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峰会 艺术品拍卖人士都说了啥

天津美术网讯 据了解，过去的5年中拍协艺委会在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克服了很多困难，在市场规模、行业建设、国际信息化进程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未来五年，艺委会将继续强化行业诚信建设、调整行业发展方式、创造宽松市场环境、推进国际发展战略等方面，为我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更加健康有序发展而努力。

在年会上，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金瑞国处长、北京市文物局于平副局长分别从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政策和北京市文物艺术品拍卖情况等角度进行了分析。而在自由讨论环节中，与会者就艺术品交易营改增、文物保护法修改、文物艺术品拍卖审批简化、海外文物入境等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在经历了四年时间的调整之后，而且随着经济大环境步入了新常态阶段，拍卖行业也逐步在新常态中完成了自我治理，这种回归不仅表明拍卖行在市场风浪中不断成熟，也预示着拍卖行业有能量蓄势待发。”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名誉会长张延华说道。

已有20余年历史的中国艺术品拍卖，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在今天的新目标下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那拍卖行应该做些什么呢?拍卖行业的“老人”们赵榆、翰海拍卖的何小平、华辰拍卖甘学军、朵云轩拍卖顾问承载、西泠印社拍卖陆镜清、北京保利拍卖陈零初、苏富比北京拍卖温桂华等人在同期举办的“2016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年度峰会”上各抒己见，畅谈拍卖业发展，以及如何来构建良性的拍卖业态。

“我见证了中国文物艺术品的第一场拍卖，并且出版了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二十年的书，留下了很多资料。毋庸置疑，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对社会贡献很大，比如文物知识普及、丰富国有博物馆馆藏、提升中国文物的国际地位和市场价值、培养鉴定人才和促进文物艺术品海外回流等。”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赵榆在现场说道。

华辰拍卖董事长甘学军则认为，“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还一直处在初级阶段，这包括我们的观念以及运用管理的模式。但是在这种初级阶段，我们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有了爆发式的增长。爆发之后，总成交额从550亿元下降到280亿元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看今天整个内外的环境和行业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该走入新的规范发展阶段，虽然我们的立法部门在不断修订我们的法律法规，但是从今天的市场情况来看，立法部门已滞后。当然，我们自身的业务形态也应该重新思考。”

“12年来西泠印社拍卖做了13个具有首创意义的拍卖专场，如印章、明清毛笔等，虽然有些是很小的门类，从经济效益上来讲也算不上大，但是对于一个门类的推广却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像首届中国砚台拍卖，对于这个门类的挖掘，以及对新的砚台艺术挖掘功不可没。”西泠印社拍卖公司董事长陆镜清说。

翰海作为国有拍卖企业的代表，受制于一些条件的限制，翰海拍卖公司董事长何小平说道：“国有拍卖行的生存和民营企业不一样，从某种程度来讲，难度更大，制约着自身的发展，随着今后政策的明晰化和放宽，势必要改革，比如用人自主权和激励问题，职工没有积极性和热情，说到底就是收益没有和工作挂钩。”

而作为百年老店的上海朵云轩，同样面临着如何在这种限制中寻找新的发展模式问题。“限制很多，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朵云轩就是以拍卖为依托，大力拓展艺术品的衍生发展，尤其是受到文化创意产业的启发，朵云轩有很多的好作品和社会政府资源，最近就很成功地推出了‘江南百工’的非遗展示，并受到广泛好评。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些项目带到长三角地区去展览，在推广的同时，也推广朵云轩，向长三角地区进行传播，从框架上来讲形成以拍卖为依托的理念传达。”承载表示。

北京保利拍卖公司副总经理陈零初则介绍了海外资源开拓上的一些经验。“保利拍卖已有11年历史，香港保利则成立于2012年，首场拍卖是2013年，当时取得了5.19亿港元的成交额。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香港春拍中则取得了12亿港元的佳绩。最初我们到香港举办拍卖的想法并不成熟，希望能够到海外去做一些尝试。在香港我们借助了其突出的当代艺术、珠宝等优势，同时我们在书画、古董等方面的拍卖也和香港的国际大拍卖行存在竞争关系。经过三年的培育，香港保利的海外客户占了将近70%，这点远远超过了北京保利，这也说明海外客户对于我们这些拍卖行的认同。”

“国际视野角度下的管理，这个话题在实际操作中有难度。我个人在中国内地有19年的艺术品拍卖工作经验，在苏富比北京有3年的工作经验。我的感受比较多，尤其是苏富比对于藏家群体的精准分析，以及在某些制度上的刚性要求，比如佣金和委托的办理，都有严格的诚信系统。再比如，苏富比从来不会给任何一个买家提供酒店住房报销等，从这些角度来讲，管理的差距很大。”此外，温桂华也坦言，一些政策环境的影响也非常大，尤其是中国内地和海外的关税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