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刀“节墨之法化”两枚亮相北京保利2016年秋拍

齐刀“节墨之法化”两枚 高：187mm、187mm  估价：RMB220,000-280,000

战国三孔布“安阳”背“十二一两”一枚 高：72.5mm重：10.20g估价：RMB 800,000-1,200,000

　　天津美术网讯 此三孔布币文字俊逸挺拔，呈传世古色，保存之完整，实为罕见;再者，“安阳”背“十二·一两”大型三孔布系首次现世，孤品名珍。她的亮相不仅增添了三孔布的种类和数量，而且对研究战国时期赵国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经济提供了实物资料，可谓集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史料价值与收藏价值于一身，弥足珍贵。

　　三孔布，中国古代钱币的一种，其形制一般为圆首、圆肩、圆足、圆裆，因其布首及两足各有一圆孔，特征独具，故称“三孔布”，旧时亦称“三窍布”。其铸造国别有赵国、秦国、中山国三说，铸行年代亦有公元前四世纪、三世纪的争议，分歧较大。其面文多为地名，背文有纪重、纪值及范次编号文字。

　　三孔布因其形制具圆足布特征，故李佐贤《古泉汇》把它归为圆足布类。由于铸行数量少，流通区域小，故极难见到实物。自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金石名家初尚龄着《吉金所见录》十六卷，首次向世人介绍此种币形，此后近两百年来获藏者寥寥。又因为三孔布铸造精工，形制奇特，文字瑰丽奇异，品相端美，格外受人瞩目，属中国古钱“五十珍”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自清中期至今先后出土七十余枚，大部分在早年已流入日本，国内留存极罕，如上海博物馆庞大的钱币体系中都缺少此品种，可知其珍贵程度。

　　此三孔布面文“安阳”背“一两”及级数编号“十二”，铭文清晰，保存完美。面文“安阳”当为铸造地。1995年出版的《中国钱币大辞典》之《平挡方足平首布》一节中，“安阳”条目下注明：“安阳，古地名，赵、燕、韩、魏皆有之，赵国又有东西二安阳。”而历代藏家均认为三孔布当属三晋货币，故与之相关的“安阳”有三：

　　其一，赵东安阳，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惠文王三年，“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此安阳有山西定襄、河北蔚县及阳原县几说;

　　其二，赵西安阳，属赵九原郡，其地在今内蒙古包头市;

　　其三，魏安阳，在河南省北端，临漳之南，今仍称安阳。据《史记·赵世家》

　　记载：赵惠文王二十四年，“廉颇将，攻魏房子(常山)，拔之，因城而还。又攻安阳，取之。”可知，魏安阳在战国末年曾一度入赵。

　　背文“一两”纪重，“十二”为范次编号。按古时量制，一两等于二十四朱，所以一枚大型三孔布可折抵二枚小型三孔布，和大、小圆足布及一釿、半釿布同。据已有记载，三孔布可见“安阳”背“两”者，迄今未见背“一两”者，此前所有钱币书刊、文献均未见记载，迄今仅发现此一枚。

　　三孔布历来受到各大藏家的追捧，其无论残、全均被视为泉中珍品。2012年秋，原系道光时张延济所藏的“下阳”背“十七两”三孔布，北京诚轩以368万拍出，可见其之珍贵。故有泉书认为三孔布“是布币中最稀少一种”，“实物多已湮没无闻，保存在私人手中或文物部门的寥若晨星”。

西汉 王莽 “国宝金匮 直万”一枚 直径：30m，估价：RMB：200,000-300,000

　　此枚“国宝金匮直万”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首似方孔圆钱，直径：30m，面文为“国宝金匮”，四字旋读，下以短颈联方形泉身，泉身边长:28mm，身面直纹内书“直万”二字;铭文皆为悬针篆。

　　其保存完美，形状新奇，制作精美，通体水银古，显得敦实厚重;更难能可贵的是，此枚钱币周边留存有范母痕迹，为我们研究王莽铸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质料。在传世量极微的“国宝金匮直万”中，此枚集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史料价值与收藏价值于一身，当属珍罕之极美品，可谓古泉之魁首奇珍。

　　“国宝金匮直万”最早面世应该在清道光年间，据翁树培《古泉汇考》中刘燕庭附注曰：“道光戊申冬日，鲍子年孝廉自青门寄一拓本，文曰‘国宝金匮’，篆书，甚遒劲，亦当是汉魏六朝之别品，云陕西近时出土者。逾年已酉余归京师，适苏兆年自秦中寄售陈太史寿卿，寿卿以赠余，因附记之于此”。此钱仅存上部残件，拓本见于李佐贤《古泉汇》贞集无考品中。另据，高焕文《谈泉杂录》和蔡季襄《国宝金匮“时代”与“用途”之探讨》(《泉币》创刊号，1941年)都对的流传经过有记述;其时，“国宝金匮直万”已经被断为王莽所铸。“国宝金匮直万”收藏着前后涉及刘燕庭、余挺生、张叔驯、陈仁涛等众人，流传过程复杂，颇具神秘色彩。

