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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作为古斯塔夫·克林姆特(Gustav Klimt,1862–1918)和埃贡·席勒(Egon Schiele,1890–1918)去世百年纪念活动。波士顿美术馆从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借到了两位艺术家的作品来举办一场特殊的展览。2018年2月25日至5月28日,“克里姆特与席勒画展”在路易斯和迈克尔·k·Torf画廊展出。Torf画廊展示了两位奥地利著名现代主义艺术家既独立又相互促进的艺术经历,以及他们引人注目的工作方式——尤其是在他们对人体毫无禁忌的描绘。在本次展览主题上从艺术家早期作品中挑选出60幅作品,探索他们是如何从传统美术训练,转变为在他们职业生涯中对人性敏锐而非常规的刻画。波士顿美术馆是美国三大博物馆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在2018年举办了克里姆特和席勒的群展。展览还将在莫斯科的普希金艺术博物馆和伦敦艺术学院展出,以纪念艺术家逝世100周年。克里姆特和席勒的绘画展除了绘画作品还有一本插图集和由波士顿美术馆2018年2月印刷的作品画册。展览由科多佛展览基金、Alexander M。 Levine和Rosemarie D。 Bria-Levine展览基金、MFA协会/MFA资深协会展览捐赠基金和博物馆理事会特别展览基金提供支持。
美术馆长助理凯蒂·汉森说:“克里姆特和席勒的作品会令人有一种满足感,他们的作品会令人激动——一旦你看到它们,就会很难被忘记。”这些欧洲绘画艺术,“通过他们鲜活而迅捷的手绘作品,在10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能感受到这些艺术家的存在。”
虽然有30岁的年龄差距,但克里姆特和席勒都对彼此的才能相互尊重和钦佩,尽管他们的艺术风格和作品面貌上迥然不同。克里姆特的画是精致优雅的,而席勒通常具有非凡的勇气。克里姆特会为正式画作预先做习作准备,而席勒则不会这样,他认为自己的作品都是完整而独立的,他会经常销售它们。尽管有这么多差异,但他们的作品仍然有着紧密的关联性。无论是克里姆特和席勒都以鲜明直白地自然主义和令人惊惧不安的情感力量,挑战了传统绘画中肖像、裸体和象征性等方面的规则和范畴。
早期艺术生涯
展览的早期作品展示了克里姆特和席勒所受到的完整艺术训练。他从14岁开始在维也纳的实用艺术学院学习了两年入门课程,之后他获得了奖学金,继续在绘画技校学习,直到1883年。长期扎实的美术训练使他能够在维也纳周边的建筑做装饰绘画,从而得到了一大笔佣金。关于在莎士比亚剧院天花板装饰画的三项研究表明,克里姆特对绘画不同的肌理做了精妙的处理——头发的柔软度、骨骼的坚硬感和织物的僵硬或平滑感。同时,席勒也是一位早熟的天才,在1906年,在他16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学业并成为了美术学院年纪最小的学生。1907年,年轻的席勒在“有胡须的男人”肖像中分别精细描绘了飘逸的胡须、浓密的小胡子和整齐梳理的头发。这些绘画样例都证明了,画家精彩的应用明暗法和立体造型的手绘能力得益于他在艺术学院所受的训练。
可见的内心活动
很快地,两位艺术家就开始脱离开学院背景方式的绘画,他们开始描绘除了明显特征外,充满紧张感和能量的感觉。他们处理人体很少以保守传统的方式,这使他们更能体察人类内在的心理活动和冲动。克里姆特的“秃顶老男人肖像”(1895年)是一幅令人不安的作品——一道白光照耀着老人的头颅,他无神的目光闪耀着怪异的光芒,这个人物令人印象极其深刻。
这是一幅描绘孩子的肖像素描“爱的研究”(1895年),描绘了一个小女孩,这幅画是为了克里姆特寓言式绘画主题做的习作研究——该画现收藏于维也纳维恩博物馆——在这个展览中克里姆特在很大的范围内,长时间持久地探索了爱这一主题的可能性。
克里姆特给年轻的席勒树立了榜样,席勒目睹了这位年长艺术家对传统的反叛。克里姆特对自画像不感兴趣,他喜欢画众多女性,而席勒从绘画主题上更喜欢画人体,包括他自己的裸体。他的自画像经常是痉挛抽搐的,例如“裸体自画像”(1910年),作品显示了一位青年男子似乎在与自己扭斗,这幅画充满了力度,人物造型黑色毛发倒竖,仿佛被电击一般。他一只眼睛睁着,另一只眼睛闭着,微撅着嘴,眉头紧锁,面部表情富有戏剧性又难以辨认。呈紫色和蓝色的皮肤覆盖在瘦弱的身体上——比席勒本人的身体更为瘦弱——戏剧化的就像一张薄片。在身体轮廓周边涂着厚厚的白色带,仿佛是人被唤醒出的内在光芒——活力四射的生命能量令席勒的形象充满非凡的魅力。
席勒也用相同的手法创作了当地工薪阶层孩子们的画像,六幅素描在展览中展出,包括“两个蜷缩的女孩(1911年)”,画的主题第一眼看上去就像两个玩偶戳在那儿。然而近距离仔细观察,你会看到那些不自然、非健康的色彩——尤其是女孩金发白皮肤的冰冷色调——她们超大的手型与女孩的诱惑感形成剧烈的反差,令人心悸不安。
