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美术网讯伊利亚与艾米利亚·卡巴科夫（Ilya and Emilia Kabakov）夫妇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位概念艺术家。他们围坐在纽约长岛的厨房餐桌旁，伴随着从烤箱里飘出的烤鸭香味两人一起在他们的工作室与我们进行谈话。现年84岁的伊利亚笔直的坐在那里，双眼直视前方，而艾米利娅则把我们的谈话翻译成俄语讲给伊利亚，同时她在她认为不确切的问题上表现得尖锐、活泼且脾气暴躁。虽然这对夫妇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从莫斯科搬到美国，但伊利亚更喜欢用这种方式接受采访，因为翻译的过程可以给他一个思考的时间。她说：“伊利亚和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的相似，尤其是当我们异口同声表达同一件事情时。”

我遇到卡巴科夫的时候，他们正处于泰特现代美术馆秋季展览准备期的最后阶段。卡巴科夫在15岁时就多次旅行至伦敦。然而这次展览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三个卡巴科夫最著名的大型艺术装置第一次在同一个地方聚集展出：其一名为“迷宫(我母亲的相册)”，它是一个由伊利亚设计的巨大的走廊，让人想起苏联时代的大杂院，以及他已故母亲日记上的几页内容；其二名为“从公寓飞向太空的人”，它是一个苏联同时代等比例的卧室模型，在这一作品中，一个人在弹簧的作用下飞出了天花板；其三，“并不是所有人都将被带入未来”，这同时也是本次展览的名字，在这一作品中地铁车厢的末端在墙上消失。谈到他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工作时伊利亚说，“我在这个空间里创作，制定计划，调整一切，”当我问伊利亚他是否很难在没有参观场地的情况下举办一个展览，他略显恼怒的否认了这一问题说，“没有什么是偶然的”。

卡巴科夫创作的乐趣，以及作品中所展现的悲悯和政治，都反应了卡巴科夫深刻的幽默感。(例如：从公寓飞向太空的人，留下了两只刚刚脱下的鞋子)。在概念艺术领域，这对夫妇被认为站在杰夫·昆斯(Jeff Koons)的对立面。他们的幽默根植于人性和悲剧，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可过多赘述的。而根据他们自己的描述，这同时也是一种精英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卡巴科夫认为他们夫妇最喜欢的观众不是普通人而是艺术家。“我们更喜欢艺术家，”艾米利亚说。“在艺术世界里同懂得艺术人士一起创作，这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作为苏联体制的幸存者，他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秘密地工作，忍受着被称为“颠覆者”的痛苦，他们对“人民”一词没有任何浪漫的想法。然而，他们所创造的艺术却是如此的优秀并且广受欢迎。

从公寓飞向太空的人(1985) 他从苏联时代公寓的天花板上飞出去，留下两只鞋子。摄影：伊利亚与艾米利亚•卡巴科夫

在他的职业生涯的前30年里，伊利亚的艺术只被少数人看到。他在他莫斯科的公寓里创作了一些艺术装置，并邀请他的朋友来参观。(这一时期在伊利亚与艾米利亚•结婚之前，尽管他们从小就认识对方但那时起两人开始合作。两人都有着一种几乎难以理解的不情愿，不愿说出他们故事的细节，我认为也许这种抵触是由于生活在极权主义国家而产生的。我只能尽我所能的从这两个“成年孩子”身上发掘信息)。今年是俄国革命100周年，人们对该国的政治历史有了一定的怀旧之风，然而对于这种风气卡巴科夫表示蔑视。

艾米利亚说:“你不能对你的青春感到怀旧。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一定非常愚蠢和原始。但你可以怀念你的朋友，怀念你的交际圈，怀念你和朋友之间的气氛。”

当被问到他们是否怀旧这一问题时，她笑了笑。“大多数时候，怀念的一切都是一场噩梦。”在示意她丈夫之前，她便冷静且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她接着说：“他怀念他和朋友们的这种友情，而我总是说他们在地狱里创造了一个天堂。而在地狱结束的那一刻，天堂也消失了。”

许多艺术家在苏联解体后精神崩溃，他们被新生的自由所瓦解，但伊利亚不在其中。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由母亲抚养长大。他母亲的一生都在为实现儿子的才能而奉献。伊利亚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便抛弃了这个家庭，他的母亲挣扎了好几年才从这一打击中恢复。

艾米利亚回忆道:“我想说，能在这种情况下生存，她确实是一名战士。”伊利亚说，“每个人都必须适应这种情况。为了生存，你要做你必须做的事情。而这一点很难向这个国家之外的人们解释清楚。”

艾米利亚说:“有时候，你必须假装成你自己的样子，因为你无法成为你自己。如果不这样，你就无法生存，你无法成为你希望的样子，也不能做你想做的事，并且你总是要戴着面具。”