　　罗宏才先生在《新莽“国宝金匮”钱流传、作伪及出处》(《中国钱币》1994年第2期)一文中，对“国宝金匮”的流传经过做了详细的考定，据记述：“约在民国八、九年前后，西安城西北隅杨家城(汉未央宫遗址)一带农民在耕地时发现‘国宝金匮’钱一枚，乡人不知此钱珍贵，以贱值售与跑乡收货的西安回民坊古玩小贩”。后来这枚钱经文物鉴赏收藏家阎甘园过目确认，急命其长子阎履初购回此物，数年后售与沪上大藏家余挺生，因索价千金成交引起很大轰动。为此上海《晶报》于壬戊年二月二十九日(1922年3月27日)发表了余大雄《记新莽第一宝泉》文章，文中对这枚“国宝金匮直万”钱的出处与考论甚为翔实，且介绍所得之经过更为详细：“丹翁之友阎氏，得此泉与西安，今春持以至沪，丹翁为介于寒云，寒云迟未果取。丹翁恐落于市侩之手，亟取而自有之。家君素嗜古泉，见寒云之不取，而又恐丹翁之或弃也。乃谋索请丹翁，丹翁慷慨，举以为家君寿，家君亦以千金为丹翁报焉”。后又据张絅伯披露：“余挺生旧藏后让叔驯，计直二千金。”由此看来，此品最后归宿为泉界大藏家张叔驯所得，抗日战争时期随主人远走他乡，不知所归。据传，西安出土的另外一枚，先是由英国人纽满(E.A.Newman)所得，后让与张絅伯，再后归上海收藏大家陈仁涛。此泉完整无缺，品相上佳，后随陈流入香港。5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经张絅伯先生周旋，由政府花巨资将其购回，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枚精品是国内目前唯一公开展出的，且被文博界和收藏界视为珍贵的孤品。

　　陈直先生所着《西汉经济史料论丛》中记载：“国宝金匮直万(扬州张氏藏)”。《泉币》第7期张絅伯《国宝金匮直万泉》一文中，有“世仅二品”之句，使后人皆以此为信。加上《古钱汇考》中刘燕庭附注所说的“半枚”，就构成了流传半个多世纪的存世“两枚半”之说。

　　“国宝金匮直万”是王莽最后一次货币改革所铸造。传统历史中，王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从其大胆地实行改良政策来看，其不失为一位有胆略的政治家。虽然其货币改革是失败的，但其所发行的一系列钱币却是古钱史上的精品。“国宝金匮直万”即是一例，因其币值过高，发行时间短，故存世极罕，为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加之其近乎神化般的传奇经历，故即使历经百年沧桑，其仍被文博界和收藏界视为古泉魁首奇珍。

战国 秦“半两”铜母范一件 尺寸：215mmx65mmx7mm(长、宽、高)，重：834g

喇叭口，钱母双排对称每组8枚，中心浇注凹槽，背阳文“九” 估价：RMB80,000-120,000

汉 武帝“上林三官五铢”铜母范一件 尺寸：310mmX78mmX9mm(长、宽、厚)，重：1516g

喇叭口，钱母双排对称每组8枚 估价：RMB：200,000-300,000

中心浇注凹槽，背阳文“三十五”，规整厚重，铜质精良，保存较好 极美品

　　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为统一全国金融，使钱币标准化，树立政府信誉，收回各郡国铸币权后。中央政府由上林苑三官更铸五铢钱，上林苑位置在咸阳的西南方向，渭河与秦岭之间。归少府管辖。后转水衡都尉，下属管理着很多的官员。三官指众多官员中的其中钟官、辩铜、均输(技巧) 。一般直径25-25.5毫米，重3.5-4克。记号有穿上横和下半星两种。故称上林三官五铢。

五代 “天策府宝”一枚 直径：40.5mm，小字版

　　平尾赞平旧藏 附孙仲汇先生拓片，估价：RMB30000-50000

　　天策府宝大铜钱简解：天策府宝铜钱为五代时楚地马殷政权所铸，大型厚重，文字雄浑，存世稀罕。久为泉界所重，平生所见实物及旧拓不下二十余枚，虽风格一致，但细观版别。每枚都不雷同，其中以上海博物馆通体鎏金者一枚最为精美，保得自戴葆庭先生旧藏。该钱笔划若刀削斧劈，直上直下，颇疑当时使用了多技术木质雕母。因五代战孔，铜材难得而木质又容易雕刻，但问题是即使由一个人雕刻，也无法刻得完全一模一样，再加上木质雕母在使用中容易磨损、磕伤，这就造成了天策府宝版别众多、精粗不一，厚薄参差的情况。　　

五代 “天德重宝”背“殷”一枚 直径：34mm，存世较少， 估价：RMB160000-210000

　　天德重宝背殷大铜钱简解：907年，朱温灭唐，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闽国占据今日福建一带，因福建缺铜，铸币多以铅铁代之，钱文则仍用唐制，称开元通宝，仅在背后以“闽”字区别。

　　943年王延政在建州称帝自立，改国号“闽”为“殷”，建元“天德”，以此鼓铸大钱。该枚天德重宝背“殷”，正是这次政治变故的见证。天德钱铜铁两铸，迄今仅见铜品。铜钱中又有“通宝”、“重宝”之分。方药雨先生云：“天德最罕见，通宝隶书背无文，重宝正书，背殷字。”因天德政权在三年后即为南唐所灭，通宝、重宝均存世甚少，为泉界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