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凡在工作室接受采访
于凡,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教授。他主张去掉雕塑的重量,认为雕塑的本质是忧伤并带有一点悲剧性。他指出做艺术是为了明白事理,一个雕塑家,既是一匹千里马,又是伯乐。
于凡工作室
灵感来自儿时的记忆和想象
记者:您现在的雕塑在创作上有没有进行一些尝试?这些雕塑大概分为哪几个系列?有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脉络?
于凡:毕业以后做过一些行为、表演,之后在1996年回到雕塑,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2012年在央美美术馆做过一个个展,回顾总结了一下,大概有《马》、《水兵》、《再造》这样几个系列,都是有关于东西方、具象、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些思考和尝试。现在回头看,有点像美术学院的课题,脉络谈不上,但是总是上一个课题出现的问题,下一个课题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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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水兵》系列的原型是什么?您的作品当中是否有一些关于文化记忆的内容,是不是来源于您的经历?
于凡:我在青岛长大,看海军的衣服很浪漫,七八十年代大家都穿军便服,觉得他们的衣服很特殊,挺好看的,而且特别适合上色彩。文化记忆,水兵这个就是,还有一个系列是跟自己的儿时记忆和想象相关,比如《在黑暗中》、《受罚的男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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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去掉雕塑的重量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马这个动物?主要要传达出来的是什么?您做马这个题材的时候经常去马场吗?
于凡:马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题材。十七八世纪的时候,欧洲的美术学院毕业创作很多都是骑马像,我的研究生毕业创作作品是《成吉思汗骑马像》。但我做的马从来也不太像一匹马,早期的马有点像人,现在的马有点像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喷漆着色的原因,我想去掉雕塑的重量,一个魂应该是轻飘飘的,当你拎起它来的时候,却是沉甸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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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种具象雕塑,或者是学校的一些专业的作品,能呈现出来的形式越来越少,是不是与市场有关,还是与艺术发展的形式有关系?
于凡:有意思的雕塑不多,首先是因为做雕塑用几年的时间来学习是不够的。像美院的雕塑专业是五年制,一年基础部,后四年在系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基础课要上,到毕业的时候,还不足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雕塑家。你需要理解雕塑的群体,需要知道古往今来的发展,慢慢找出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时间是比较漫长的。再加上具象雕塑可走的路非常窄,传统的具象雕塑几乎可以说是无路可走了,所以很难见到好作品。但是做装置可以,这也是做当代艺术的一个特点,和现实联系比较紧密,可以迅速地产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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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与绘画语言相比,雕塑语言对于大众来说理解的比较少,可以谈一下雕塑的语言吗?
于凡:雕塑从表面上看不难,模仿嘛,做得像,一般人就会认为是好,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只不过因为西方雕塑在埃及、希腊之后流于对现实物体的模仿,所以我们现在对雕塑的审美往往局限于罗马之后那种具象写实的艺术形式。再加上雕塑处于三维空间,与现实中的物体总是脱离不了干系。但从本质上说,雕塑是人的精神的物化,这种物化是需要语言的,需要建立起一种立体的思维和把控能力,就像建筑师要对空间、对光线特别有想象力一样。与雕塑相比,画画并不是就容易些,只是现在是一个图像化的时代,大众对于绘画的接受度更高,但这不意味着当代绘画的状况比雕塑好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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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的本质是忧伤
记者:您的雕塑作品不论是动物还是人,都是面无表情的,是不是传达了一些忧伤的情绪?
于凡:我现在做雕塑不传达什么忧伤,因为我本身也不忧伤。以前我为什么说忧伤?你肯定做了功课,看了以前我写的东西。
雕塑首先是个死的东西,不是说我要传达我的忧伤,而是说雕塑本身。人是有血有肉,有各种情感的,但是雕塑,一个死的东西总是那个样子,本身就有一种忧伤的气氛。所以我说雕塑的本质是忧伤的。这种忧伤带有一点悲剧性,比如中国古代的唐三彩,都是陪葬用的,从不同的墓里挖出来的,不管工匠在创作的时候有多欢快,它也摆脱不了是一个冥器。在西方也是这样,陵墓雕塑、宗教雕塑都有那种气息。它是固定的,像一个品格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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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目前在教学上对学生有哪些要求?在您的教学中怎样对学生创作这方面进行指导?