裸体
克里姆特和席勒有着探索人类体验和内在欲望的共同兴趣,也许是在他们描绘裸体时是最为明显的。尽管他们作品激起的惹眼的窥阴感令人心绪躁动,但是作品还是令人难以移开视线。这些人体都是非理想化的,他们看上去更加真实,经常第一眼很难看清他们在做什么。如果没有标题的帮助,就需要费神的来确定克里姆特的“ 从背后看到的卧女”(1916-17)中所描绘的内容,甚至在标题的帮助下,“双臂盘在头后的半裸卧女(1916-17)的画中,人物头部缠绕着无数线条,图像很难拼合成可识别的东西。两个女人看起来都像在半空中休息,从居室环境中解脱出来。席勒也尝试过在画面中设置这种出人意料的“留白”——例如,“步行者”(1914)画面人物低头看着紧紧卷曲的手,好像握着东西一样,但那里什么也没有。
丑闻事件
尽管克里姆特和席勒获得了成功和众多的支持者,但是他们毫无疑问也饱受争议。克里姆特被要求创作大型作品时,他革新性的绘画技法引发了丑闻。在1894年,他和他的早期合作者弗朗兹·马奇被选定为维也纳大学设计天顶画。克里姆特显示了他的工作,他描绘了哲学、医学和法律。在1900,1901和1903年这段时间,他也参与了维也纳分离派,这是一批从国家主办的艺术学院分离出来的艺术家。尽管这段时间作品中有两幅在二战中遗失了。但是两幅“浮雕研究(医学)(1897-98)”和两幅“骨骼研究(医学素描研究)(约1900年)”传达出的直白得出人意料的自然主义令克里姆特同时代的一些人震惊不已。克里姆特的同伴弗朗兹·马奇的作品也参展了1902年的分离派画展,这位作者的作品触发了另一场争议的风暴。因为对人体纤毫毕露、引发性欲的描绘,令艺术家受到了色情淫秽罪名的指控。
席勒也过着一种艺术化、蔑视传统礼俗的生活方式。在1912年,一位当地的少女逃离自己的家庭,寻求这位艺术家和他女友的帮助。虽然女孩最后回到家庭并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她的父母指控艺术家对女孩有绑架,强奸和伤风败俗的行为——这些罪名成立可能意味着长达20年的监禁。席勒4月13日被捕,4月30日法庭进行了审判。前两项罪名因缺乏证据最终都未成立。但第三项指控成立,警察在调查席勒画室时找到一些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素描作品。席勒在法庭出现的前后,在监狱里呆了超过三周的时间。三幅在监狱期间创作的作品——4月19,23和24都在展览中展出。肆意大胆的作品配以诗意、戏剧化的标题,记录了艺术家日趋绝望的心境。
植物和环境
席勒发现在周边世界也有能令他唤醒,产出情感共鸣的事物——不仅是人体和人物面孔,也包括自然。两幅艺术家的素描作品——“红菊花”(1910年)和“黄菊花”(1910年)——显示同一花卉在不同时期的面貌。艺术家用最宽大的笔触、饱满充溢的色彩来表现强壮的红花。而败落的黄花则显然到了花谢时分,叶片无力的下垂,细长的花蕊已经不复绽放期的生命力。同样的中年式忧郁也弥漫在席勒对“捷克的克鲁姆洛夫”(1914)的老房子”的描绘中——那是他的母亲的出生地,艺术家在1911年夏天短暂居住的地方,他在那里可以保持与维也纳城市生活的距离。
肖像
肖像画给了克里姆特和席勒赚钱的机会和交往的方式——提供艺术化的聚会场所和众多独具个性的绘画对象。克里姆特擅长以利润丰厚的肖像画与维也纳前卫的赞助人和收藏家维持良好的关系。对他的支持者“尤金尼亚·普里马韦西” (1912-13年)的肖像的两项研究显示,人物脸上的细节很少,但传达出她强有力的性格特征。她抬起下巴(在两幅画中都能看到),这加强了她居高临下的威严感。另外还有两幅普里马韦西的女儿“M?da”(1912-13年)的习作——克里姆特唯一委托的儿童肖像画的习作,现在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此外,还有三张阿马莉·朱克坎德的肖像习作—这是他最后的作品,一幅未完成的作品—这为得以窥视艺术家创作过程提供了机会。绘画对象的服装动势在每一幅画中都充满活力。人物造型和仪态风度都随着克里姆特确切的描绘方法而转移。
1912年,资助席勒的克里姆特也紧随席勒进了监狱,这给年轻的艺术家经济上以毁灭性的打击。克里姆特的赞助者奥古斯特和塞丽娜促进了席勒和他们儿子的友谊,他们成为席勒作品主要收藏者之一。艺术家创作的少年”埃里希·勒德雷尔的红领子”(1913年)肖像,显示出年轻人天真活泼又略显尴尬的模样。另外,展出的席勒其它肖像作品描绘了他的另一些亲人,包括他的妻子爱迪丝·汉斯以及他妻子的姐妹艾德蕾·汉斯。两个女人的皮肤都呈现出斑点变色——它看起来很潮红,淤青,甚至看起来正在腐烂。通常在他的自画像中也经常看到这种效果,这使得作品看起来更加复杂,并且引发更深刻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