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史载，碑派书法初始于宋代，清中叶以后，帖学衰微、金石大盛而碑派书法兴起，经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源，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助其澜，终成巨流。康有为说：“碑学之声，始于帖学之坏”。碑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指北碑，二专指魏碑。清代碑学盛行后，其缺点是矫枉过正，对碑派、帖派书风差异特性讲得较多，而碑帖互补讲得较少。康有为已认识到这一问题，他说：“自宋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写南碑而无帖，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此话讲得何等通彻和自信。

　　碑派书风追求的是一种质朴之美、刚健之美，而帖派书风讲究的是一种飘逸之美、潇洒之美。如果说帖派书法属于“优美”风格的话，那么碑派书法则属于一种“壮美”的风格。专家认为，崇碑思想在清代书坛上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完整体系，在创作上，篆、隶、楷、行诸体全面复兴，开创了碑派书风的新面貌。在理论上，则明确提出碑学主张，并且利用大量碑刻资料，重新解释书法的发展历史。

　　此外，随着收藏鉴赏碑拓风气的流行，对书法艺术的品评标准出现明显变化。可以说，碑学在清代是一个有理论主张、有实践成果、有社会基础的完整艺术运动，而这一切都与当时的学术风气密不可分。

　　　名家书艺融会贯通

　　此次上海敬华将上拍多件名家书法作品，其中有张伯英老人的行书。此作朴质秀逸，古拙自然，具有夺人心魄的视觉效果。因受康有为、包世臣等金石学派的影响，张伯英的《龙门二十品》、《张玄墓志》等北碑，骨格凛然，超凡拔萃，圆满峻发，点画所到之处，极具朝揖相让之法。笔笔厚实，字字气满，凝重含蓄，既不泥古，亦不媚今，甚有法度。张伯英摒弃了魏碑生硬的形骸，把北碑的形式咀嚼消化，从中抽取真正的精髓内容。可以说，张伯英的“碑面”对清代碑学传统予以了脱胎换骨。

　　马一浮的行书作品清新俊丽，秀而不媚。他的字精密峻拔，幽雅清丽，恬静飘逸，气韵生动，具有浓厚的书卷气息。其字体架构老辣雄强，拙中寓巧，气格高古；用笔痛快沉着，越是枯处越见功力，气韵淳厚，具有儒者气象。究其源流，乃立足于王右军的《兰亭》、《圣教》两帖，并以此为主架，用北魏碑书强其筋骨，在长期的书写实践中形成独特的风格。赵之谦、李瑞清等名家，在隶书上则融会贯通和推陈出新。他们在把握汉隶用笔凝重苍劲和字形的方整端庄的前提下，加入运笔的顿挫涩行和笔墨的浓湿丰润的特点，广采博集，融会贯通而出手不凡。赵之谦则取法邓派，从中汲取婉转飘逸的意趣，并将隶书笔意渗入其中，字形方圆互用，用笔灵活劲健，一扫当时呆板纤弱、单调雷同的积习。赵氏追求书法线条的节奏感和流动性，从而更具有强烈的书写意趣。

来源:上海金融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