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先生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书。

　　“古籍”是古书的雅称，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呢?

　　殷商时期锲刻在龟腹甲和牛、羊等动物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的卜辞，并未构成书。

　　商周时期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记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

　　《尚书·周书·多士》中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而“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期人们作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

　　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巫祝、史官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们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

　　古籍是古代珍贵的文献资料，是文化历史最终和最直接的载体，而藏书自古就是国家、文人、学者、收藏家的职责与雅兴。我国的藏书活动，是随着文字的产生和成熟、文化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逐渐发展起来的。东汉造纸术的改进，使得纸质书籍的出版有了充足的原材料，随着北宋雕版印刷业的兴盛，藏书事业也逐渐形成了出版印刷、收藏储纳、阅读使用三种规模。这三种规模，既独立运作，又相互依赖，相互生存。

　　书籍的收藏不仅是人们在茶余饭后的高雅娱乐，更可以陶冶情操、提高修养、增长见识。比起瓷器、玉器等门类来，古籍文献的收藏历来更加“小众”，更带有文化性与学术性。因此在传统的收藏观念中，对于古籍善本、版本文献、金石碑帖、法书绘画等这些古玩界所谓的“软片儿”类的收藏与研究，其品味与档次在诸多收藏门类中是排在第一位的。一位藏书家往往就是一位渊博的学者，而一位学者又可能是一位富藏博览的藏书家。然而书籍也与其他艺术品一样并不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经过世事变化，朝代更迭，历朝历代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文献典籍原本就十分有限，更不要说水火灾厄、匪盗兵燹等这些人为的破坏了。铢积寸累，多方搜求，经过藏书机构与藏书家们的不断努力，才使得我国文化典籍得以保存，乃至更加丰富和充盈。

　　肇始之初

　　实际上，在清朝光绪末年北京就已经有了我国最早的拍卖行业。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旧有的拍卖行业逐渐消失。1958年，北京最后一家拍卖行业停业。因此，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大多数民众对于“拍卖”这种交易行为还闻所未闻。

　　1988年5月14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拍卖企业——北京拍卖市场在北京市正式开业。1992年8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上海朵云轩艺术拍卖公司(今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注册成立。1993年6月20日，上海朵云轩艺术拍卖公司举办了首次艺术品拍卖会，由著名书画家，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先生亲自敲响了我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具有非凡意义的“第一槌”。也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17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大江南北两家文物拍卖企业的先后建立，似乎也预示了今后我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南北两大格局的形成。

　　拍卖企业的参与，带来了收藏市场的新变化。为了开辟稀有古旧图书及珍贵资料合理的流通渠道，北京市中国书店从1992年起就尝试利用拍卖的形式经营稀见书刊文献。同年6月，在北京市文物局、文化局、海关、经贸委等十几家单位的通力协作下，于北京拍卖市场成功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文物拍卖会——1992北京国际拍卖会。北京市中国书店为本届拍卖会提供了古籍拍品并取得成功。1993年，中国书店又在北京第三届图书节期间举办了“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上述这些拍卖会的成功，为后来的古籍善本专场拍卖的推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94年秋，刚刚成立的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当年的秋季拍卖会推出了“古籍善本”专场。这是我国拍卖公司首次举办的“古籍善本”专场拍卖。整场仅有73个标的，总成交价却达411.64万元，成交率和成交价之高都出人意料。

　　可以这样讲，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古籍文献的拍卖经营，是一直伴随着拍卖企业的成长壮大而发展起来的。自从新中国诞生了第一家拍卖企业，便有了对古籍文献的拍卖。

