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美术网讯一个月前，我的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登门拜访，孙霁岷先生一路同行;那天我们聊了艺术，很是投机;临别我送了他们一人两部我的著作。时过几日，孙先生打来电话，说他读了我的那本关于书法哲学的《一画秘课》，很是激动，并对书中的观点大为赞赏。随后孙先生恳请我为他的雕塑作品写一篇评论，于是我放下手头《佛田拾慧》一书的收尾工作，来完成这篇不在本年课题之内的文章。孙先生很快来了。我大致看了他的作品，有几件作品颇为符合我的美学原则，很是高兴，认为值得一写。在我细心地研读了他的作品之后，被震撼的心头涌动着感激之情。在此之前，我所著《艺术的智慧》一书中有关于雕塑的研究，其论据全都取自西方艺术家的作品;我意识到了孙先生的那些符合于美学本质原式的雄浑大象的作品，足以充实我所认为的不足。我决定将其引入《艺术的智慧》，使其在我国的雕塑艺坛占有一席之地，去和西方的那些大师们相题并论。

　　20世纪30年代末期，孙霁岷出生于陕西华山脚下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辈务农为生。他说站在城头可以看见华山全貌，尤其是鲜明的仙人掌形的那个村庄就是他的老家。这是一个离黄河和渭河交汇处很近的地方，也是黄河文化和渭河文化交融渗透的地方。正是这方水土给了孙霁岷丰厚的文化滋养和特殊的环境熏陶，使之激发了他的创造并影响着他的艺术风格。他小时候经常流连的地方是村中的“三义庙”。他着迷于庙中的雕塑和三国故事壁画。可以说是民间艺术是滋养了他童年的心灵，使他的艺术天赋自然生发。1960年，他考入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分配到湖南工作;在此期间，他又进入中央美院深造，曾任湖南省城市雕塑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他先后创作了《东方欲晓》、《指点江山》、《曹雪芹》、《李白》、《盘古》、《华夏之碑》等数十件雕塑作品，这些作品在展览中反响强烈。《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北京晚报》、《台湾新闻报》、《湖南日报》、《美术》等报刊杂志，这样称颂他的《华夏之碑》：“展现五千年璀璨文化，宏思巧构，气势磅礴，脍炙人口，发人深省，具有其他爱国主义教育的所没有的功效。作者是一位才华横溢而又十分严肃的艺术家，他在紧随民族艺术家的足迹，继续谱写黄河史诗般的旋律，以发掘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孕育的时代精神，必将引起亿万人而且不止一代人的骄傲和自豪。”

　　《生命之泉》是孙霁岷2003年的作品，这是一件应于时势需要的作品，意在呼吁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品由类似于两条胳膊的基座上一只男人的手和一只女人的手捧着一片绿叶构成，泉水从叶面上汩汩流下。我不喜欢这件作品，并认为这是孙霁岷最为失败的一件作品。原因十分简单，它缺乏作为艺术的首要美感，存在着生硬对接的痕迹，使刚和柔产生了矛盾对立。任何艺术都一样，大忌矛盾在形式中对立。所以我认为此件作品违背了人性的审美原则。这也是一些所谓现代艺术在并构中的通病。我并不是说不同性质的事物的嫁构就不能作为雕塑或其他艺术的表现手段，而是反对生硬的对接。男人和女人相依在一起是阴和阳的对立，但却毫无矛盾而言，因为爱情的行为和姿态恰到好处地统一了对立性，形成事物和谐的完整性。孙霁岷明白这个道理，也让男人之手和女人之手同时呵护一枚绿叶而把事物结合在了一起，但他却忘了解决生硬基座和肉质的关系。所以，我说这尊雕塑是生硬托起的一片轻柔。

　　《诗人》是孙霁岷新近的作品。在作品未完成之前，我见过其初稿，尽管当时形象还不太确切，其伟岸之势已然袭人。孙霁岷告诉我，他是在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的打动下，产生了创作此件作品的愿望，而且这种愿望积蓄在心中数十年难以退却，直到这一强烈的愿望终于在他稀世之年像火山一样喷发了出来雕塑家一气呵成，堆塑出一篇大山一样的诗以及和诗人一样的土地。这尊雕塑上半部分以毛泽东作为形象，下半部分以丘岭地貌特征作为基础，二者通过巧妙融合，形成一个整体。作品的形象势态不仅给人以崇高感，而且还有一种前趋感，见到这尊雕塑的第一眼时，我想到了罗丹的《巴尔扎克》，那种作家在灵感来临之际的内在情感涌动的状态;是一种看不见却依然可以感觉到的激动。同样，孙霁岷的《诗人》也是运用了这种手法：他抓住了毛泽东抒写完诗赋的那一瞬间，人物的内心状态正在激情未退之时，作品中的毛泽东正认真审读着自己出于肺腑的诗句。于是，我终于明白孙先生为什么几十年都在构想这件作品，多年来，他一直在苦苦寻找表现形式最具永恒意义的瞬间角度，他一直在孜孜探求能使人展开不尽联想的形象特征。另外，还有作品的命题也在长期地困扰着作者：如果这尊雕塑的名称，不是《诗人》而是《毛泽东》，就会给人有意塑造伟大的嫌疑，让人直接地联想到我们的领袖本应如此地象高山那样伟大，那样不朽，除此之外，再也无它内涵。《诗人》这一名称的确定，不仅使作品有了新意，而且还打破了人们的思维习惯，使想象力挣脱了现实的禁锢飞跃起来。是的，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是党的领袖，但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伟大诗人。这一作品的命名，即是这一个诗人但又有上百上千的那一个诗人的象征，以诗文抒情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但不同的是，毛泽东作为诗人，作为抒情的主体，是代表了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或者代表着土地和人民。他是扎根于土地的诗人，或者说他是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诗人，和这片浑黄的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仿佛他挥笔写下的不朽诗句，已升入苍天，化入了东方破晓的祥云，化作那火红欲出的太阳……一切的一切，尽在人们的想象之中。这无疑是一件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的好作品。我为这样的作品叫好。

