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洋：我个人不太支持这种行为。因为很多拍卖行已经把这种拍卖中国文物之前先把消息散布出来，当成了一个套路。就是为了抬价，利用我们国人的民族情感故意炒作，就是希望中国人高价去买。早些年我们国家通过文物部门或者故宫在国外回购文物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事，只要故宫派人去了，这件文物价格就暴涨，有几次把去的专家气得当场离席。你看这次的虎鎣估价才100多万，但这样“炒作”了一把，最后成交价格就成了366万。

　　这些年，我国不鼓励竞拍本国流失文物，甚至可以说是反对的，尤其是国有单位和企业去购买中国非法流出的文物。因为这等同于受害者出资购买赃物。

　　如果法律追索，能要回来吗

　　钱报：这次英国的拍卖事件，如果进行法律追索的话，有成功追回来的可能吗？

　　刘洋：法律追索就意味着诉讼，任何诉讼都有失败的可能，我个人认为，有50%的机会，就值得诉讼。此外，启动法律追索的话，也是表达一种态度，同时给交易双方压力。

　　钱报：2016年11月，国家文物局在获悉日本某机构计划拍卖非法流失的中国文物后，要求其停止拍卖，随后拍卖机构撤拍了相关文物。那次被认为是国家文物局首次成功叫停海外中国流失文物拍卖。为何叫停拍卖这么难？

　　刘洋：一般来说，上了拍，要叫停就很难了。以前有拍卖行停止拍卖的情况，基本限于佳士得等大拍卖行，因为中国市场是他们不愿意放弃的。但是这次英国的这家拍卖行规模不大，更愿意拍了之后拿2成多的佣金。

　　钱报：现在海外文物的追索，有国际上认可的法律依据吗？

　　刘洋：目前来看，能够在文物追索中，实际起到作用的，主要是：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95年通过的《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

　　按照这些公约，私藏赃物者应将文物归还原属国。

　　但是现实问题是，一来一些文物流入国并未加入此类公约；二来法不追溯以往。也就是说，对于1970年前历史中的流失文物，后来通过的所有国际公约，都不能强制加以追索，不具备溯及力。这也就是圆明园流失文物很难追索回来的原因。

　　我国在加入时，已声明保留收回公约生效前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的权利。这为我们后续的法律追索提供了可能。

　　此外，成效最明显的是两国之间的双边协定，此前成功的文物追索案例，基本都是靠这个。

　　当年的法国拍卖风波对现在有何启发

　　钱报：距你在法国追索圆明园兽首已近10年，这些年法律层面有进展吗？

　　刘洋：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文物追索，比较好的一点是，目前国际上对于文物追索诉讼的时效问题，已经有了一个转变，即改变了时效计算的起点：从物品丢失的时间开始计算，变为从知道被盗物品所在地及具体持有人的时间开始计算，即 “新时效规则”。在美国，有好几起文物追索的案子都适用了新时效规则，我想今后如果这一点可以成为国际共识的话，那么我们追索圆明园文物就会比现在稍微容易些。

　　钱报：当年你牵头成立律师团，去法国追索圆明园鼠首和兔首，虽然停拍的诉求被驳回，但引起很大关注。蔡铭超拍下后拒不付款，此后皮诺家族买下兽首并捐给中国。当年那次拍卖风波对我们目前的文物追索有借鉴价值吗？

　　刘洋：要说借鉴价值，一是走法律途径一定要严谨。当时我们败诉主要是因为太匆忙，而且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原告，最后诉求被驳回也是因为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的律师站在法庭上，对面是他们的7个律师，我坐在旁听席上，无能为力，此情此景，我现在想起来都很痛苦。

　　二是类似拍下不付款的形式，还是不妥。当然我个人对蔡铭超还是很敬佩的。

　　当年这次事件之后，几乎所有的国际拍卖大行都对中国人的拍卖资格重新进行了审核，而且后来的拍卖都要求中国人交高额保证金。

　　类似当年拍而不买的情况，可一不可再。

　　我们有多少文物没回家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有超过1000万件的中国文物流失到海外，几乎涵盖所有文物种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也显示，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

　　以圆明园为例，由于记录圆明园摆设的“陈设清册”没有留存下来，园方只能估计“散失在国内外的各类圆明园文物至少有150万件”。

　　据了解，现阶段，中国的文物回流形式大致可分为依法索回、国家购买、民间购买和捐赠。

　　以大家最熟知的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为例，其中回来的七尊均为购买和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