　　在经过了不到10年的时间，大陆艺术品拍卖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诞生。古籍拍卖随着收藏拍卖业的风起云涌，由初期的刚刚起步向着后来的多品类，规模化的方式不断探索。以前古籍文献仅仅是少数学者、藏书家们的书房秘藏、案头雅玩，而今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它的品味与价值。最近几年，由于古籍善本类文物的稀缺和不可再生性，又由于市场行情的攀升，各个拍卖企业不断摸索，转变经营方式，在操作中因势利导，逐渐将以往单纯地以珍罕稀见的善本书籍作为拍卖标的和征集对象，逐渐扩大到一切与文字、纸张、印刷技术、摄影技术等相关的具有经济、学术、历史等价值的出版物、著作、信函、手稿等作为拍卖标的。其种类不断丰富，大概包括有：线装古籍、碑帖拓本、书札手稿(名人信件、发表或未经发表的手稿、底稿等)、旧平装书(罕见旧杂志、新文学著作、革命文献、红色文献等)、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历史上的西夏、回鹘、契丹、佉卢、阿拉伯、察哈台、八思巴等文字书写印刷的经、简牍等文献，以及用满、蒙、藏、傣等少数民族文字书写印刷的经、档案等文献)、舆图文献(地图等)、西文文献、木版水印(笺谱、笺纸、木版水印画等)、纸杂品(老报纸、号外、布告、契约、文书、请柬、委任状、褒奖状、贺年片等)、旧影像(老照片、胶片、底版等)、印刷材料(书籍雕版、活字等印刷材料)。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这短短几十年的古籍拍卖历程中，有多少拍卖活动成为当年文物收藏界谈论的热点?有多少在以往不为人知的珍贵文献，经几度沉浮后最终凸显了它的价值?又有多少未被深入研究的珍稀善本，辗转流离后再现人间而回归公藏?这些至今令人难忘的敦唐宋经卷、宋椠元刊、名人书札、稿钞校本、善拓名帖等等不一而足，若要做个明确的统计，那真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笔者仅以大家熟知的几批珍贵文献的拍卖与回归对往事做一回眸，其中所列也只是茂林一卉，瀚海遗珠。

　　家书万金

　　2009年5月中旬，北京市文物局在审核中国嘉德2009春季拍卖会“古籍文献”专场标的时，一批民国时期的信札极为引人注目。这批信札写于1920年至1932年间，书法娴熟流畅，品相上佳。其中有陈独秀、钱玄同等人致胡适、李大钊等人的27页13通，梁启超致胡适的34页11通，徐志摩致胡适的9页3通。据悉，这些信札为2009年2月嘉德拍卖公司古籍文献部经理拓晓堂先生从居住于美国的胡适先生的家属曾淑昭女士处征得，此前从未公开，拟在2009年5月30日举行的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上拍。

　　5月22日，国家文物局组织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对这批信札的真伪和价值进行了鉴定与评估，经专家们共同研究考证，信札内容涉及了1920年《新青年》独立办报事件、1920年《新青年》编辑同仁分裂事件、1920年上海学生罢课游行运动、胡适参加段祺瑞政府“善后会议”事件和陈独秀狱中出版文稿等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化界的大事，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些不为世人所知的信件展现了胡适、陈独秀由最初的挚友到渐渐分道扬镳的过程，以及在彼此争执的背后是贯穿二人半生的深情厚谊和相互敬重之情。梁启超致胡适信札，其内容多为诗词探讨和学术研究，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胡适非常尊重，信札书写工整、辞令秀美，尤其对学术讨论深刻、细致。徐志摩在写给胡适的信中称胡适为“大哥”，可见二人的兄弟感情。在信中徐志摩详细谈论了当时中国南北学界的许多轶闻，颇可补学界史料之缺。

　　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批信札涉及鲁迅、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重要人物，其所反映的内容填补了新文化运动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空白。它们的发现，对于今人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准备，对于深入了解《新青年》杂志后期的发展演变，以及编辑同仁之间，尤其是胡适与陈独秀、李季等之间的复杂关系，都具有珍贵、重要的史料价值，希望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予以征集。消息一出，这批信札的去向备受各界关注，

　　5月28日，在拍卖会预展现场、竞投登记处和互联网站上，嘉德公司都做出了重要声明，主要内容为：国家有关部门将对古籍善本专场中的部分标的，根据拍卖结果考虑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本公司于拍卖结束后7日内，将国家有关部门是否优先购买的决定通知相关标的买受人。

　　5月30日，中国嘉德2009春季拍卖会在北京嘉里中心大酒店如期举行。拍卖公司将总共27通信扎合并成3个标的进行拍卖。分别为“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13通，“梁启超致胡适词稿及信札”11通，“徐志摩致胡适信札”3通。上午11时刚过，“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首先亮相，当拍卖师报出起拍价150万元人民币时即有买家响应，随即加价至160万元，经过几轮轮番叫价，最终以554.4万元被场外电话委托竞买人竞得。此价格已经高出估价3倍多。在这之后的“梁启超致胡适词稿及信札”起拍价40万元人民币，几位买家紧追不放，最终定格在78.4万元。第三个出场的是“徐志摩致胡适信札”由25万元起拍后，价格一直攀升至112万元成交。三件标的落槌后，拍卖师当即声明：政府有关部门将根据拍卖结果，考虑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

