和西德特殊的象征，也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家以及在柏林的Moritzplatz画廊工作的时候，费廷透过窗户能够看到墙。费廷将墙视为他作品的展示空间，并且从中获得了很多创作灵感和视角，并用不同风格的手法进行了创作。在这幅作品中，对颜色、动作和构图的处理都集中在画面的中心而非所表现的人物主体上。和费廷早期的风格相比，他已经通过他的“墙画”（wall-paintings）系列发展出了更为自由、生动的笔触；而费廷的“凡·高”系列则通过对人物具象的描绘拓展出了艺术家本人的高超才华。

　　莎乐美——涌动的血液

　　艺术家莎乐美（Salome）充满动感和表现力的绘画语言毫无疑问地在公众间激起了强烈反响。在《Haematorrhoea》这幅作品中，莎乐美为观众创造了一个私密与暴力并存的空间。画面中的两个鲜明的男性裸体被置于黑色的空间中，看上去仿佛被一束光线照亮了。其中一个男性站立着，他的身体被鲜血覆盖，手腕被束缚着背对着观众；另一个弯曲着身体卧倒在直立男子的脚边。

　　莎乐美1970年代晚期的作品就激进主义和直接性方面而言是不对等的——他在Moritzplatz画廊的同行在当时都在挑战从自己固有的创作模式中抽离出来，从而去寻找和莎乐美类似的那种紧张、激烈的表现方式。

　　莎乐美通过他的作品不仅仅是在表现那些充满刺激和挑衅的动作，他的作品更多的是在公开对抗“同性恋”这个话题。莎乐美曾说道：“我的作品是在表达生命的意义。此外，也是一场政治性的斗争，一种解放和表现同性恋的不同方式。在此之前，很少能在绘画中看到这样激烈的表现方式。”相比于德国的其他城市，西柏林对同性恋运动采取了较为公开的态度。在1970年代中期，莎乐美参加了西柏林同性恋运动（Homosexuelle Aktion Westberlin，HAW）。和运动中的很多男性一样，莎乐美抛弃了他的本名Wolfgang Cihlarz而化名为“莎乐美”（Salome）来暗示那个残酷的圣经故事：希罗底的女儿莎乐美有着摄人心魄的舞姿，她的父亲希律王答应只要莎乐美能跳一支舞便能满足她的所有愿望。受母亲希罗底指使，莎乐美的愿望是得到施洗者约翰的头颅。

　　贝尔·恩德齐——色域绘画

　　贝尔·恩德齐（Bernd Zimmer）的大画幅风景画与他同行的作品有着强烈的反差。在1980年代柏林的亚文化盛行时，涌现出越来越多带有挑衅性质的同性恋、朋克和新浪潮运动。在此期间，Zimmer开始尝试去探寻绘画的边界性问题。

　　在恩德齐205×300cm的油画作品《油菜田》（Field， Rape）中，色域由深黄色、偏红的棕色和赭色构成。即使我们没有看作品的标题，面对这样的画面，我们也可以联想到这是一幅关于田野的风景画。在画面上方的边缘处，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象征着天空的细细的深蓝色线条。Zimmer的所有作品都是关于色域绘画的。色域绘画（Color Field painting）这起运动最早诞生于1950年代中期的纽约。

　　沃纳·巴特那——漫长的夜晚

　　在沃纳·巴特那（Werner Buttner）的作品《请在晚上8点醒来》（Please wake at 8：00 pm）中，巴特那用讽刺的手法描绘了1980年代艺术家们的工作环境。画面中的人物将头枕在一块小牌子上，用双手捂着脸。画面中的那块桌布通过小色块被抽象地描绘出来，和这具疲惫的身躯形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反差。当时小饭馆和酒吧是艺术家们最喜欢聚集的地方。在1977年，巴特那和他的一位画家朋友阿尔伯特·厄伦（Albert Oehlen）一起从柏林迁居到了汉堡。在汉堡他们认识了乔治·哈罗德（George Herold），反叛性和讽刺性都在这群艺术家每天的工作活动中被反映出来。

　　马丁·基彭伯格——两个女发明家

　　在马丁·基彭伯格（Martin Kippenberger）的作品《两名无产阶级女发明家在她们去发明家大会的路上》（Two Proletarian Women Inventors on Their Way to the Inventor‘s Congress）中，两名女性用灰色被描绘在一个由多种色彩画成的抽象的漩涡中间。两个人物背后那个用单色画成的长方形可以被视为一种对至上主义（Suprematism）的表现——至上主义是20世纪初俄罗斯抽象绘画的主要画派，其创始人为卡济米尔·马列维奇（Kasimir Malevich）。在这幅作品中，基彭伯格描绘的这两个人物隐约地让人联想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现风格，这一风格体现出1932年以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艺术教条，并且在1945年以后成为整个东方集团国家强制性的表现风格。这幅作品背景部分的笔触较为自由，与前景中的人物形成反差，这种非正式性的、随性的创作手法正是战后西方国家那些主要的艺术运动所力求表现的。

　　基彭伯格在这幅作品中混合了多种不同的艺术风格。运用强烈的讽刺手法，基彭伯格通过作品传达出艺术表现的冲突性，同时他也遵循着意识形态下的政治诉求。总之，在基彭伯格的作品中，艺术家是在嘲讽利用抽象对抗具象的这种倾向。

　　基彭伯格这幅作品的标题《两名无产阶级女发明家在她们去发明家大会》将两名女性描述为“无产阶级发明家”，她们的目标是发明家大会。在民主德国，“新”的成果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展现的。通常情况下，这些“新”成果都是已经过时的，并且早已经被西方国家所运用。在民主德国，“革新”会不止一次地在多个城市被嘉奖。基彭伯格经常会关注这类荒唐的事件，并且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以幽默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1977年，基彭伯格在汉堡的一家酒吧里认识了沃纳·巴特那和阿尔伯特·厄伦。在1980年代，他们一起发表过文章、举办过展览。在1978 年，基彭伯格迁居到柏林。随后，基彭伯格与画廊主吉塞拉·卡皮坦（Gisela Capitain）在柏林建立了工作室，并在1979年举办了展览“痛苦”（Misery）。沃纳·巴特那、阿尔伯特·厄伦、马库斯·厄伦（Markus Oehlen）、乔治·哈罗德、沃尔特·丹（Walter Dahn）等艺术家都参加了这次展览。基彭伯格曾说：“重要的不仅仅是在柏林这一个地方做点什么，而是要在汉堡，在杜塞尔多夫等等，在德国的各个地方，把一些东西传达出去。”在“痛苦”展览之后，，一系列展览又在几个城市举办：在1980年4月，沃纳·巴特那和阿尔伯特·厄伦在汉堡的 Kunstlerhaus举办了“自发的：尿液-拐杖”展览；五个月后，在杜塞尔多夫又举办了“德国的手指”展览。

来源:新浪收藏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