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李宗仁劝降书》现身嘉德香港秋拍

　　天津美术网讯 李宗仁的骨头总被人拿来说事，台儿庄战役一将功成，堪为脊梁，1965年转赴大陆，又被讥为反骨，是是非非论辩不清。而中国嘉德香港“观想——四海集珍”专场将呈现的一卷纸墨如新的《劝降书》，似乎更能让人看到其时残局、危局、变局，无论是德公看似“名器在手，操纵有途”的身影，还是“信念不笃，进退失据”的处境，皆破纸而出，历历在目。

　　邵力子、章士钊《致李宗仁劝降书》手卷水墨纸本 28 x 516 cm 估价： HKD200,000 - 300,000

　　题识：邵力子、章士钊谨启。五月廿五日。

　　说明：此卷为邵力子、章士钊1948年在香港致李宗仁劝降书。为李宗仁亲赠唐德刚。是极其难得的中国近代史重要史料。

　　民国38年(1949)4月23日，清晨，一夜未眠的李宗仁登上专机“追云号”避走桂林。在隆隆机声中，他回想自即位以来，蒋公处处掣肘，国军精锐尽失，中共大军压境，饮马长江北岸。党内分崩离析，派系纵横;美援迟迟无响应，国民经济行将崩溃。“瞻前顾后，不觉百感丛生，悲愤无已”。

《李宗仁回忆录》

　　最终回望一眼，东方既白，长江如练。“从此，南京就不堪回首了。”(《李宗仁回忆录》)

　　是夜，共军破城，红旗插上总统府。长江局变。

　　李宗仁离开南京的前一日发生了一件小事。对时局并没有构成什么影响。他在回忆录中短短记了一笔：

　　“我派往北平的和谈代表章士钊、邵力子等人竟联衔来电，劝我于共军入城时不必离开南京”“不妨径飞北平，中共当遇之以上宾之礼。”“我知道我的和谈代表在城破国亡之时，决心向共党靠拢。责他们临危变节亦属徒然，遂将电文掷去，未加理会。”这是北平和谈之后，章、邵对李宗仁的首次谏言，或称劝降。此处先按下不表。

　　飞离南京后，李宗仁先至大本营桂林，5月7日，应白崇禧、阎锡山之邀坐镇广州。后发表书面讲话：与中共作战到底。同月，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和谈失败后留在北平的谈判代表刘斐，与章士钊、邵力子等，自天津港乘船至香港。

　　在香港，和谈代表们召开发布会，将和谈破裂责任归于国民政府一方。而刘斐突然只身转道广州，除与“桂系长官”李宗仁、白崇禧长谈外，又给李宗仁带来了一封信。即为是封《致李宗仁劝降书》(后文简称《劝降书》)。(《梁漱溟、章士钊与毛泽东》第44页，郑直淑、戴晴、章含之)

　　《劝降书》洋洋洒洒六千余字，大意如下：

　　其一，痛责德公代总统求和之“信念不笃，出尔反尔”“尽六州之铁不容铸此大错”;

　　其二，指出和谈的破裂责任不在中共，中共惩前毖后，条件非苛;

　　其三，澄清中共并未扣留“国民党和谈代表团”。

　　而更重要的是，劝诫李宗仁，“为国多存一份元气，为民多救一人性命”，不要负隅顽抗、再铸大错。

　　行文跌宕，措辞恳切，读至激烈之处，可愈头风。而落款人，又是章士钊、邵力子。

　　关于这封信，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只字未提，却被他完好保存，赠予了史学家、《李宗仁回忆录》的作者唐德刚。所以这封信被收录在《李宗仁回忆录》的附录中。

　　持节者

　　在这封《劝降书》中，章、邵称自己为“持节者”。持节来往两方阵营，游说调停的人。事实上，在李宗仁刚刚就任代总统时，他在面前的一堆乱麻中，抽出的第一根绳头就是和谈。所以《劝降书》起首便称：“我公刻意谋和之初衷，当亦为慨叹不置。”

左为章士钊，右为邵力子

　　1949年4月1日下午2时，一架来自南京的专机飞抵北平。机上载着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代表，包括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李蒸、章士钊。

