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国荃（1824-1890），曾国藩的九弟，湘军主要将领之一，因善于挖壕围城有“曾铁桶”之称。咸丰二年（1852）取优贡生；咸丰六年，攻打太平军“有功”赏“伟勇巴图鲁”名号和一品顶戴。同治三年（1864），曾以破城“功”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同治间，与郭嵩焘等修纂《湖南通志》。 1875年后历任陕西、山西巡抚，署两广总督。光绪十年（1884）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光绪十五年（1889）加太子太保衔。翌年，卒于位，谥“忠襄”。

曾国荃（1824-1890）

　　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众兄弟中比较出色的一个。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过赫赫战功，当时在攻打南京时，曾国荃想独自攻下南京，以此扬名立万，独占风流。但是，南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没有那么容易攻下，时间一长，舆论四起，湘军内部也出现一些不安因素。曾国荃急火攻心，辗转难眠，积忧成疾。曾国藩得到消息后，写信劝解曾国荃：“不要代天主张。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要太功利，看淡些反而能清楚的分析当前的形势，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曾国藩还写道：“从古到今，大战争的胜利、大事业的万变，人的谋划只占三成，七分在天意。很多时候，付出很多努力的人不一定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也不一定就是能享福的那个人。像攻克武汉九江、安庆那样，付出努力的人就是成名的人，那是天意，不能强求。但那却是不可靠的，只有在尽心尽力上下功夫，不求一时的功名、享福，才能成就更长远的大事业。”

　　他不断的嘱咐、劝诫曾国荃要淡泊名利，可是曾国荃年轻气盛，哪里听得进去，他本人在行军打仗方面也确实有本事，在攻打南京时，每一场战役都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取胜的，最终成功夺取南京。曾国藩又劝他，不要居功自傲，富贵功名都是人世间的浮华。可是曾国荃在上奏折时，极力强调自己在战争中的功劳极大。而清政府此时极怕曾国荃这个有能力的人物登高一呼，给清政府造成威胁，所以越强调自己的作用极大，越对自己不利。

　　曾国荃功高受谤，再加上曾国荃在进入南京城时，搜刮大量财物，没有交公；让他进驻上海，他却执意不听，非要攻打南京不可。这些追究起来，也是可大可小的。曾国藩当然要比其弟深思熟虑得多，也更谙熟为臣之道。他急忙以曾国荃病情严重为由，请求将弟弟开缺回籍。

　　返回家乡的曾国荃对曾国藩满腹怨言，自己分明战功赫赫，却非让自己功成身退，他不理解兄长。曾国藩劝他不要总想着做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业，能忍辱才能负重，大丈夫能屈能伸，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曾国荃听不进去，处处让兄长下不来台。

　　曾国荃在以后官场中摔打历练，终于能领会兄长的良苦用心。开始反省自己，学着控制自己的情绪。1866年，曾国荃起任湖北巡抚、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在任山西巡抚期间，正逢山西久旱无雨，赤地千里，曾国荃多方措款、筹粮，办理救灾度荒事宜竭尽全力。当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曾专门修建生祠，以纪念他。

　　曾国藩1868年为九弟曾国荃所作行书七言联，用红地洒金笺纸作大字行书，自作联句“紫殿深沉频视玉，乔林老翠自生光”，用笔沉着稳健，虽历经百余年，用笔用墨轨迹清晰可见，品相尚好。

　　曾氏对联多见于四尺对开尺寸，此联双幅总计约18平尺，为极少见之大联，写得亦尤为精彩，不可多得之代表作。其为弟所作，颇具用心，挥涕丢笔，稍叙襟怀，并落长款，是兄弟情义的最佳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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