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滑田友(1901—1986) 江苏淮阴人，1924年毕业于江苏第六师范学校美术科，1930年至1932年担任教育部“保存甪直唐塑委员会”技师，主持苏州甪直保圣寺唐代雕塑的修复工作;1933年随徐悲鸿赴法国留学，先后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巴黎Académie julian、巴黎Académie de la Grande Chaumière学习、研究和创作雕塑，几乎每年有作品入选巴黎春季沙龙、秋季沙龙和独立艺术家沙龙等各大沙龙展览，并多次获得各大沙龙奖项;1949年以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雕塑系主任，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雕塑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委员;1952年至1958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期间，兼任人民英雄纪念碑美工组副组长，并创作了浮雕《五四运动》。

孙家钵(左)在接受郅敏采访

　　郅敏（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雕塑院讲师，以下简称郅)：作为中国20世纪初留学法国的美术家的杰出代表，滑田友的雕塑作品和雕塑教学方法影响至今。孙先生，您是何时开始跟着滑先生学习的?

　　孙家钵（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以下简称孙)：在雕塑家里面，滑先生在法国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他1948年才回到祖国。我1959年进入中央美院雕塑系学习，先跟留苏的钱绍武先生学。后来国家经济遇到了困难，号召学生努力学习，不讲阶级斗争了。三年级以后雕塑系就鼓励学专业，把各位留法的老先生请来轮流上课。给我们班上课的就是滑先生。滑先生教学特别认真，手把手地教。这种教学方式对学生很好，大家很受益。曾竹韶、王临乙、滑田友，这些先生都是最受学生尊重的教员。

1933年滑田友(中)出国前

　　郅：所谓的“苏派”和“法派”教学，在方式上有什么不同?

　　孙：绝对不一样!不光是教学上，整个观念都不一样!当时只有“苏派”是正统的，中央美院五六十年代的两个训练班，一个是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一个是克林杜霍夫雕塑训练班，都是请苏联专家来上课。因为那时英、法、美都是敌人，当然不行。但是从学生们的角度看来，还是认为滑田友和王临乙厉害，都愿意跟他们学。

1943年《沉思》完工

　　郅：滑先生在教学方面和艺术观上都提倡什么，您可以具体谈一谈吗?

　　孙：其实苏联美术也源于法国系统。中国教学有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在苏联留学的这些所谓二传手，没有传达好、传错了，就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苏派”。这个问题一直遗留到现在。比如在附中画素描，教员还教我们拿铅笔跟编草席一样画素描。现在我们要纠正的，就是不要“画”一个雕塑，要从体积上去塑造型，这就是滑先生、王先生和“苏派”教学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苏派”是一种模仿自然的功夫。有人说“苏派”是以结构、解剖为基础、为指导，因为他们做东西更多是为了记录，不是感情抒发，所以要绝对真实。滑先生不同，他用造型来抒发自己的感情，结合了中国的东西。他也强调让学生做出自己的感觉。我印象深刻的，是滑先生说在法国差不多十年，老师就对他说一句话——“建筑”;还有他在做人体的时候，常对我们说:“你们看，一段段好风景。”

1946年组织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会员展览会

　　郅：滑先生说得真好。他的老师是布夏吗?“建筑”的概念怎么理解?

　　孙：是布夏。经过七年的努力，他渐渐知道雕塑中的“建筑”是怎么回事。一个雕塑的关键，实际上就是处理好空间上的关系。“建筑”的关系解决了，就是一个好的雕塑作品。

1947年与吴作人在展览会上

　　郅：30年代滑先生在江小鹣的工作室工作过两年，曾在甪直做传统雕塑的修复工作，这说明他在赴法留学前，已经开始体会中国传统的造型方式。我们今天看到在法国创作的《轰炸》、《母爱》等作品，都是充满中国传统意味的。关于如何学习中国传统，滑先生在教学的时候，是怎么谈论这些事的?

　　孙：对，他去保圣寺做过修复工作。那时他已经总结出了一套东西，基本问题都不在话下。他把中国人对造型的理解、对艺术的理解，都糅在他的基础教学里。虽然没听他直接说过，但我觉得，他会认为东西方的真东西都是一样的，在造型这一点上更是如此。滑先生讲究造型，有很多形象的比喻，比如他说做雕塑跟编筐一样，跟串糖葫芦一样，还有他说跟铺石头子路一样等等。

1947年《母亲》的最后修整

　　郅：这些比喻，您可以具体讲一讲吗?

　　孙：现在我们做一个东西，用抄的方法很容易。比如盖房子，如果还没有把房子的基本体积、空间关系弄清楚，整体还没弄好，就做诸如瓦片、砖头、窗户等这些小玩意，结果往往都是碎的、软的，没有结实的东西。他说做雕塑要像串糖葫芦一样，这上面瓦、砖，像一粒粒山楂，要串在棍上，山楂才不会掉下来。石子路也是这个道理。他不是说非得直的路，做雕塑先得把路修好了再往上摆石头子，那石头子起伏不平，但都贴在路上。这，非常关键。“苏派”的基础就是解剖，但滑先生是反对解剖的。为什么呢?因为解剖把你眼睛弄碎了，不是一个个造型。学解剖可以帮助你认识型，但是形都是直观的。编筐的方法是怎么回事呢?在法国二战时期没饭吃，饿啊，滑先生躺在草地上，看到树枝和树都是有联系贯穿的。他就想到做雕塑就得从脚到头，都是有线贯穿着编出来的。滑先生把领会到的艺术规律，完全结合到雕塑里面，创造新的形式美。其实形式本身也是艺术的一方面。我同意吴冠中的“形式就是内容”论，能看得见空间的好看，是能力、是才华。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中

　　郅：他在法国已经完全进入到比较自由的状态了。在他那一代人中，滑先生的作品面貌相对来说是明显的。他很早就建立起这么一种面貌，是他独特的艺术才能在起作用吗?