　　而持节者，必定是两方阵营都能接受，且颇有分量的人物。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与周恩来是故交，在黄埔时两人就交情匪浅。

　　章士钊、邵力子皆是同盟会时期的“老人”(章未入盟)，属革命元老。而章士钊与毛泽东相识很早，1920年毛泽东助新民学会成员留法，就是倚靠章士钊筹措和资助的两万银元。

　　而与李宗仁同为桂系出身，刘斐是此次和谈的军事顾问，后世关于刘斐是否为中共间谍的疑团始终未解。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在和谈失败后，代表团表示全体留在北京，刘斐功不可没。

和谈图片

　　关于和谈之初衷，章士钊、邵力子在信中这样说：

　　其时南京主和表面固属相同，就中诚谲避就之度相去乃不可以道里计，盖师徒挠败，再接维艰，良不得不藉和议，以资喘息，徐图背城借一之举。于是阳主和而阴实主战者有之;……而公举非其伦也。……是公了然于和议之真实性，及其可能获得之最大限度，乃同人之所深信，而也为中共领袖之所不疑。

　　不过时局至此，南京方面“严拒渡江、平等对话”的幻想终究不现实。张治中拿到《协定草案》亦觉烫手：

　　“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实在说，这个草案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看来，不啻是『招降书』、『判决状』，和他们那种『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的主观幻想固然相差十万八千里，即就我想象中的条款来说，也实在觉得『苛刻』些。”(《张治中回忆录》)

　　代表团经过研究，提出一个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和原草案最大的不同之点是：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有若干的修正。关于是段历史，《劝降书》中写道：

　　我方对协议草案所提出修改意见，以书面写出，总计四十余处，被采纳者半数以上。平情而论，中共坚持其所应持，慨让其所可让，虚怀雅度，弥足钦迟。

　　尽管经过修改，但代表团心中不会不明了，纵使修正案中共方面能通过，南京也一定不会应允，纵使南京应允，溪口也必然不会答应。而章、邵于《劝降书》中亦指出“此次和会乃败者之所要求”，说白了，也就是城下之盟。

国内和平协议

　　针对最后通牒性质的《国内和平协议》，南京代表团在已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一致决定接受该《协议》，并派黄绍竑和代表团顾问屈武于4月16日返回南京请示。李宗仁拿到协定已无主张，白崇禧大失所望。而身在溪口的蒋公，对前来请示的张群拍案痛斥“文白(张治中)无能，丧权辱国。”

　　得到溪口的态度之后，李宗仁接连召开桂系将领、立法委员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国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等各种秘密会议，商讨对策。

　　章、邵在《劝降书》中，对其处境有多番形容，既有理解之同情，又不乏挖苦，“纯以齐傅之孤对楚咻咻之众，不得不瞻顾蒋总统之所揭橥，一为虚与委蛇之资。”“公本心固非尔尔，重围难脱，遂不得不随波逐流”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电告张治中：中共所提之要求，政府已无考虑余地。南京政府最终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

　　和谈意料之中的彻底破裂，江防意料之外的不堪一击。

　　此后李宗仁重提蒋介石之“元旦五项”，即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新年告文》中所提和平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包括保存“宪法”、中华民国之“法统”和保存军队。和谈已成昨日黄花，不过是自说自话争取舆论罢了。

　　而章、邵对于李宗仁的“骑墙”态度大为不满，在《劝降书》中写道：

　　“近顷以来，公屡以一贯谋和为言，以力子等之愚，不识一贯云者，横贯底于何地，纵贯起自何时，如公所谋之和，自始囊括蒋总统之强硬主张在内?”

　　质问完又好言相劝：

　　“中共此次主张，完全以公为对象，至主战分子，慑服也可，招致也可”“愿公笃守本位，划清界限，以纯精言和之身与中共提携到底。”

　　劝至动情处又厉声痛责：

　　“旋以主战者之声口，抨击和议之不终，此不仅显示公之信念不笃，进退失据。抑又使持节往复，始终其事如力子等者嗒焉丧其信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