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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新加坡2018年第四届Signature Art Prize大奖于6月29日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揭晓,越南女艺术家潘涛阮(Phan Thao Nguyen)凭一组X光底片上的油画和影像作品《热带午睡》,赢得本届“亚太酿酒基金会特出艺术奖”(APB Foundation Signature Art Prize)。本次评委奖由新加坡艺术家舒比琪·劳(Shubigi Rao)的《纸浆:流放之书小传,第一本:边缘的写作(2014-2016)》和泰国艺术家塔沙奈·塞特纳社里(Thasnai Sethaseree)的《无题》分获。印度尼西亚艺术家格德·马亨德拉·亚萨(Gede Mahendra Yasa)的《失落的天堂以后#1》凭借最多访客票选获得“公众奖”。
▲ 本次大奖获得者,由左至右:泰国艺术家塔沙奈·塞特纳社里、越南艺术家潘涛阮、新加坡艺术家舒比琪·劳、印尼艺术家格德·马亨德拉·亚萨
2009年,潘涛阮曾在新加坡学习过一年,2017年,她又参加了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当代艺术中心(NTU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Singapore)的艺术家驻留项目,两个影像组成的《热带午睡》正是在此期间创作,“在这件作品里我探讨了被人遗忘、被主流掩盖的越南民间历史,尤其关注了17世纪的越南,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罗德(Alexandre de Rhodes)被认为是越南罗马字(romanised Vietnamese script)创造者,这对越南本土文化发展史非常重要,此前我们用的是以汉文为基础的文字。”潘涛阮在获奖后说。
亚历山大·罗德在越南期间记录的文献,是潘涛阮以这位传教士的一生与作品展开的研究项目‘诗意的健忘’的一部分。“而我就是想去学习和探索越南罗马字的发展,通过它的复杂和语义上的模棱两可来展示艺术家是如何感受和对待故事叙述的。”而潘涛阮的另一件作品正在第二届银川双年展中展出。”潘涛阮说。
影像作品趋多,绘画将何去何从
本届Signature Art Prize大奖经过来自不同国家的评委推荐,从46个国家、113件作品当中,选出了15件入围作品,作品类型包括绘画、雕塑、录像到文献等,而影像作品达7件。评委之一的印度科钦双年展基金会主席伯斯·克里什阿姆特瑞(Bose Krishnamachari)曾任2016年银川双年展策展人,他在接受《艺术新闻/中文版》采访时说:“艺术正在越来越走向数字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视频装置艺术。做为一个艺术家和策展人,我经常想从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中看出他们的关注点是什么。架上绘画在现当代的艺术圈中相对少见了,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绘画对技艺要求很高,艺术创作中这是很重要的,艺术不仅只有观念和理论。”
另一位评委杜慧珊(Joyce Toh)也是新加坡艺术博物馆(Singapore Art Museum)内容主管与高级策展人,她对《艺术新闻/中文版》说:“虽然这届有非常多的影像作品,但我不认为绘画这种传统的媒介在当代艺术中已经开始消亡。我们这届有些艺术家的作品是很花时间,也很讲究技艺的拼贴作品。在中亚,你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家喜欢用传统媒介表达。”
“我个人感觉这些作品都在探索和关注文献研究,从历史文档中进行探索。舒比琪·劳的作品就是通过研究档案并展开研究和调查,以此去探索被主流掩盖的历史和人类经验。香港艺术家梁志禾与黄志恒,利用旧周刊和报纸等去重新探索历史。当然,这次有很多数字影像作品。但具有特点的艺术家及其作品也是评委会所关注的,比如新西兰艺术家的作品,还有台湾艺术家(有长时间文莱生活的经历)。”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是新加坡艺术博物馆馆长何伟明(Louis Ho),他与杜慧珊都曾是2016新加坡双年展策展团队中的一员。
在接受《艺术新闻/中文版》采访时他表示当代艺术的媒介是十分多元的,不只有影像。过去五年间,有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开始关注过去的记忆和历史,国家、民族、环境记忆或是个人情感在这之中的变化,尤其是非主流的部分。
从新加坡起步,立足东南亚,放眼亚洲
Signature Art Prize奖项由新加坡艺术博物馆及亚太酿酒基金会联办,每三年一次,2015年中国艺术家刘建华曾获得第三届亚太“特出艺术奖” 评审团奖。中国艺术家彭薇也曾以作品《遥远的信件》入围这一奖项。杜慧珊曾担任过第一、第二届的入围展览策展人,她对《艺术新闻/中文版》说:“第一届我们已经有蒙古这个中亚国家参与了。从活动的名字Asia Pacific就能看出来,我们是想关注更大的范围,不是局限于东南亚。最开始的关注点的确是主要在东南亚国家。然而,到了第二届,你可以看到有澳大利亚参与,上一届我们关注地区更加扩大了 。总的来说,每一届关注区域都在扩大。”本次奖项将眼光放眼于中亚,“跟银川双年展相比,我们的关注点没有那么在地理问题上。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从这些地理区域出来的作品本身。”杜慧珊说。