　　6月5日，国家文物局致函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发出《关于优先购买“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的函》。文件表示，国家文物局经研究决定，对于中国嘉德2009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中“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13通按照落槌价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这是我国首次根据拍卖后的情况使用国家优先购买权购藏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2009年7月，国家文物局将所购信札转交某大学博物馆收藏。

　　云烟过眼

　　2012年下半年，在古籍拍卖与收藏界最大的热点恐怕就是以宋版书《锦绣万花谷》为代表的“过云楼”藏书170余种的整体拍卖。这批珍籍由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上拍，起拍价就是1.8亿元人民币，最后能否成交?将要花落谁手?一时间这些问题被吵得沸沸扬扬，就连平时对古籍拍卖业不怎么关注的民众谈起此事来也都要议论几句。

　　“过云楼”是清代江苏苏州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其第一代主人是清代官员顾文彬。顾文彬，生于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卒于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字蔚如，号子山、艮盦、艮庵、过云楼主，元和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官浙江宁绍道台，精鉴赏，富收藏，“唐宋元明清诸家名迹，力所能致者，靡不搜罗”。过云楼也就是顾文彬收藏文物书画的地方。到顾文彬之孙顾麟士(字鹤逸)这一代，凭借他深厚的艺术素养和独到的眼光广取博采，将书画收藏充盈至千余幅，达到过云楼藏画的全盛时期。自清道光年间以来，经过顾氏5代150年的传承，书画、古籍收藏富甲江南，世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说。就其藏书来说集宋元古椠、精写旧抄、明清佳刻、碑帖印谱800余种。然而过云楼一直以收藏名贵书画著称，却对家藏善本书籍秘而不宣，少有人知。顾氏家训曰：过云楼藏画可任人评阅，而家藏善本古籍不可轻易示人。这是因为中国收藏传统历来是古籍善本重于书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先生说：“在中国古代的收藏观念中，书籍是最珍贵的，应该传给自家子孙，让子孙爱护它，阅读它，从而让后代变得智慧起来。毕竟，相对于陶冶性情的绘画，书籍更能承载人类的文明。”

　　顾麟士晚年，将过云楼所藏的字画及古籍分为了四份，然后由四个儿子来抽签，抽到哪个号，就分得哪一份。“文革”中，这些藏品全部被抄家运走。“文革”之后，在中央领导的关照下，过云楼的抄家物资被退还。此后，过云楼秘藏多年的善本典籍3/4约有500余种3000余册，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南京图书馆购藏。剩余1份中，仅有这179种尚被顾氏后人完整保存。其中就有声名显赫的近乎整部的宋刊本《锦绣万花谷》前集40卷后集40卷，共40册。

　　《锦绣万花谷》刊于南宋淳熙十五年，是目前已知海内外公私所藏部头最大的宋版书。作者把通晓的知识和曾经读过的书籍按照内容的不同，分天文地理、植物、动物、书画等具体门类进行汇编，因此书中保存了大量散佚古籍中的部分内容，是一部大型类书。既为类书，便具有现代工具书的意义，被后人誉为“宋代百科全书”。清朝著名学者阮元有“书成锦绣万花谷，画出天龙八部图”的诗句。宋版《锦绣万花谷》在明代就已按页论价，而在2003年的市场上，一页零散的宋版书页价格已达到5万元。

　　除《锦绣万花谷》外，还有被傅增湘《顾鹤逸藏书目》著录并定为“孤本”的元刊本《皇朝名臣续碑传琬琰集》8卷，历经明末毛氏汲古阁，清鲍氏知不足斋递藏，后被选入《中华再造善本》。此外，明季钞本《谈苑》6卷，带有黄丕烈、顾锡麒朱笔批校则更显珍贵。元皇庆二年刊本《胡思绍校周易启蒙翼传三篇外传一篇》为顾之逵小读书堆旧物，初刊初印，全国公藏书目著录仅存1部。元至正元年日新堂刊本《易学启蒙朱子成书》亦为初刊初印本;明毛氏汲古阁刊本《易解》10卷经黄丕烈通校批校，还有明初黑口本《香溪范贤良文集》及清中期钞本《契丹国志》等。民国时期，这些书籍就已是千金难求的珍品了。2005年5月15日，“过云楼”藏书被中国嘉德公司在2005春季拍卖会的“古籍善本”专场中被整体拍卖，上海的杨先生以2310万元整体竞得。