于凡:美院这样的院校最重要的任务是告诉你历史上发生了什么,都有哪些雕塑已经做过了。学生通过温故知新,才会知道还有哪些东西可以做,或者受到别人作品的启发找到一些发展点,这个挺重要。然后可以做一些关于风格、技法的分析,我在课堂上是这么讲的。我主持的是第三工作室,观念与技术工作室。在我们工作室,习作和创作的界限是模糊的,因为创作不能单拿出来教,从来都是作者个人生发出来的。
记者:作为创作者,您认为雕塑摆在一种什么样的空间比较适合?
于凡:不同的雕塑需要不同的摆放空间,这个空间在作者构思的时候已经存在了,但一般说来,雕塑的展示和收藏空间很少是作者可以决定的。我2012年的个展空间布置还比较满意,当时我找了一个设计师和我一起来布置,那就是我希望的空间方式。
其实雕塑会创造出一种空间艺术,不是雕塑本身的空间,而是它会产生一种气息,这种气息会影响周围的空间。和建筑有点像,不过建筑体量大,直接可以看到,而雕塑需要品味。就像那些供佛的人觉得佛可以保佑,其实是佛像和环境共同营造出一个小的空间氛围,在这种氛围里面你感到没有恐惧,平和安详。雕塑也是这样,会自己发出一些信息。这个特点只有行家才会有所感悟、有所理解,从而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
在当代的背景里思考自己的艺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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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当代艺术越来越强调介入社会、介入现实,在当代艺术中雕塑的作品是如何进入当代的呢?
于凡:进入现实,这个完全是西方的所谓后现代理论,从安迪·沃霍尔开始,他们提出打通现实和艺术的界限,但是在东方文化里,包括印度、日本、中国,不管是道还是禅还是印度教,现实都是虚幻的。所以我们画了几千年的山水画,只有图式的变化、人的变化、艺术家的变化,你在作品里看不到时代的状况,因为在东方文化里,现实是不值得关注的。在我看来,我欣赏的雕塑都不是做现实种的人的,所以雕塑介入当代并不是说就要做当代的题材、当代的人,而是作者真正进入当代的状况,在当代的背景里思考自己的艺术方向。
整个东方文化讲究的是轮回。西方的观念是艺术当随时代,我经历这一辈子就要把这一辈子表达出来。而东方讲究轮回,还信奉有下一辈子,这辈子做不完的事下辈子还可以继续做。其实艺术并不是最重要的,做艺术是为了明白事理。我觉得艺术是在社会之上的,或者在社会之外的,它不是被动的,不是社会什么样就表达什么,有雾霾就创作关于雾霾的作品,不然艺术家的主动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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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家是千里马也是伯乐
记者:艺术上的轮回,雕塑创作也是最先有一些计划、想法,最后慢慢回归到您现在这种不过多地强求自己的创作计划,是这样吗?
于凡:以前美院的老先生们,叶浅予、李苦禅他们那个时候,当时的画室都在学校里,他们每天扫扫地,沏上一杯茶,抽上两根烟,就开始研墨。一张白纸,一笔下去,下一笔带出来,并没有考虑那么缜密,没有一定要做一个什么计划,要在哪方面做什么突破。他们的创作都是随机的,这种状态就是成竹在胸,修养、技法全都积淀在那儿,才可以做到这样的自由状态。其实做雕塑也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不同的是雕塑需要搭架子,有点像盖房子。所以一个雕塑家,又是一匹千里马,又是伯乐,两者合于一身,有的地方要放开,有的时候要驾驭自己,这个关系是雕塑家必须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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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选择就要承受
记者:现在一些青年雕塑艺术家生存现状越来越困难,这是他们未来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您平时怎样与学生在这方面交流,比如说他们毕业的时候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于凡:想办法生存,做出了选择就要承受。既然选择了艺术又去说生存的事,那么就想办法生存,但是不能妥协,不能把自己当初做艺术的那点儿理想抛弃。
记者:您认为现在90后这一代的学生,他们的创作状态和艺术状态怎么样?
于凡:80后的生活压力很大,迫切地希望通过艺术能够赚到钱。90后的心态都比较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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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雕塑收藏不温不火
记者:目前的国内的雕塑收藏是怎样一个状态?
于凡:以前都是国外的一些藏家来收藏,持续了很多年。最近几年也有一些中国的机构、个人开始进行雕塑收藏,总体来看是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其实,艺术收藏就是这样,一下火起来是不对的,违反了规律。
记者:目前国内纯雕塑的展览很少。
于凡:雕塑出东西慢,一年做一次雕塑展就可以怀疑它的质量了,肯定是一个大工厂加工出来的。雕塑出一批东西需要时间,如果你想买艺术家自己亲手做的,确实要耐心等待,因为这个周期确实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