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玉壶6550万港币成交

　　天津美术网讯 2017年10月3日，苏富比(微博)香港2017秋拍“中国艺术珍品”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槌，共165件精品上拍。其中，本场封面拍品清乾隆御制白玉瓜棱式羊首掐丝珐琅提梁茶壶以6550万港币落槌，加佣金7547.5万港币成交。

　　此壶乃宫廷名器，拍出天价不在意外，而拍品介绍中，徐琳的一篇《一片冰心在玉壶 ——白玉羊首瓜棱式铜镶珐琅提梁壶赏析》，更是提供了一份玉壶小史，在此节选，供藏友参考。

　　白玉羊首瓜棱式铜镶珐琅提梁壶，以和阗上等白玉雕琢而成，玉质细腻温润。器身以十二瓣瓜形为圆腹，壶盖与足亦均分十二瓣。盖钮以多瓣瓜造型层层相迭为宝塔形。最精致者为壶内及盖内亦打凹分瓣，与外腹之十二瓣形成呼应，盖、壶以子母口相合，严丝合缝。

　　玉壶以羊首为流，羊角、耳、眼、胡须、牙齿甚至鼻翼等处均雕琢精细，栩栩如生，阴刻线纹丝不乱，细部打磨抛光亦光滑细腻，处理精当。玉壶以錾刻花卉纹饰的鎏金铜柄为提梁，在提梁的顶端、梁身及提钩处均以铜胎掐丝珐琅装饰，精美的珐琅如意云头提钩及梁身镶嵌的三条珐琅鱼为提梁玉壶增添了动感韵律。

　　整体看来，提梁玉壶用料上乘，做工精湛，后期打磨抛光亦十分到位，一望而知为清代乾隆时期的宫廷玉雕精品。这件玉壶最早为美国名媛米莉森·罗杰斯（ Millicent Rogers）收藏。

　　白玉提梁壶造型独特、典雅，玉壶在设计时就预设以铜提梁为柄，故在玉壶制作时就在近口沿处事先雕琢出铜提梁与玉结合的铆钉穿系，如此的匠心独运估计也深得皇帝的喜爱，一做再做，故此壶并非孤例，同样造型的提梁壶还有两件，一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件为著名职业电影制片人，奥斯卡获奖者约翰·伍夫爵士（Sir John Woolf）旧藏。

　　故宫所藏的白玉羊首瓜棱式铜镶珐琅提梁壶为清宫旧藏，现为一甲文物（图一）。据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此物在故宫博物院成立点查时，放于养心殿后殿西侧的燕喜堂，记载为“嘉庆款珐琅玉壶”一件。此壶与米莉旧藏玉壶相较，大小、宽窄略有不同，但其珐琅提梁及玉壶造型基本一致，唯有故宫玉壶之壶底有阴刻“嘉庆御用”四字双行隶书款。

　　同样刻有“嘉庆御用”隶书款的类似提梁壶还有英国大收藏家约翰。伍夫爵士收藏的那件。伍夫先生是一位热心的中国玉器收藏家，其收藏的中国玉器主要是软玉和翡翠，1956年开始并延续40余年直至他1999年过世。

　　提到玉壶，我们会不约而同的想到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玉壶在唐诗中常常出现，但唯有这句“一片冰心在玉壶”传颂至广，玉壶冰心也成为人们形容清廉正直，品行清白高洁的常用词。

　　中国古代所说的壶，其实大致分两类：第一类是大腹敛口壶，也是中国出现最早的壶，相传黄帝时的陶正，也就是传说中制陶业的发明者昆吾制作了壶，故《说文解字》中有：“壶，昆吾圜器也”的定义。

　　壶字为象形字，有圆壶、方壶等造型，并无流和执柄，常见者如商周时期的青铜壶，多为酒器、礼器。此类壶从史前就开始出现，一直流行到明清，以商周时期的青铜壶最为兴盛，其壶的造型也成为后期其它类型壶的渊源。

　　大腹敛口壶发展到魏晋，为了倾倒方便，出现了一种加上流和柄的执壶，以后逐渐流行，从隋唐到明清越来越兴盛，魏晋以后的陶瓷器尤其常见。

　　但对于玉质壶来说，无论是无流壶还是有流壶，隋唐以前均不见，这可能和玉壶制作需要玉料较大，且口小腹大，掏膛工艺比一般的炉、碗、洗、杯、盘等要复杂许多，更不如青铜或陶瓷可反复试验、烧制、铸造，故即使发展到明清，玉壶的数量相比其他器皿件还是算少的。 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例，明清时期，有流壶与无流壶加起来才有240余件，其中有流的执壶仅110件，明清又大约各占一半。这些数字也说明壶的制作比其它玉器皿件要复杂的多。

　　目前看到最早的玉质壶，是1956年出于河南洛阳的一件唐代盘口圆腹壶，无执柄，属于第一种大腹敛口壶，这类玉壶唐宋均不多见，元代开始有所增多，明清时期数量明显多于前代，但乾隆时期此类壶多为仿青铜器的仿古壶。

　　第二类则是有流、有柄的玉质执壶，从开始出现就是仿陶瓷的执壶而来，其出现要晚于无流壶，目前所见最早的是宋代的传世品。唐诗中的玉壶其实指的是第一类无流壶。

　　明清时期，玉质执壶的数量突然增多。明代，高大且执柄常常位于腹部之上的执壶所占比例较多，但也开始多见矮小大腹、执柄下移的执壶，此类造型更接近于茶壶，估计也是受到陶瓷茶壶的影响，且造型变化多样，有莲花形，花瓣形、方壶、圆壶、六角形壶等等，有些壶身会浅浮雕阳文诗句或开光雕琢山水人物及各类花卉纹等等，只是明代玉壶整体来说，玉质均不好，工艺相比清代也粗糙许多。说明明代和阗地区的玉料开采虽然比以前增多，但是质量并不太好，优质玉料的数量比清代少很多。