　　但这毕竟是几年前的事了，相隔了7年后这批书籍的价格又会怎样呢?对于“匡时”这个从来没有古籍拍卖经验的公司来说，能否说服卖家和引来买家，的确是个很大的考验。

　　2012年6月4日晚8时30分，第1661号标的“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一百七十九种”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2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专场中上拍。总经理董国强说：“在这个创造品牌的年代，‘匡时’能够遇见‘过云楼’，实属幸运。从商人的本能上来讲，拍品有一个唯一性，这批书不像是齐白石的画作，有一定的价格参考，齐白石画一只虾多少钱，画一只螃蟹多少钱，这都是可以有明确的估价的，但是对一件唯一性的拍品而言，价格的空间很大，将来能拍多少钱，还是个未知数。再加上过云楼藏画这个品牌赋予这批书的文化和市场价值，使我又坚持一切的力量来争取过云楼藏书的拍卖。不过，让人庆幸的是，过云楼藏书的委托方最终还是把底价降低了，降至现在的1亿8千万元。”

　　拍场上，从1.8亿元起拍，经过8轮加价，“1亿8千8百万，最后一次”，随着拍卖师的落槌，清脆的槌声之后响起的是全场热烈的掌声。落槌价1.88亿元，加上佣金后的成交价就是2.162亿元人民币，创下中国古籍善本拍卖的新纪录，现场买家是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出乎意料的是，北京大学经研究，在标的落槌后第7天宣布行使“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优先购买权”，对在6月4日晚以成交价为2.16亿元，创古籍善本拍卖新纪录的“过云楼藏古籍善本”进行收购。这一消息传出后，使得“过云楼”最后的去向顿生悬念。

　　江苏方面迅即应对，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紧急致函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确定此项收购由国有文博单位南京图书馆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共同实施，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过云楼秘藏”回归江苏。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在得知此消息后，旋即致函北京市文物局，指定国有文博单位南京图书馆被追加为收购方，力挺“凤凰集团”。一场围绕珍贵古籍善本归属的争夺战，就此迅速成为公众热议的文化事件，一时间占据了各大媒体的重要版面。

　　6月20日，北京市文物局正式接到国家文物局的复函。复函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及国家文物局的相关意见，鉴于北京大学与南京图书馆皆为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且均参与了过云楼藏古籍善本的竞买，因此应依据拍卖规则确定买受人。国家文物局的意见很明确：北京大学和南京图书馆皆为国有文物收藏单位，这是国家文物局对这两个文物竞买人资质的认定。拍卖公司应当依照国家文物局的回复意见，也就是依据拍卖规则确定竞买人。最终，在国家文物局的裁定下，江苏“凤凰集团”和南京图书馆共同成为这批珍籍的拥有者。考虑到过云楼藏书的近四分之三已经在南京图书馆收藏，以及江苏省期盼批珍籍荣归故里的民意，北京大学方面并未全力争取，而是以大局为重。

　　虽然从表面上看北京大学“夺宝”未果，但却在整个事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为北大的参与，才使过云楼之争成为一个公众文化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对中国文博事业的关注，提升了大众对中华典籍文化价值的认知度。从这个意义上讲，过云楼藏古籍善本是物超其值的。正如京城藏书家韦力先生所言：“那批书的价值，绝不止这区区2个多亿的价值。传统观念中，古籍本来就是高大上的收藏品种，只是因近百年的社会风气，而使这块和氏璧蒙尘，今天终于卖出了个还算像样的价格，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更何况，这2亿多人民币不是一部书，而是170余部古籍的总成交价。”

　　广韵藏珍

　　2012年12月7日，一大批品类丰富，刻印精良的古籍善本出现在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秋季拍卖会上。为此，北京保利公司古籍文献部特推别出了“‘广韵楼’藏珍贵古籍善本”专场。这批藏书的主人胡关妙先生是浙江省永康市的著名实业家。据闻，胡先生亦是清末永康著名藏书家——“十万卷楼”主人胡凤丹的后裔，或因为如此，胡关妙先生于实业之余雅好藏书。又因其收藏有孤本隋陆法言撰《钜宋广韵》5卷，南宋麻沙镇南刘仕隆宅刊本，极其珍贵，便以“广韵楼”颜其书斋。

