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成濬（1882-1961），字雪竹、雪舟，湖北随州人，陆军二级上将。早年就读于两湖大学，后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追随黄兴、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也是蒋介石早期最主要的智囊之一。他长于谋略，被誉为“天才的说客”。曾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等要职，1949年去香港，1951年转赴台湾。

何成濬将军像

　　Lot 105 黄兴(1874-1916) 致何成濬信札三通册册页（三通十一帧）水墨纸本 26×16.5 cm.(8) 约0.39平尺(每幅) 28.2×18.6 cm.(3) 约0.47平尺(每幅) 出版《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第131至139页，（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56年10月《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第15至20页，（台北）传纪文学出版社，1986年8月（8月26日一通）《民国第一谋士•何成濬》第55页、5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著录《黄克强先生年谱》第416至418页，（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3年10月《黄兴年谱》第287至28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黄兴集》第454至458页，中华书局，1981年5月《黄兴年谱长编》第493至495页,497至498页，中华书局，1991年8月《黄兴集•二》第879至880页，第884至885页，第893至89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8月26日一通）《民国第一谋士•何成濬》第56至5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

黄兴《致何成濬信札三通册》部分出版及著录

　　拍品为册页七开，含黄兴致何成濬信札三通，计十一页，为何成濬女儿何庆华女士旧藏。信札分别书于1916年8月26日、9月4日、9月19日，为黄兴最后的部分书迹，曾被多种权威文献引用收录，是研究黄兴革命思想活动的重要资料。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陷入分裂，政局动荡。黎元洪虽继任大总统，但北京政府的实权被亲日的国务总理段祺瑞把持。黄兴于1916年7月自日本返沪，黎元洪两次专函邀其出任总统府高级顾问，他坚辞不受，并委托何成濬北上查看情形，此三通信札便是与驻京的何成濬剖析政局，谈论近况，内容互有勾连和延续性，主要涉及如下方面：

　　首先，辞谢黎元洪总统府高等顾问之职，并拒绝各方游说其北上的邀约。盖因当政者与黄兴对彼此皆心存疑虑，北上“不但无益，且多滞碍”。另外，黄兴此时认为国力发展立根于实业与教育，故已志不在政坛，“对于实业经营上亦有不利”，可以看出其思想变化。

　　其次，对巩固共和的建议。黄兴对新国会之议员寄予厚望，希冀其“随机应变，施大改革”。并主张团结进步力量，组织大政党，以使民主政治走上正轨，并推荐张继、胡汉民襄助其事。又力劝唐绍仪就任外交总长。

　　再次，黄兴作为开国元勋，心系政局稳定，对于内务总长孙洪伊与段祺瑞等人的对抗，黄兴建议应“持之以渐”，否则将重蹈覆辙，惜孙氏枉顾劝告，黄兴在末通信中称，“日下北京空气霾塞不通……以兴冷眼观之，或少清平。”之后府院之争愈演愈烈，竟一语成谶。

　　此外，信中亦涉及反对湖南水口山铅矿抵押给日本公司、复辟势力活动等事。第一通结尾处委托何成濬代为“觅一全份袁世凯政府公报（并现政府）”，以调查一事，且“全份”以着重号圈出。两个月后，黄兴溘然长逝，今或已无从考究其欲查为何。

　　Lot 106 谭延闿(1880-1930) 致何成濬信札十通册册页（十通、三十一帧）水墨纸本 29.5×20 cm. 约0.53平尺(最大) 24.5×15.2 cm. 约0.34平尺(最小) 出版《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第21至31页，（台北）传纪文学出版社，1986年8月（部分）《民国第一谋士•何成濬》第107、116、123、124、127、176、18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著录（部分）《民国第一谋士•何成濬》第106、107、116、123、124、125、127、175、176、18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

　　是册十六开，含谭延闿致何成濬信札十通三十一页，据信中所涉之北伐及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等史实，知前七通写于1926年，后三通则为1929年。

　　孙中山去世后，失去政治靠山的何成濬，在国民政府内地位尴尬，于是解甲归沪。鉴于其辅佐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元老身份和在军政界的人脉，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致函邀其返粤协助革命，但均被婉拒，只得由其韶关北伐时的老搭档谭延闿再次游说。谭氏在1月25日的信中力陈何成濬不可离粤的三点原因：统一大业、同仁殷望、投奔川豫开创局面不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3月3日、4月27日又两次去信催请，何成濬终应允履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之职。

　　同年8、9月间的四通信则写于北伐战争初期。何成濬此时因长于谋划交游，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联络处总代表，并选派方声涛、詹大悲、张群等十余人协力，以联络革命者及游说、分化各派军阀，作为“第二战场”配合北伐。彼时吴佩孚盘踞两湖、孙传芳控制东南五省，因力量对比悬殊，广东革命军制定“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的策略，何成濬亦努力动摇孙传芳援助吴佩孚的决心，但孙深知唇亡齿寒之理，8月26日信中称“孙（传芳）已咄咄逼人，周（荫人）尤有旦夕接触之势”、8月28日“闽军已集中，旦夕来犯”，显示孙传芳正暗地调兵遣将。9月6日，国民革命军进攻江西，东南战争打响，故信中称“孙传芳已决裂”，并嘱何“于其下各方着手”。此外，“刘甫澄（四川省主席）代表韩君前曾接洽”、“林智渊（南洋闽夏海军指挥官）未来之”（8月26日通），显示何成濬与四川、福建方面正积极接触。此间两人通信频繁，8月26、28日接连致函，足见情势紧急。

　　第八通未署日期，其中“武汉奠定”当指1929年蒋桂战争，桂系败走武汉；“第一次全体执行会”则指是年3至4月间在南京举行的三届一中全会，此信当书于之后。何成濬在蒋桂战争中“赞襄戎政”，功不可没，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省主席，却因衔命奔走四方，迟迟无法赴任，故颇有微辞，谭泽闿在末通信中只能无奈劝解，便立马大谈养生之道。

　　十通信札为何成濬家属旧藏，时间跨度近四年，期间风云突变，何成濬一跃成湖北王，而蒋介石则登顶权力宝座，谭延闿对其称呼从“介兄”变为“介公”。信中两次提及黄兴子女教育经费问题，何成濬对黄兴遗眷照拂有年，情意可感。谭延闿末岁书法致力于章草，惜天不假年，逝于1930年五十一岁时，是册书法浑厚朴茂，为其最后数年的墨迹，颇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