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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6月27日,伦敦,雨。晚上将要进行的是伦敦佳士得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国王街的主展厅的墙壁涂成暗色,显得格外庄重。一进门就是毕加索的《写信的女人》,旁边,专门为马克斯·贝克曼的《鸟的地狱》拿出独立的展厅,拐角处是一张小小的梵高作品《收割者》,这些估值超过千万英镑的作品将在第二天拍卖。佳士得全球总裁兼首席拍卖师彭凯南将主持这场重要的晚拍,他给所有的同事发了一封邮件,“一切都会好的”。他说自己是个“有点迷信的人,拍卖时只用同一个拍卖槌,只戴同一款领带。只要一下雨,就会有特别好的销售表现。”
结果,这场晚拍的成交总额达到149,500,000英镑(约合人民币13.05亿元),成交率高达94%,近三年来伦敦佳士得“印象派和现代艺术晚拍成交金额”首次突破10亿元大关。
结束这场拍卖不久,佳士得公布了2017年上半年的成绩单:拍卖成交总额增至 22 亿英镑(28 亿美元,上升 14%),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29%。整体成交总额为 23.5 亿英镑(30 亿美元,上升 1%),与去年上半年的 21 亿英镑相比,增幅达 14%。成交价额超过1,000万英镑的作品数目由14件增至38件;购买艺术品超过100万英镑的新买家数目增加29%;上半年艺术品成交4月在洛杉矶开设旗舰艺廊。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那些重量级的拍品,康斯坦丁· 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的蛋形雕塑《沉睡的缪思(Lamuse endormie)》以 5,740 万美元成交,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的《鸟的地狱(H?lle der V?gel)》于六月伦敦拍卖中,创下 3,600 万英镑(4,580 万美元)的拍卖纪录,纽约亚洲艺术周的藤田专拍上,陈容的《六龙图》以4896.75万美元成交,商晚期青铜饕餮纹方尊、青铜饕餮纹方罍分别以37,207,500美元、33,847,500美元成交,总成交更是达到18亿元人民币。
在地区分布上,美洲、亚洲和 EMERI(欧洲、中东、俄罗斯及印度)地区的客户分别占成交额的 35%、35%和 30%。美洲地区的拍卖成交总额势头最盛,上升 58%至11.5亿英镑、EMERI地区成交总额上升11%至8.144亿英镑,亚洲成交总额则减少4%至2.471亿英镑。而亚洲藏家却越来越多扮演全球买手的角色,2017年上半年,亚洲客户的成交额增加39%,成为成交额增长最快的群体,美洲及EMERI地区客户的成交额则分别增加38%和9%。
由于三月的纽约亚洲艺术周的好成绩,亚洲客户在亚洲艺术品类的成交额跃升 90%,源自亚洲客户的装饰艺术与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成交额也有显著增长,在伦敦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拍卖中,超过20%的拍品均由亚洲买家购得,在伦敦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中,十多名亚洲区域的专家在委托席上也显得格外醒目,最终7件作品被亚洲藏家购得,随着亚洲藏家尤其是中国藏家购买力的提升,佳士得在中国大陆的布局也加快了速度,以香港为核心,辐射至大陆多个城市的拍卖、展览、艺术教育项目将逐渐展开,“在中国大陆的计划已经开始。”佳士得全球总裁兼首席拍卖师彭凯南接受雅昌艺术网专访时这样说道。
雅昌艺术网:您如何评价亚洲藏家在佳士得拍场上的表现,他们与欧美藏家在收藏的偏好上有哪些不同?
彭凯南:在6月27日结束的伦敦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上,亚洲藏家竞拍到30件作品的7件,在整个上半年里亚洲藏家的成交总额占到佳士得的35%。这和我们对形势的预估是一致的,越来越多的亚洲藏家到香港、纽约、伦敦、日内瓦拍场,去寻找他们想要的拍品,不断提升自己的收藏品味。欧美藏家一般会关注7到8个拍品类别,最大的藏家们会收藏古典绘画作品、20世纪绘画,以及古典家具、中国瓷器等等,他们的兴趣非常广泛。而亚洲藏家对珠宝、酒、20世纪艺术,以及自己本国的艺术充满热情,亚洲自身的文化诞生了伟大的作品,包括青铜器、瓷器和现当代艺术等不同品类。
我在佳士得工作了30年,1986年,我们第一次把梵高的《向日葵》卖给日本藏家,那时艺术品市场的风向转向了现代主义,也可能是250年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迁,亚洲藏家到欧美市场,2500万英镑买下梵高的作品,达到之前绘画作品最高拍卖纪录价格的3倍,也是现代艺术作品首次占据拍卖纪录,感谢亚洲藏家开启的新方向。
雅昌艺术网:您在佳士得工作了30年,对于全球化的进程有哪些体验,全球藏家的分布趋势有哪些变化呢?
彭凯南:我的第一次拍卖是印度当代艺术作品,也是佳士得第一次拍卖印度当代艺术。那是1996年,我走进拍卖厅,看到一个印度藏家,他显得非常紧张。我说早上好,您是来参加拍卖的吗。他说是,我从来没有来过拍卖会,这是我第二次来伦敦。我说欢迎,不要紧张,为什么?这也是我第一次拍卖,没有人会比我更紧张。那场拍卖有45件拍品,他每一件都出价,最后买了10件,可以说是我的贵人。
过去30年,政治上冷战的结束让两个世界的壁垒消失,人们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社会层面,东欧的藏家可以自由到欧美国家去买艺术品,中东、中国都经历了现代化。很多战后的文化活动,让人们接受了多元文化,通过食物、音乐、电影等方式。博物馆展出全球的藏品,年轻一代和父辈(50、60年代生人)相比,经历了完全不同的时代变化,这让人兴奋。我的孩子一代是在多元文化中长大的,这非常重要。我在1986年加入佳士得的时候,是当时伦敦3个非英籍员工之一。现在我们有一半以上是海外员工,乌克兰人,瑞典人,比利时人等等。佳士得的结构变化反映了整个收藏界的趋势。我们在香港的团队也很大,越来越多的亚洲专家在纽约和伦敦担任高级职务,这很自然,我们一直愿意反映所在市场的变化,这是全球化公司应做的。
佳士得书籍与手稿部门专家Sophie Hopkins展示拍品,除了印制精美的古代图书,还有诸如牛顿的手稿、爱因斯坦的烟斗等
雅昌艺术网:从佳士得的经营状况来看,您认为哪个版块比较流行,或者说哪个版块在市场中的分量更重?