　　北京保利公司所推出的“‘广韵楼’藏珍贵古籍善本”专场为胡关妙先生半生所藏之精品，共计823部近万册。其中唐至明时期善本300种、清代善本430余种，民国间精刊本数十种。当中有经北京市文物局评定的国家一级文物数十余个，国家二级文物百余个。经《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明确著录为国有收藏机构收藏的清乾隆以前的善本300余种，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53部，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61部。另有数十种如：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敦煌写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宋释施护译明内府泥金写本《八千颂般若经》(启功先生跋)，清精钞本《钜鹿东观集》10卷，北宋大观初年版刻大藏经等均为世间少有，且未见国家公藏记录。

　　除去唐、宋、元三朝的善本佳椠外，“广韵楼”藏书中亦有明清两代内府及藩府、王府刻书20余种。其中，明代内府图书9种、清顺治至光绪时刊印的内府图书13种，藩府、王府刻书各1种，均刊印精美。尤为难得的是明嘉靖六年司礼监刊本《大学衍义》43卷，有明崇祯皇帝御批读书记一段，崇祯帝御批，为此仅见。此书曾藏于明朝皇宫文渊阁，崇祯皇帝对之大加赞赏，钟爱有加。入清后，此书又经著名学者王士祯题记，后又入藏清宫翰林院，清末散落民间。“广韵楼”藏书中还有数种清宫内府“天禄琳琅”遗珍传世。其中一部明嘉靖刊本《详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此书附原装书箱，曾被视为宋版入藏清宫。其上钤盖“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五玺俱全，被著录于《天禄琳琅后编》。

　　在“广韵楼”藏书中，明代白棉纸印本是重中之重，多达120余种。如明成化四年刊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30卷、明万历方氏美荫堂刊本《方氏墨谱》6卷、明嘉靖间杨鑨九洲书屋刊本《初学记》30卷、明嘉靖郭云鹏刊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25卷《年谱》1卷、明嘉靖十五年秦汴绣石书堂刊本《锦绣万花谷前集》40卷《后集》40卷《续集》40卷、明天启金陵九如堂刊本《新镌批评出相韩湘子》、明万历二十五年三山道人刊，清初步月楼重修本《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20卷100回等，或以丰富多彩的内容引人关注，或以精美细腻的版刻传流至今。明代万历年间，浙江乌程的出版家闵齐伋与凌濛初充分发挥了雕版套印技术，刊行了双色、三色版套版印书籍数十种。由于条件所限，这些书籍一经面世便被人所珍。根据国家图书馆划定，凡被著录于《明代闵凌刻套印本图录》的，几乎全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由此也可看出明代闵、凌刻书的珍贵程度与入藏地位。这批“广韵楼”珍藏善本中，亦有闵、凌刻套印书籍18种。另有清宫内府刊四色、五色套印本，色彩斑斓，交相辉映。

　　在2012年9月26日，国家图书馆召开的关于“广韵楼”珍藏古籍善本的专业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围绕“广韵楼”藏书中的版本价值展开了讨论与评定。有专家指出，其数量和质量已接近大型公藏图书馆水平，甚至超越了许多公立收藏机构。与曾拍出2.16亿元的“过云楼”藏书相比，“广韵楼”藏书数量更大，保存更全，其中部分品种更稀有。

　　最终，在北京保利2012秋季拍卖会的“‘广韵楼’藏珍贵古籍善本”专场中，第9083号拍品隋陆法言《钜宋广韵》5卷，南宋麻沙镇南刘仕隆宅刊本，最终以3450万元的高价拍出，被国有收藏机构竞得。整场823个标的总成交额为7498.6万元。

　　大仓归国

　　2014年5月3日，时值北京大学诞辰116周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善本展”于未名湖畔悄然开幕。在短短两天的展览中，吸引了众多藏书家、专家学者、高校师生和市民前来参观。这批珍本古籍是北京大学于2012年从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大仓集古馆斥巨资整体购得。这是继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购藏天津藏书家李盛铎木樨轩藏书后的70多年里，北京大学图书馆首次大规模整体购藏万册以上的古籍善本，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有收藏机构首次大规模整体购藏留存在海外的古代典籍，因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大仓文化财团是日本著名财阀，其创始人——实业家大仓喜八郎生于日本天保八年(公元1837年)，卒于昭和三年(公元1928年)，财团企业涉及制材、煤炭、铁路、啤酒、皮革、化工、制麻等多个行业领域。大仓喜八郎晚年热衷公益事业，无所吝惜地投入了自己的财产，与同为实业家的涩泽荣一等人创办鹿鸣馆、帝国宾馆、帝国剧场等。大仓喜八郎还是著名的东洋艺术品收藏家。1917年，他在自己家里创办了日本第一家私人美术馆——大仓集古馆一直保存至今。

