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米尔画作中的全球化玄机

　　其实早在2008年出版的《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中，卜正民就已经提出过“小冰期”理论：“1550年至1700年这一百五十年间，全球气温下降，虽不是持续不断地下降，幅度也因地而异，但各地气温皆有下降却是事实”，并且用荷兰画家勃鲁盖尔的冬景画佐证这一点。所以《挣扎的帝国》里的“以图证史法”早有先声，只不过在《维米尔的帽子》里还没有被推到那么极端，绘画作品仅仅是作者引入话题的一个楔子。

　　维米尔（JohannesVermeer）是十七世纪的荷兰画家一辈子生活在运河边上的代尔夫特，目前存世的35幅画作，描绘了这座港口城市的方方面面。维米尔在自己家门口感受到了全球化，他有幸成为最早见到中国画的西方人之一，并将东方绘画特有的留白法加入自己的作品中。

　　卜正民的故事从维米尔的《代尔夫特一景》开始讲述，这幅画的主角是停在港口里的鲱鱼捕捞加工船，由于“小冰期”的影响，十六、十七世纪的冬天比以往更冷，导致北极海冰往南移，位于挪威的传统鱼场大面积封冻，成群的肥美鲱鱼落入低地国家渔民之手：“有位开创气象史研究的学者甚至主张，荷兰人在17世纪上半叶富裕繁荣正是拜这意外降下的天然资源之赐。捕捉、贩卖鲱鱼，让荷兰人有资本投注在其他风险事业上，特别是造船和海上贸易方面。”

　　对利润的渴望催生了各类大小贸易公司，为避免恶性竞争，1602年荷兰政府将它们整合成荷属东印度公司，它在几十年后发展为今日大型跨国公司的典范。虽然名义上叫“公司”，但荷属东印度公司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机构，还兼具军事和行政功能，再加上企业管理特有的灵活高效，在很长时间里占据着海上贸易霸权。

　　荷兰成了欧洲的门户，从1595到1795的两百年间，有近百万欧洲人经此前往亚洲，宁可远渡重洋，也不愿在拥挤的家里靠有限家产过活。只不过统计数据显示：“每三个搭船前往亚洲的人中，就有两个没回来。有些人死在途中，更多人死在抵达后的东方——他们因不具免疫力而死于疾病。”

　　从代尔夫特出发的欧洲人，很多会随身携带一杆火绳枪，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之一。虽然欧洲人发明了火绳枪，但火器并非源于欧洲，最早发明火药并用它制造火器的是中国人。比如，明初洪武年间军中设有“神机营”，是使用枪炮作战的兵种，证明火药在中国古代绝不仅仅被拿来做爆竹而已。

　　宋代以来，中国军队一直在战争中使用火器，只不过技术更新比较缓慢。与之相反，由于长途旅行的需要，欧洲铁匠将中国人的火炮按比例缩小，不断将其轻便化并提高瞄准效率，到了十七世纪初“荷兰枪炮匠把枪减轻到4.5公斤，相当不可思议。”

　　火绳枪、火炮等热兵器，使欧洲人在面对全球任何民族时都占优势。最早在十六世纪末，东亚世界就已经见识到了欧洲火炮的威力。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曾记载，当时明海军与荷兰船队的一次交战，据说当时是明军先开的火，“彼（荷兰人）姑以舟中所贮相酬答，第见青烟一缕，此即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海上惊怖，以其须发通赤，遂呼为红毛夷云。”透过此，不难窥见当时士大夫阶层之震惊。几十年后，应徐光启等人的倡议，明政府才正式从澳门引入“红夷大炮”用在东北战场。

　　与中国相比，日本引进西方枪炮的速度要快得多。而且日本人不满足于获得武器本身，而是消化其原理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改进。最早出现在日本的火神枪是1543年由葡萄牙冒险家带入的，当地大名见到后大为赞赏，花高价将其买下，委托当地刀匠制造，不到一年便仿造成功，“几十年的工夫之后，日本已经武装完备。1592年日本入侵朝鲜时，就带着数万只火神枪上战场。”日本军队发达的枪炮，让“壬辰战争”期间的中朝联军吃尽苦头。