彭凯南:每个板块的文化价值都是同样重要的,瓷器、银器、古典大师、梵高,最重要的是拍品的品质,我们要做的是在每个领域找到最有文化价值的拍品,而不是区分热门板块。时尚在不断变化,人们买某一个品类和自身的个性相关。我们的很多藏家,都对20世纪现当代艺术感兴趣,反应在雕塑、绘画、摄影和设计作品上,比如贾科梅蒂等。但是这个偏好也在变化,古典大师的作品的表现一直不错,伦勃朗的作品价格很容易达到几千万英镑,我们在7月份的古典大师晚拍中,18世纪的风景作品《Venice: the Rialto Bridge with the Palazzo dei Camerlenghi》成交价就超过了2600万英镑。可能一些作品比另一些更流行,但是并不影响重要性。
雅昌艺术网:佳士得很重视传播和技术的推动力,在互联网时代,佳士得又有哪些新的举措?
彭凯南:佳士得网站已经成为浏览人次最高的拍卖行网站,网上成交总额达到1980万英镑。技术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就像电一样,有了电才能用冰箱,才能加热食物,但我并不觉得技术是人类进步的关键,我觉得沟通是最关键的,凭借技术让我们的交流更加迅速、透明,可以说今天我们不再能主宰传播的方式,而是由大众、由年轻人按照他们的习惯来进行交流。今天我们有30%的藏家是通过新媒体获得的。
当詹姆斯·佳士得在1766年创立公司的时候,他做了很不寻常的事,买下来两家报社,为什么?他希望市场由买家所决定,而不是由他所提供的拍品所决定。因为一旦报纸上开始关注艺术市场,就会有不同的声音,来自亚洲或者欧洲市场,佳士得是一个交易中心,每个人对我们所代表的价值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要透明,要保证拍品的真实性,我们培训员工真正了解拍品。在交换信息、开放、透明的理念之下,佳士得的拍卖是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人们如何购买艺术品、为什么要买艺术品。18世纪在英国有着“大旅行”,贵族在结束学业之后,就会被送到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在欧洲进行旅行,当他们回到英国的时候,对于收藏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我觉得互联网正在起到相同的作用,让人们更加了解全世界发生的有趣的事情。18世纪的新技术是报纸,詹姆士·佳士得在35岁创立公司的时候就买了两家报社,发展至今,我们有很棒的数字平台。
雅昌艺术网:您谈到全球市场的多元化趋势,那么佳士得在这个趋势下,会针对亚洲尤其是中国市场采取哪些措施?
彭凯南:中国藏家的成长让世界瞩目,刘益谦先生就曾击败美国藏家竞得莫迪利亚尼那张《侧卧的裸女》。而在6月伦敦印象派和现代艺术晚拍中,就有10-12名来自香港、上海、北京的专家帮助客户竞拍,国家之间的差别正在缩小,我们要以开放眼光看世界。亚洲市场和亚洲艺术都非常重要,我记得8年前我们准备在伦敦举行西方艺术大师的展览,我去美国的时候,我们的专家对我说:你必须抽时间来我的仓库看下。他给我展示了25件中国青铜器,他说“你必须把这些和那些大师作品一起展出”。我把这些青铜器带回来以后,因此成了明星,这就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当时英国媒体来采访,说起那些西方的作品,称赞那些由修道士完成的“时间之书”非常精美,我跟他们这样介绍中国青铜器:这是2700年前的作品。接着第二年,我们就开始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
我曾有过一次很棒的中国之行,上海、北京、台北、香港,在佳士得资深总监的陪同下,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博物馆学习中国的艺术品,我儿子对其中的古董特别感兴趣。我们正在积极推动业务的全球化,在未来几年计划在中国多个城市和地区举行展览和艺术教育活动,让中国和全球艺术市场保持连接。佳士得学院里有非常好的研究生课程,我本人就在1984年就读过,在过去30年中这些课程培养了大量艺术人才,我们也会向香港和内地推广这一课程。
在业务拓展方面,我们是一家聚焦的企业,全力投入一个特定领域。我们在香港已经有30年的历史,在中国内地也有多年发展,已经在北京和上海开设艺术空间。中国内地对世界艺术的了解也在逐步增加,从北京的毕加索大展开始,到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荷兰莱顿艺术展:伦勃朗和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艺术教育项目在中国内地展开,这是非常好的时机,在中国大陆的计划已经开始。
而且我们将进行长期的推动,之前在中东,迪拜担心我们进入后很快会离开,问我的长期计划是什么,我说会在未来十年负责拍卖,我做到了。1977年在美国开设分公司,三年就超过了其他地区的销售额,我们知道如何在最适合的时机进入一个新的市场,制定长期计划,重塑公司的未来。未来的年轻一代员工,将在中国大陆继续工作,把西方的作品推广到中国市场。我们有过“东方遇到西方”的展览,将美国的战后作品和亚洲的作品放到一起。国家之间的影响交流已经发生了,我们在为下一代做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