　　大约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的时候，我国著名藏书家，诵芬室主人董康在日本访问时，因急需资金，便将所藏典籍售予日本友人大仓喜八郎。后来大仓文化财团以该批典籍为核心不断搜储，收藏渐成规模，世称“大仓藏书”，大仓集古馆也因此成为日本收藏中国典籍数量较多的机构。时光荏苒，这批典籍在大仓集古馆珍藏已逾百年。2005年，为筹资收购流散于民间的日本文物，大仓文化财团决定以18亿日元(约合1.8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大仓藏书”，并提出条件：收藏者不得打散拍卖，须由我国国有收藏机构永久性整体收藏。消息传出后一直到2011年底，国内许多收藏机构﹑企业甚至个人都曾与“大仓”方面洽谈收藏事宜﹐但皆因无法满足大仓的保藏要求而未能收购。2012年，在吴小如﹑汤一介﹑吴慰慈﹑袁行霈﹑乐黛云﹑陈熙中﹑白化文﹑安平秋等37位专家学者的联名建议下﹐北京大学决定对“大仓藏书”实施整体收购。这一决定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支持。在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收购款中，50%由教育部会同财政部拨付，其余50%由北大教育基金会筹得。

　　北大回购的这批“大仓藏书”共有931种28143册。其中古籍904部，包括中国古籍716部26260册，日本古籍187部2345册，朝鲜古籍1部2册。这其中，宋刊递修本4部，元刊本9部，明刊本155部，稿钞本111部，明活字本15部。在15部明活字本中金属活字本多达14部，而传本罕见极为难得的金属活字本的唐人文集占了11部。此外，尚有清顺治至乾隆间活字本(包括武英殿聚珍本)39部，清初铜活字本1部。

　　学者们总结出这批大仓藏书在版本上的“四大亮点”，即：殿版书、进呈本、知不足斋旧藏、金属活字本。所谓“殿版书”是指清代皇宫武英殿刊本，因为是皇家出版印刷，技术上臻于完美。“进呈本”又称“四库进呈本”或“四库采进本”。当年乾隆皇帝为编纂《四库全书》而广征天下书籍，那些通过进献、借钞等方式提供的书目，并钤盖满汉两种文字“翰林院印”的即为“四库进呈本”。“大仓藏书”中有25种四库进呈本，十足珍罕。这些书籍原拟在《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要物归原主，但乾隆皇帝年老后退还之事不了了之，进呈本则大部分被翰林院官员携回家里私藏。学界重视进呈本，是因为能从中校勘出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对原书做了哪些篡改，跟底本有什么不同。北京大学图书馆本身就藏有40多部进呈本，再加上回购“大仓”的25种，这样，北大图书馆四库进呈本的收藏数量可在全国图书馆中提升至前三位。“知不足斋旧藏”是指，此书原属于清代藏书家鲍廷博的知不足斋所有。鲍廷博，字以文，号渌饮，清乾隆嘉庆时期的著名藏书家，藏书甚富。其书斋取自《礼记·学记》中“学然后知不足”，故名“知不足斋”。乾隆诏修《四库全书》时，鲍氏父子曾献书626种，内多宋元孤本、善本。乾隆曾为鲍廷博题诗：“知不足斋莫不足，渴求书籍是贤乎!长篇大部都庋阁，小说卮言亦入橱。《阙史》两篇传摭拾，晚唐遗迹见规模。彦休自号参寥子，参得寥天一也无”。“大仓藏书”里有“知不足斋”藏书20多部。“金属活字本”是指，明弘治年间，居住无锡的两大家族，安家与华家，用铜制造了一批活字印刷书籍。他们用的底本是当年的宋本，但这些宋本现在都已失传，因此铜活字本变成了今天已知的很多书的祖本。铜活字本到了清代中期就极被重视了，由于存量少，底本好，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极高，被藏书家赞誉为“下宋版一等”，意思是仅次于宋版。“大仓藏书”里有明代的铜活字印本10几部。