　　孙：对，也跟他原来的基础有关。滑先生在法国学的完全是西方的东西，但是他把西方的和中国的都糅到了一起，有自己的独特理解。我觉得在造型艺术表达情感方面，法国、俄国、中国都是一样。中国美术教育中“法派”和“苏派”两个系统是绝对不一样的，但到底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值得探讨。滑先生从生活中积累了很多，有一次中央美院组织雕塑家做劳模像，做空军战斗英雄，因为中央美院那时也在推翻传统，不用希腊雕刻做教具了，要老先生们做一批工农兵形象当教具。滑先生做了一个农民肖像，戴着头巾，他还跟我说，你知道农民的特点，是笑的时候都露着牙——说明他有研究。

在教学中

　　郅：滑先生在法国学的是19世纪末的古典主义，而30年代欧洲的现代派已经出现了，您认为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介入到所谓的现代主义当中?

　　孙：当时不仅仅是中国人，法国人也不是都那样，因为法国人认为布德尔是现代派的开拓先锋，却没有认为布朗库西是现代派的鼻祖。布德尔家里收藏了好几件中世纪木雕——中世纪不做写生。布德尔从中世纪雕塑那里学到了提炼造型。现在你看布德尔完全是传统的，但法国人说他是现代派。所以关于“现代性”，年轻人应该好好研究。我个人觉得没有“现代性”这么一说。你是中国人，有了你的真诚，就是中国的精神，就是现代。现在说观念是现代，挺没有眼力的。一些专业人士还在追求跟西方接轨。艺术如何跟西方接轨?艺术家最重要的还是真诚，包括布德尔、布朗库西，他们还是真诚，完全不是为了形式。

与夫人刘育和

　　郅：其实把眼光放长远些，艺术没有分那么多节，也没那么多变化，应该是一体的。

　　孙：我们都喜欢滑先生在法国的雕塑作品《沉思》、《农夫》等。因为在那封闭的时代，他能让我们看到西洋雕刻的传统，说“真传”是一点也不假的。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学到他研究来的古希腊的造型规律，又可以清楚地看到罗丹以后现代派发展的路子，其艺术造诣极高。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真诚地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必跟人家后面跑。你想当时绘画、音乐都已经走得很远了。滑先生唯一的遗憾，就是回来后做作品的机会少了，要不然就很可能成为国际大师。我们那时候特听毛主席的话，一天到晚改造自己，一定要为政治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天天都想着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做。

滑田友农夫-少年中国 1946

　　郅：滑先生教学的时候跟学生们一起做吗?

　　孙：做，当然做，他跟我们一起做头像、做人体，做得非常好。就是用他发明的方法——做轮廓。他说自己研究了希腊的维纳斯，八根线，多快好省。

滑田友女人体素描 1937

　　郅：中央美院的教学不是反对做轮廓吗?

　　孙：对，滑先生对形理解得非常透彻，对一个形看得很清楚，轮廓线就是形的边儿。我经常跟同学说，你们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但关键是要看到那个形才能塑造。这是做习作培养感觉的一个重要方面。

滑田友轰炸后(构图稿) 40×17厘米 1937

　　郅：其实滑先生这句话没有问题，他有他的前提。

　　孙：对，在造型上的独特认识，让他理解了真正的形。他只是用线编织的这种方法去做，然后就特别体现自己的感受了。就是罗丹说的，做离你最近的尖凸，其实这是非常好的塑造方法，是现在需要扭转学生的一个重要方法。你看布德尔的塑造方法，具体细节都跟罗丹一样，有时候手法完全一样，可是做成大东西就不一样了。布德尔和罗丹的不同点，就是布德尔的作品中有“建筑”，罗丹的作品没“建筑”。滑先生就吸收了很多布德尔的观念。

滑田友轰炸 140×100厘米 1946 巴黎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郅：我们可以看到滑田友塑造的人物精神和以中化西的文化理想，而这两方面的品质与特色都为今天的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滑先生在雕塑创作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谢赫六法等中国传统绘画理论，他又是如何阐释这些的?

　　孙：滑先生对六法的认识都是非常具体的。比如气韵生动，他不是告诉你怎么生动，而是让你体会模特形态中生动的部分，并且引导你如何去体现这种生动。滑先生特别讲究贯气。贯气也可以理解为气韵生动，其实就是整体，就是一画之法。这是他的重要理论。他说做《母爱》那件作品，气从那脚丫子一直贯到手指头。《轰炸》那件作品就更贯气。他讲得特具体，一点也不抽象。再比如说他强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滑先生还教我们如何做刀子，都特具体。

滑田友离别(浮雕构图稿) 46×43厘米 1939

　　郅：您觉得滑先生是个什么样的性格?他在教学、创作以及人生态度方面和同代的几位先生不同在哪儿?

　　孙：滑先生是典型的中国人，每天只知道劳作。他不是那种伪善的知识分子，没有假清高。他很真诚，非常具体地去教学——其实一样不一样，从作品上大家就都可以看出来。布德尔、马约尔、德斯皮欧对他都有影响，他并没有超脱当时的整个潮流，但更多地融入了中国的社会。滑先生的整个生活和现在的系统完全不一样。他一直追求进步，最后入党，我觉得他是真心的。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1年第8期)

来源:雅昌艺术网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