“看当代艺术发展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艺术的中心还在巴黎,但之后又转移到了纽约,而到了21世纪,我个人觉得艺术的中心正在向亚洲倾斜。同样,在这段发展史中,你会看到很多的艺术家的迁移,从一个国家到了另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而他们的作品也随之变得更加国际化。”伯斯·克里什阿姆特瑞觉得在艺术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不必担心话语权一直被西方艺术掌握,“对我来说在新加坡就像在中国的北京或者上海,这些城市中艺术的发展充满活力和无限潜力。”
“十年前的新加坡,整个国家只有一个美术馆——新加坡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也只有这家美术馆有收藏艺术品的功能。当只依赖这一家美术馆,而馆藏艺术品又变得越来越庞大的时候,新加坡艺术博物馆成立,并开始为国家美术馆分担其馆藏。1990年前的艺术品都被留在了国家美术馆,而90年后的艺术品则都来到了艺术博物馆。但是,所有艺术品的所有权都是归新加坡国家艺术局的,它们是国家的收藏。”何伟明进一步介绍了新加坡艺术博物馆的收藏情况。
2005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首次公开了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改造计划,经过十年建造,终于在2015年重新开放。过去二十多年里,新加坡不断扩充着其庞大的国家收藏,目前藏品数量已达8000余件,致力于贮藏与呈现19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的本土艺术作品,而邻近的新加坡艺术博物馆(Singapore Art Museum)则主攻当代艺术。新加坡的整体文化曾更多偏向和注重发展理科教育,对文科的关注十分不足。近十年来新加坡越来越重视人文艺术教育。设立博物馆,举行对公众开放的展览,让民众知道和了解艺术是很重要的部分。教育体制也越发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支持将艺术带入社区的项目。
新加坡艺术博物馆的主要研究就是东南亚艺术,“我们的策展人当然主要的关注,也是必须的任务,就是去发现新加坡的艺术家,但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关注的其他国家和文化的艺术。我所研究除新加坡外的国家就是菲律宾。而且不只是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城市艺术,还有他们的偏远的岛屿上艺术和非城市艺术。”杜慧珊说他们的展览一方面以国家为主题来办,但也有主题性展览,“比如我们之前有个展叫After Utopian(乌托邦之后),主旨不是只关注乌托邦的美好一面,而是以更加客观的角度看每一个国家和文化是如何看待乌托邦这个概念的,有些是持反对和消极观念的。”
与香港毗邻,新加坡如何做出自己的特色
1月,“登陆新加坡艺术博览会”(Art Stage Singapore)已迈入第八个年头,“十年前的新加坡,艺术市场非常的小,发展也很缓慢。当李显龙执政之后,新加坡的经济经历了快速的成长,艺术市场也随之快速成长,新加坡双年展开始、艺博会和艺术机构在新加坡这十年经济飞速成长中也成立起来,并经历快速发展。”何伟明说,“新加坡很多艺术机构甚至是画廊,有赖于政府的资助和创造的环境,Art Stage虽然是一个私人举办的活动,但是如果没有政府观光局,新加坡艺术理事会的支持,这个盛会不会发展的这么快。”
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会声势日渐浩大,全球的买家被吸引到香港。“因为地理位置上的靠近,特别是中国和亚洲国家的买家,他们也会来新加坡,很多优秀的艺术家资源、艺术院校和机构都在这里。”伯斯·克里什阿姆特瑞觉得香港巴塞尔的确给新加坡的艺术家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展示其作品,但在新加坡本土也有Art Stage Singapore,“我在英国还有很多西方国家看到他们的画廊同样会展示或代理中国的艺术家。而中国或亚洲的买家也越来越多地开始收藏西方的艺术品。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这些策展人,画廊和其他的艺术机构应该更多致力于搭建一个面向全球,对全球开放的交流平台。这才是最好的方法。”(采访、撰文/孟宪晖,翻译/许赫君)
2018年第四届Signature Art Prize大奖入围展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展至9月2日
※若无特别标注,
本文图片由新加坡艺术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