　　然而，对于我国古籍版本研究者来说“大仓藏书”中也有美中不足，那就是其中尚有12部宋元刊本已被列入了日本文化财团(文化遗产)禁止出境，目前仍由大仓文化财团保存。因为缺少了这12部宋元刊本，书价才从1.8亿元人民币降至1.5亿元人民币。不过，日方已经承诺，将在条件允许时向日本文部省申请将这12部典籍出境，尽早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先生这样评价说，这是百余年来我国回购留存海外的典籍数量最多的一次。“大仓藏书”经、史、子、集四库皆备，重新回到了祖国，而且还有相当的孤本。这些书“出国”时虽然是在乱世的民国时期，但也不是日本武力掠夺，而是中国藏书家董康因经济原因卖给日本藏书家大仓喜八郎的。现在北大图书馆从日本将其回购，只是简单的市场行为。“大仓”将这批古籍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形成“大仓藏书”，北大的回购则使公众对这批古籍的保护、研究与利用充满着更多的期待……

　　任重道远

　　新中国成立以后，古籍拍卖业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文化需求的提高，古籍善本、资料文献已经由最初的不为人知或罕为人知，逐渐变成收藏家、爱好者们追捧的焦点和热点。回想10多年前，在北京潘家园或报国寺旧货市场的地摊上，用几百元钱就可以“捡漏儿”买到一部很好的清代线装书的事情几乎没有了。这不能不说是市场经济和拍卖行业带给了大众对于文献类文物的新的认知。从上述回顾的几次著名的大批量古籍购藏活动可以看出：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省、市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国内图书馆、博物馆等专业收藏机构的重视推动了古籍收藏活动的不断升温和价格上扬的趋势。

　　近年来在古籍拍卖业中，“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德宝”、“中古书店海王村”等拍卖公司大拍都越过了千万元大关。2007年9月16日，“嘉德四季”古籍善本专场总成交额1466万元，其中《来自波士顿美术馆中文古籍》拍品总数286件，成交率100%，总成交额635.4万元。2008年秋季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笼罩下，“嘉德”古籍拍卖依然拍出了1200多万元的总成交额。

　　2005年，北京德宝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公司诞生伊始便以古籍文献为主项。在短短4年间便成功举办了大约16场古籍专场拍卖，2007年的春、秋两季拍卖成交额均突破千万元大关。2008年的春、秋两季拍卖成交额也近千万元成交。2009年“嘉德”公司四季拍卖将“古籍善本”专场从原先的一年两场增加到了一年四场，这无疑加大了古籍拍卖的力度，从而也更加刺激了古籍拍卖市场。

　　成立于2006年12月的上海博古斋拍卖有限公司和成立于2004年12月的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凭借优越的地势和灵活的运作方式也在大江以南古籍拍卖市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上海处于长三角地区是全国经济重镇，可以直接吸纳来自昆山、萧山、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绍兴、湖州、宜兴等周边地区的古籍文献资源，在拍品的征集上占得先机。而江南高雅明丽的文人文化传统也使得印谱、碑帖、拓本等这些品种在“西泠印社”屡创佳绩。

　　2010年下半年可以说是古籍拍卖业的最高峰。就以明代白棉纸印本为例，如果是品相好而又较少见的白棉纸刊本，一般单册价格在1万元左右，有的单册价格从三四万元飙升到十几万元，甚至再稀见些的能卖到20多万元一册。不夸张地讲，当时买的书过3个月就可以翻倍的价格售出。比如“德宝”公司2009年春季拍卖会第444号拍品，《六家文选》60卷，60册6函，明嘉靖十三年至二十八年袁褧嘉趣堂影宋刊本，成交价103.04万元。同年，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秋季拍卖会第125号拍品《世德堂六子全書》60卷，30册3函，明嘉靖十二年世德堂刊本，成交价81.4万元。这两部书都是明嘉靖年间刊印的精品。