　　到了十七世纪下半叶，中国、日本政府都对西方文明采取了拒斥态度，但这丝毫不妨碍民间层面的交流，尤其是被西班牙、葡萄牙人从美洲带来的各类农作物的传播。明朝末年番薯、玉米、番茄、花生等作物最早随商船登陆东南沿海，再向内陆传播，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饮食结构和人口规模。欧洲人出于内部人口压力的对外殖民，最后也无意帮中国解决了粮食问题——和对生长环境要求高的水稻、小麦等本土作物相比，南美植物即使在贫瘠稀薄的土壤下也能生长，汉人因此可以离开平原，向贵州、云南等山地进军。

　　除了填饱肚子外，新奇的南美植物也为当时人提供了某种另类的精神寄托。1492年哥伦布及其船员抵达美洲时，发现当地土著嗜好抽一种味道辛辣的植物叶子。这种土著烟草的尼古丁含量高于今日香烟多倍，具有一定致幻作用，可以用来治疗疼痛，或是让巫师拿来自我麻醉、占卜。虽然最早抽烟的欧洲人被斥责“堕落到和野蛮人一般”，但这并不妨碍它的日益流行，并辗转传入中国，明末人模仿其发音tabaco，将其成为“淡巴菰”。

　　“淡巴菰”最早到达福建，完成它“进京”最后一段路的是南方士兵。辛德勇教授曾指出，与我们印象相反的是，明末来自浙江东阳、义乌的士兵最受将领喜爱，因为他们骁勇善战，而且还经历过抗倭战争的洗礼，这就是所谓的“南人戍北”现象。南方士兵普遍烟不离手，因为他们相信在远离家乡时，抽烟可以帮助他们驱寒祛湿——这可能有一些道理，因为他们的对手满洲人同样热衷抽烟。鉴于种烟的收入高出种谷物十多倍，北京农民纷纷改种烟草卖给士兵，虽然他们一直以为烟草的原产地是“吕宋”——即菲律宾。

　　但正如卜正民所说，烟草进入中国其实是有三条渠道，其中一条还需要经过日本长崎，那为什么明代人认为烟草的原产地是“吕宋”呢？原因在于当时大量华人依赖马尼拉、月港之间的贸易线为生，菲律宾成了中国引入南美植物的跳板。华人一开始并无定居马尼拉的想法，但随着贸易量变大，贸易流程复杂化，他们开始要求西班牙殖民者允许自己在这里待满一年。西班牙人同意了，并在1581年仿照欧洲限制犹太人的做法，将华人集中在聚居区里。

　　原本华人、西班牙人可以相安无事，但1603年一名福建官员派代表去马尼拉调查传说中的“金山”，却引发了西班牙人的猜忌。西班牙人认为这是明代要出兵攻打菲律宾的前兆，于是先发制人，忽然发动了对华人的血洗。这种带有一定种族灭绝性质的战争在1639年进一步升级，导致贸易暂时中断，由美洲流亡中国的白银供应量锐减，明朝内部粮价飙升，遭遇到了空前的货币贬值危机。

　　很多学者认为，钱法败坏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卜正民指出：“明朝垮掉的因素，主要不在其货币制度，而在寒冷气候的冲击和随之而来的传染恶疾、谷物产量下跌，以及为了遏止北方满人入侵而产生的庞大军事开销。”这个观点后来在《挣扎的帝国》中得到进一步阐述。当时全世界都能看到降温所带来的破坏性冲击，包括画家维米尔——因为1675年前后代尔夫特贸易衰落，他卖不出自己的画，只能依赖借贷维持生计，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世界各地的人很早就开始相互接触，但在十七世纪他们却渐渐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维米尔的帽子》出版的时间正是《京都议定书》开始生效那年，卜正民在书的结尾提醒我们，十七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地方的历史都将我们与每个地方相连，且最终使我们与整个世界的历史相连。”因此当全球变暖的恶果来到时，也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　　（作者 尹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