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昌硕的篆书，甚得益於《石鼓文》的反复研习。其在六十五岁时自记：“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於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中晚年後，吴昌硕临写《石鼓》渐渐“离”形而传神，参以隶书，楷书以致草书的笔法倾向愈加明显。而其书写的小篆，也大有“任情恣性”之感，逐渐形成了此幅作品在这种特有的美学特征。此幅作品中的书写用笔，是完全的中锋，表现了文人“守中”的正气，在圆转曲折中透出一种力度，柔韧而不失於软弱，流畅灵动而没有丝毫的张狂。其笔画具有强烈的“墨气”，作者在书写时蘸墨饱满，下笔酣畅，因此在起笔处出现较粗的“头”。在笔画紧邻处，还出现里因墨渗融而笔画有些许粘连的现象。在吴昌硕擅长的篆，隶，楷，行，草诸体书法中，行草成熟最早，应用也最为广泛。从此幅作品的题跋可以窥见，其行书收放自如，润燥相宜，有排山倒海之势。吴昌硕的行草早年受帖学影响，四十岁左右逐渐掺入篆书笔意，七八十岁以後便形成此幅作品中这种篆，隶，楷，行，草各种笔法溶於一炉，雄浑苍劲，恣肆老辣，自家风貌已臻成熟，达到孙过庭“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境地。

　　吴昌硕七言诗匾

　　楠木，38×140×3.5cm

　　何绍基隶书横幅《兰生有芬》

　　水墨纸本，46×157.5cm

　　何绍基娴经史,经律算,嗜金石碑刻,尤工书法,真草篆隶无不精妙,其中以行草及隶书最具面貌, 是有清一代最重要书家之一。本作何绍基大幅榜书，古茂朴厚，运笔浑圆，笔道洒脱空灵峻逸，寓流动於平正,藏精巧於古雅, 虽尺幅阔大，但显得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以自己的笔法，蕴汉隶的神韵,在把握住用笔的凝重饱厚和字型的方整端庄以后,则全以已意为之，用笔选择润湿风腴特点，放笔直书，大气雍容。无怪乎继邓石如,伊秉绶之后,何绍基又为清代碑派书家取法汉隶开辟了一种崭新气象。

　　康有为横披《人间胜住》

　　水墨纸本，26×107.5cm

　　康有为的行书“人间胜住”出自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张道士归山》，“先生何处去，王屋访茅君。别妇留丹决，驱鸡入白云。人间若剩住，天上复离群。当作辽城鹤，仙歌使尔闻。”康有为的书法初视不甚平正和顺，和柔弱甜美之书风有天壤之别，他的“康南海体”雄强、遒劲、真率、豪迈;“人间胜住”四字有纵横奇宕之气，笔划平长，转折多圆，云锋自然，结构舒张，却有纵肆奇逸之气派。

　　罗振玉《还石》 1915年

　　水墨纸本，32.5×95cm

　　罗振玉的书法艺术得力于深厚的传统文化的修养和长期坚持的临古经验，他把临古作为修订文献，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和重要内容，贯穿于他毕生的学术生涯。他的书法以右军为用，以鲁公为骨，笔意间又有饱满圆和的金石之气，特点突出，别具一格。在章法布局上，字与字之间笔断意连，较少出现两字以上连缀，字字独立，笔笔到位，形体高耸，用笔简远，直截了当，不做过多雕饰，显得轻盈而不失厚重，金石之气跃然纸上。

　　本幅是雪堂为其姻亲程恩培所书“还石”斋堂号，并行书长跋文志其缘由。整幅书法温厚敦实，行笔舒缓，节奏清越。既反映了他书写时一贯坚持的严谨，沉稳的态度，又可以看出雪堂那种一以贯之的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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