　　尽管到2010年前后古籍文献的市场价格较以往有了大幅度攀升，我们也应当看到，即使是当时达到了古籍价格增长的最高点，与同档次的古代书画价格相比依然是极其便宜的。比如：1995年10月5日，北京瀚海拍卖有限公司秋季拍卖会“中国绘画(古代)”专场第311号拍品，宋《张先十咏图》卷，被北京故宫博物院以1980万元竞得。而时隔11年的2006年11月24日，北京德宝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6年11月艺术品拍卖会“古籍文献”专场第142号拍品，宋刘克庄《南岳旧稿(不分卷)南岳第一稿、第三稿、第四稿》，宋浙江杭州刊本，成交价为440万元。这在当年的古籍善本拍卖中已经是很高的价位了，但还不及《张先十咏图》卷价格的一半。再举一个近期的例子：2012年6月1日，北京雍和嘉诚拍卖有限公司春季拍卖会“中国书画”专场第5926号拍品，清钱维城《四序同春图》卷，此画曾被乾隆皇帝编入《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续编》，画卷上乾隆帝的八玺俱全，从清宫流出后经齐白石弟子周铁衡收藏，成交价为4142.75万元。而今年5月16日北京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中国碑帖·古籍·书札”专场中连续上拍了4件清宫“禄琳琅”藏书，它们分别是：第721号，《战国策》存1卷，明万历九年张一鲲刊本，著录于《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9，成交价253万元。第722号，《诗经世本古义》存3卷，明崇祯十四年刊本，著录于《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12，成交价460万元。第726号，明何楷《礼记》存1卷，宋刊巾箱本，著录于《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三编》，成交价713万元。第727号，《纂图互注扬子法言》10卷，宋末建阳书坊刊本，著录于《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5，成交价2300万元。这4种书在当代均经邓拓收藏，其中成交价最高的宋末建阳书坊刊本《纂图互注扬子法言》才拍出2300万元，其他3种均则未达到千万元。当然，影响古籍价格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是版本的确定、装帧与品相的好坏、原刻与翻刻的区别、初印与后印的区别等，因此不可一概而论。但起码可以看出：古籍的价格还远不及同档次古书画的价格。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在短时间内还很难改变。

　　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整个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行情开始下滑，古籍文献拍卖也受到了很大冲击，直到今年，这样的状况仍然在持续。以前曾经卖得很高的明代白棉纸印本单册价格一下跌到了0.3至0.4万元一册，这简直和清代普通竹纸印本是一个价位了。又比如，北京“德宝”公司今年春季拍卖会第444号拍品《毛诗名物解》20卷，4册1函，清康熙十五年通志堂刊本，此书为开化纸刷印，复经清康熙时谦牧堂主人纳兰揆叙和民国出版家陶湘递藏，成交价才15万元。而这部书的成交价却已名列德宝公司2016年春季拍卖会整场成交部标的的第3位。前两位分别是：第5号拍品，《明代刊书总目》26卷，民国三十六年王文进写本，成交价30万元;第7号拍品，《钦定光禄寺则例稿本》，清道光间内府光禄寺红格写本，成交价20万元。藏书家韦力先生在谈到近年的市场状况时说，古籍行情的下跌是必然的，虽然从整体看是呈下跌的趋势，但拍场中某些高档次的拍品价格依然不低。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古籍文献部经理孟楠先生告诉笔者：近两年的拍卖行情恰恰证明了以前市场的虚高，而将价格中的“水分”挤压了出去。在2015年12月7日北京保利十周年拍卖会“古籍文献”专场中，第62号拍品，五代(公元10世纪)刊本《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拍出了2645万元的高价，这是他所经历的拍卖中成交价格最高的一件拍品，也是“保利”历届所拍佛教典籍中成交价格最高的一件。在市场环境极度严峻的今天能有如此的业绩，确实值得骄傲。

　　除了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之外，古籍文献的自身因素也决定着它不大可能与书画、瓷器、玉器等其他艺术品在价格上相抗衡。除去存世量少以外，多数纸制书籍文献都具有相对比较娇嫩，品相不易保存，无法重新创作等特点。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古籍文献的资源和市场占有量。正如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从天台独孤长老处乞得定武《兰亭》初拓本时所感叹的，人间至宝“有日损，无日增”。当下的古籍拍卖业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整合与重组。很显然，能坚持到最后的就是胜出者。各公司普遍认为好的拍品越来越少，市场资源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开发新的品种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迫在眉睫。中华典籍博大浩瀚，这其中还有多少未开发的“处女地”等待着具有眼光的人去认识，去开垦，去发掘。比如，对于一些稀见古籍、散佚古籍的影印本、复刻本的价值在以往的拍卖中就很少体现。

　　典籍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集中呈现，更是中华文化渊源不断得以流传的最优秀的载体。江河归海，落叶归根，每一位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有着与中华文化难以割舍的情怀。在拍卖形式整体下滑的今天，不断追求、积极探索，更是古籍拍卖从业人员的责任。放眼未来，古籍文献拍卖业任重道远。（作者冯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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