　　清代，玉执壶的造型可谓是丰富多彩，玉质也明显优于前朝各个时期，从材质看，有白玉、青玉、碧玉等多种，但白玉壶、青白玉壶的数量明显多于其他颜色玉壶，且尽可能选取上好的白玉制作。

　　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案》中，玉壶的制作从雍正元年就已有，但大多数是收拾前朝留下的旧壶，雍正元年关于玉壶的记载还稍多，但是雍正二年以后直至十一年则很少做壶。 整个雍正朝总共收拾前朝壶和自作壶也就二十七把左右，这其中还包括了前面两类壶，并以第一类壶较多，真正的玉提梁壶仅在雍正元年的活计文件中有所记载：

　　“二月初十日，怡亲王交玉杏叶壶一件（随紫檀木座），玉茶壶一件、玉蒜头壶一件、玉提梁壶一件，王谕收拾见新，遵此。九月十六日，收拾得玉茶壶一件、玉提梁壶一件，怡亲王呈进讫。”

　　乾隆时期的活计档中，玉壶的制作数量比雍正时期增加很多，亦有玉提梁壶的记载，只是因为记载的特征模糊，实在无法和现有实物一一对应。

　　现存清中期的玉提梁壶有两种，一种为铜镶珐琅提梁玉壶，提梁为錾铜并镶掐丝珐琅。

　　另一种是全玉质提梁壶，即提梁亦为玉质，此种提梁壶目前仅见一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壶身造型与前者如出一辙，羊首流，瓜瓣形壶身，只是瓜瓣上再浅浮雕层层花瓣，更为复杂精致。最重要者为提梁亦用玉做，以三条绞丝形的玉条，连接于半圆形莲蓬纹玉片上，形成提梁柄，与壶身相连处为荷叶形装饰。 整体来看，其所费玉料更多，此壶原藏永寿宫。

　　制作玉壶对原材料的需求很大，玉质要求也很高。从康熙到乾隆朝前期，出产美玉的和阗、叶尔羌地区被准噶尔部占领，西北交通不畅，玉路不通，宫廷用玉或为改制前朝旧玉，或靠进贡与走私玉料，故制作的并不太多。雍正十年还命大臣：‘将好玉材料寻些送来’，说明宫廷玉料不够使用。 乾隆二十四年，清军彻底击溃了准噶尔部，巩固了西北边疆的统治，设置官府，将新疆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

　　从乾隆二十五年开始，四部玉贡进京，形成正式的贡玉制度，年例供玉分春秋两季向清廷贡玉，每年四千斤，其实最盛时清廷每年收进三十万斤玉料，乾隆五十六年，一次进京就有五千五百八十五块玉料。

　　大批玉料进宫，为乾隆朝玉器的繁盛局面提供了坚实的原料基础，所以乾隆二十四年以后，从档案看所做的玉壶比以往多了许多。

　　乾隆三十三年（1756年），驻叶尔羌办事大臣呈贡了一对青玉花式盘，这是乾隆皇帝第一次看到来自莫卧儿帝国的玉器。 好学的乾隆帝随即考证来源，认为来自回部过葱岭的拔达克山西南，与北印度交界的痕都斯坦地区，并撰诗文《题痕都斯坦双玉盘》。从此，乾隆皇帝把这类来自异域的玉器统称之为痕都斯坦玉器。如今看来，当年乾隆皇帝称之为痕都斯坦玉器的器物，主要是来自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品，并非限于仅包括北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内的‘痕都斯坦’这一个地方，但‘痕都斯坦玉器’这一名称已成为大家对这类玉器约定俗成的称呼。

　　目前看来，这些来自异域的玉器中，以莫卧儿帝国（1526-1857年）制作的玉器最为精美，其对自然界动植物，尤其是各类花卉植物充满生机的描绘，使得这些玉器得到了乾隆帝深深的赞赏和喜爱，在其以后的诗文中，仅所做的关于痕都斯坦玉器的诗文就有七十余首。

　　皇帝的喜爱，也带动了中国玉工的模仿、借鉴。前文介绍的提梁壶，在最初曾被认为是痕都斯坦玉器。诚然，玉壶的羊首、瓜瓣形的造型，以及壶内分瓣的现象，与莫卧儿帝国的羊首剑柄、瓜瓣杯的造型元素十分相似，确实有莫卧儿玉雕的影子。但是，珐琅提梁柄以及光素的底足，还有羊首的细阴刻线纹饰，则非常中国化。如果深究治玉工艺，早在中国明代，就可以制作内外均分瓣的瓜棱壶，这种工艺在清代依然使用。另外，中国明代玉壶，也常常将壶流做成兽首吞口状，清代，壶流有吞口，亦有兽口、龙口。而乾隆时期的珐琅工艺，又以造办处最好。如此，中国工匠制作这类珐琅提梁玉壶在工艺上完全没有问题，此类作品应是受到痕都斯坦玉雕的设计影响，并完美融入中国本土元素的玉雕精品。

　　总之，从玉料和造型看，连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共4件提梁玉壶制作的时间当相差不远，且都受到痕都斯坦玉器的影响，其制作时间可能在乾隆三十三年以后。另外，虽然故宫玉壶及伍夫玉壶底足镌刻了“嘉庆御用”款，但并不表明为嘉庆年制，恰恰可能是乾隆时期所做，嘉庆帝使用，所以会在自己亲用的玉壶上刻上御用款，这种现象在故宫藏品中还有多件，不足为奇。综合看来，这4件提梁玉壶更可能是乾隆三十三年以后到嘉庆亲政以前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