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说(1609-1686)，河北沧州人，字道默，号岩荦，道号定园，晚年自号定圃、铁帚、行一。明代崇祯七年进士，官兵部给事中。入清后，于顺治朝起原官，1656年擢户部右侍郎，顺治十七年辞去官职。著有《定园诗集》、《定园文集》、《篆书正》、《礼记提纲广注》、《历朝诗选》、《唐诗类苑选》、《六朝诗集》、《邹鹿合编》、《定园未刻草》、《香云庵诗集》、《茅庐诗草》、《偶见录》行世。

戴明说行书临《家侄帖》绫本立轴

出版：《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八册）P250，文物出版社，1999年。

著录：《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第七册）P3155，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

尺寸：269×51.5cm

戴明说生活于明清之际，他的书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有明一代，特别是晚明书风的影响。将心学和禅宗哲学融会在书法之中的董其昌，标举着一种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萧散古淡的意境。而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人则以“敏而好古”为标帜，追求雄强、激烈的风格和对动荡的内心生活的表现。戴明说可以说是受到董其昌与王铎的双重影响，正是在这两者之间，他找到了自己的落脚点，从他的书法中可以找到董氏的巧妙、淡泊，也可以窥得类似王铎笔墨狂放的一面。与其同时的著名画家吴伟业在《梅村诗集》中曰“明说善书画，尝赐召见给笔札，丹青墨宝，照耀殿壁，长缣短幅，淋漓墨沉。”清世宗曾赐予戴明说银质巨章“米芾、画禅，烟峦如觌，明说克传，图章御赐”。可见皇帝对戴明说的书画极为推崇，把他视为当朝的米芾与董其昌。这即道出了戴明说的翰墨渊源，亦讲出其在书画坛中地位之可观。

王铎临褚遂良《家侄帖》

此幅作品为戴明说节临唐代书家褚遂良的《家侄帖》，无独有偶，青岛市博物馆馆藏一件王铎临《家侄帖》的作品，如果拿两者相互比较，我们会发现有许多有趣的地方。王铎提倡崇古,但并不推崇形似,而要求像米芾那样解脱二王,铸造鲜明的个人风格。这一努力主要体现在他的立轴与高卷样式的临帖作品中。由于单字放大,他的书写手法也有很大的改变。这种影响无疑也体现在戴明说的此幅作品中。与原帖比照，二者对字形都做出了很大的改变。值得一提的是王铎在临帖之中会随其所喜地节临并将不好的字眼（如悲、亡、葬等字）省去，因为避写这些字，往往连同整个词、整个句子都缺而不临，因此造成整个文本的断裂与无法理解，我们从戴明说的此幅作品中也能找到这种缺字、漏字的现象。而且他们会将这些文句不通的临作赠送给友人，这表明有时候他们对于书写的实际内容并不太关心。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将书写本身的价值从文学中独立出来，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意识。

戴明说行书临《家侄帖》款识

石家庄文物管理所藏有一件戴明说的《竹石图》，上有王铎的题字“笔势崚嶒，殊自孤高。”此幅作于清顺治四年丁亥（1647）年，戴明说时任大理寺少卿，而王铎已经是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荫中书舍人。而且王铎要比戴明说年长16岁，二人的交往并没有因为官职与年龄的差距而受到影响。他们更有书信来往，王铎在一封给戴的信中写到“画寂寂无余情，如倪云林一流，虽略有淡致，不免枯干，尪赢病夫，奄奄气息，即谓之轻秀，薄弱甚矣，大家弗然。”此论何如当后有评论，而由此可知戴、王二人友情甚笃，且自有相默契之谊。

明末清初，时局动荡，个人的命运在时代变革面前尤其会有身不由己的感觉，清初统治者为了稳定天下，采取笼络政策，鼓励明朝旧臣出来为官，所以出现了很多旧臣新贵，戴明说与王铎便在其中，乾隆时期则天下大定，以忠君为标准重新评判这些前朝旧臣，于是便有了贰臣传甲乙编，戴、王又在其中。戴明说生前曾遇顺治帝的隆恩，死后又被贬为贰臣，这样的大起大落，让人再一次感慨历史的残酷。世人的评说已不重要，戴明说的书法便会让他不会沉迷于历史的汰变之中。他的丹青墨宝，在清朝可以照耀殿壁，想必在今日，也能被世人所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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