并不是所有人都将被带入未来(2001)，在这一作品中地铁车厢的后端将通过一堵墙消失。摄影: 伊利亚与艾米利亚•卡巴科夫

伊利亚的母亲明白她的儿子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吗?“哦，她总是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艾米利亚用一种很有礼貌，但却带着疲惫的语气谈论着她的婆婆。“母亲告诉我不要用他的童年名字来称呼他，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伊利亚笑了然而他的妻子继续说:“他是她唯一的儿子。不管他做什么，在他母亲的眼里他都很伟大。”伊利亚说:“如果母亲是一个无法实现她的愿望的梦想家，那么她的儿子就必须做些什么来实现这个愿望。”

伊利亚很多艺术作品的主题都和逃离有关。在他的艺术装置“如何造就一个天使”中，一个真人大小的男人站在一个很高的梯子的顶端，他是即将跳跃，亦或是飞翔，都取决于观者的看法和理解。有一段时间，它被安装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机构里，为智力和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帮助。但当局担心，这可能会鼓励他们自杀。但是，艾米利亚说，病人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一艺术作品的意义。

俄罗斯人对卡巴科夫的一些评论表现得很敏感。艺术装置“厕所”(1992年)是在公共厕所的小隔间里摆放的一套苏联公寓的模型，首次展览上一个俄罗斯参观者问:“为什么要让俄罗斯人住在厕所里?”(对于这个问题，伊利亚回答说:“这只是一个比喻。”)

把作品中所有逃避现实的形象统统解读为苏联的政治是鲁莽的吗?艾米利亚说:“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你逃避日常生活，或你摆脱了家庭的，或政治的，或社会的压迫。”

伊利亚开始快速的说话，他的妻子翻译说道:“参观者自己去体会作品是十分必要的，不是和朋友一起，不是和画廊的人一起，这是一个人的经历。”

然而，避开他们个人经历的视角来看待卡巴科夫的艺术是一件很难实现的事情。伊利亚出生在乌克兰的第聂伯，他和他的母亲一起搬到了莫斯科。然而他会定期回到乌克兰，去看家人，在那里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遇到了艾米利亚。成年后，两人都住在莫斯科，伊利亚在那里工作了30年，那段时间里他的工作是比较孤立的：没有艺术市场，没有批评者，没有关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艺术发展信息。很难想象一个艺术家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发展。

抽象拼贴画的出现（2012）摄影：凯莉·瑞安·麦科瑞斯，佩斯画廊/伊利亚与艾米利亚•卡巴科夫

艾米利亚说:“他的朋友圈非常集中。而我认为他们创造的天堂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对这个系统的仇恨产生了大量的能量。这火焰在燃烧，并且变得愈发明亮。”帮助他们创造有趣作品的是这个群体。20年，不间断地，30个人一起。他们是在画画，而不是为了赚钱；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找出自己作为艺术家的意义，他们要为艺术的历史创造一些东西。在社会崩塌，没有人能够继续下去的时刻使文化得以延续。”

伊利亚开始讲话，他的妻子翻译说:“他们如此专注于这些艺术的原因在于：除了艺术他们没有其他的东西。你不能买食物，买不了更贵的衣服，更好的车。那里没有艺术品收藏家。除了艺术本身之外，没有任何外在的理由促使他们成为艺术家。好的一面是至少你和艺术之间相互能理解对方，它就像一本百科全书，一个受过教育的朋友。不好的一面是，它是一个小圈子，你没有批评者，你甚至不知道你所做的到底好不好，因为你没有比较。”

在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体制开始瓦解，卡巴科夫来到了美国。他的作品开始在纽约进行展出，并立即被认为是一名杰出的天才。西方艺术界的商业性质让他震惊，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仍然如此。艾米莉亚说:“今天，年轻的艺术家们很早就开始有了观众、展览和节目，但他们没有圈子。他们无法掀起一场运动，但这对艺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伊利亚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参观博物馆。”这是他的外部世界，是他通过艺术在苏联之外进行旅行的能力。”伊利亚对博物馆的爱在某种程度上受他的母亲所影响。

艾米莉亚说:“今天的艺术没有实用的技能。人们不知道该怎么画，人们对文化没有兴趣。许多年轻的艺术家对成功和金钱的思考超过了他们对艺术发展的思考。有时会有学生来这里问:“我们如何能变得富有和出名?”

当他身处装置内部时伊利亚是如何把控艺术装置的整体性的呢？艾米莉亚说:“这是一种个人天赋。”“他知道如何像局外人一样看待这个世界的可能性，就像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一个创造者，这不是每个艺术家都能做到的。”

艾米莉亚引用了一种区分好艺术和坏艺术的名言:“我走进房间，看着艺术作品说，那又怎样?然后我走出房间，惊呼不已。或者，我走进房间惊呼不已，走出去后说：那又怎样?”她所表达的正是景观与艺术之间的区别，是肤浅的和更深层的志向之间的区别。（文字来源：卫报，编译/姜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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