　　《东方欲晓》是1969年的作品，作者在30年后又修改了一次。这是一件用形象写意的群雕艺术，富有诗意。作品是三位人物，中间的那位是毛泽东，两旁的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工人。他们聚在一起，通宵长谈，仿佛是在讨论国家的命运。黎明时分，窗外突然传来鸡叫或者是枪声，三个人便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舒展着僵硬的腰板，望着即将破晓的窗外。这就是形成形象细节的一瞬间。这凝固的瞬间点出了作品的主题——只要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只要工人和农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中国的前程即将迎来一片光明。雕塑的形象给人一种集中向前的态势，形成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

　　《太极笔》是一件十分有趣的雕塑。它打破了雕塑的陈列形式，从悬挂倒垂的反象形成了独特的欣赏角度。作品是以贾平凹的头部作为毛笔的笔根，以贾平凹的头发形成笔端。作品的名称来自于悬吊毛笔的太极型吊座，作者意在说贾平凹的文笔已达到了无人能及的最高境界，这是雕塑家对一位作家的由衷赞美。这件作品形式新颖，耐人寻味。我读这件作品的感受是，思想、文化、文明无不是从人的大脑中流淌而出;没有思想也就谈不上文化和文明。贾平凹是被倒挂起来的思想者，是一位用思想行走的人，是一位用思想创造的人，也是一个为了社会文明进步甘愿受苦受难的人。思想是服务于社会的责任形式，而欲望则是捍卫自我的武器。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去思想，都能和别人交流思想，从而沛汇出人类文化的大河。让我们的盛世航船，拥有着思想的不竭浮力和伟大动力。

　　《李白》这尊雕塑也很有趣，形象活泼可爱。作品中的李白抬手举杯邀月，目光斜视高天，仿佛看见嫦娥在月宫里起舞，而他则在调皮地摹仿着仙女的动作，故屈膝翘足的身姿格外优美动人。这是一个人酒后的醉态，也是诗人最具代表性的个性特征。显然这是一尊上好的雕塑作品，我为此拍手欢迎。面对着李白的生动形象，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他在醉狂之际，不是脚跟动摇不稳，腰腿直硬，而是身段灵动美妙，宛若仙姿呢?作者似乎是想让观者回答这个问题。是的，酒是中国的一种文化。对一般人来说，酒是一种美味和一种享受，而对于极少数人来说，酒却意味着某类天才的创造时机。李白的酒，能激发出生命深处的那种最具有自然性和自由性的本质，使生命形成了在自然和自由作用下的神奇创造力并在瞬间表现为人的意志形式，这便是李白好酒的真正原因，也是作者得以提炼其生动形象的重要依据。显然，孙霁岷准确地把握住了李白性格的典型特征并揭示了他的生命本质。

　　《曹雪芹》和《李白》是同样题材的作品，但二者的表现形式却截然不同，一个是动的放肆，一个是静的凝重;一个在动中生趣，一个在静中生意。曹雪芹的形象给人以沉思的感觉，他一手持壶搂膝，一手回抱搭臂，凸显了正在思考中的头部集中了观者的视点，使面部那种略带凄苦又不失灵俊的思考神态，直击受众的心魂。当然，当今的人都已知道他在想什么——形象自然而然地勾连出《红楼梦》里病态的林黛玉和雌化了的贾宝玉象征了一个帝国王朝正在没落的悲剧命运。而揭示这一切的正是坐在冰冷石头上的曹雪芹，一个具有东方的文明特征的“思想者”，一个困顿于自身苦难和民族苦难之中的悲剧形象。这件作品就像罗丹的《思想者》，丝毫不缺乏应有的震撼力。罗丹让那个充满野性的人思考人之为何成为人的道理，而孙霁岷正让一个文化人思考如何创造出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伟大著作;《思想者》的思想是挣扎，而《曹雪芹》的思想是创造，一个欲摆脱兽性的束缚，一个欲体现人的本质。是的，《曹雪芹》正在思考如何营造一个曾经的缤纷世界来体现人的个性价值，而孙霁岷所表现的也当如此。

　　《盘古》是孙霁岷在本世纪内的作品，作者以“盘古开天地”的古老神话作为题材，来表现人类伟大的进化意志。一个野味十足的人站在一锭斧背上，一手握斧柄，一手向外张开，昂头，张大嘴，形成了一个呐喊的形象。我明白作者的意图。他是强调历史的文明是创造出来的，盘古的形象象征人类的创造力，也可象征一个人的创造力，所以作者企望以此形象来展示人的潜能。这件作品虽然略欠含蓄性，很张扬甚至粗野，有让人欣赏肌肉之嫌，缺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那种细节，但也具有独特的美学原则体现;可以说是一件相当不错的作品。（作者常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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