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9日下午三点二十分，飞机准时降落新加坡樟宜机场——不用怀疑这个时间，因为新加坡和北京没有时差——下机伊始，参加2017新加坡微型雕塑展的队伍便毫无时差地自觉分成了“思谋可”（smoke）和“脑思谋可”(no smoke)两条阵线。“思谋可”以孙先生为组长，以景先生为政委，“脑思谋可”阵线则以朱先生为首领，经两方合议很快速地将第一天考察行程的关注重点圈定在了“吸烟与鞭刑”这一极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核心文化话题上——实际上，这是一个看似戏谑但并非轻松的话题。

带着这一个问题的思考与争论，我们经历了对新加坡城市近半天的游历与考察，期间成员特别留意了街头的吸烟者数量、公共空间的吸烟区域分布以及吸烟区与城市雕塑的空间关系。

在当天的欢迎晚宴上，新加坡雕塑学会会长杨子强先生推荐了南阳艺术学院商业系的洪捷教授跟大家认识，洪教授主持并见证了关于大家对于“吸烟与鞭刑”这一主题的提问与思考阐述。

景先生首先提出了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吸烟可以惩罚使用鞭刑，同时吸烟的人会不会同时执行鞭刑，一旦执行鞭刑，最多可以针对几个屁股同时进行？

紧接着，孙先生对此问题谈了自己进一步的思考——从解剖学上讲，臀大肌作为人类全身最发达的肌肉组织无疑是最能承受鞭刑的部位，如此规定鞭刑是否体现了当时设立鞭刑时的人文关怀考量？

话题至此，引起了旁听者的无比兴趣，人类学女博士李老师十分关心——不管是否是违反吸烟的相关规定，一旦判罚，男女会同样受用鞭刑吗？而吃瓜群众王老师则更关心行刑时是否可以进行围观。

新加坡作为一个西方人眼中模范的东方国家，以其法律的完备和政府的高效廉洁而著称，控烟和鞭刑是其重要的代表符号。同时，我们将吸烟想象成自由，鞭刑理解成控制，我们就可以将以上四个讨论依次对应到以下四个命题：效益与效率哪个更重要？科技进步是否等于社会进步，技术进步能否缓解社会矛盾？批判需不需要立场？吃瓜群众的偷窥欲所反映的价值取向在社会舆论导向工作中的利用价值如何？

第一个问题代表了实业领袖，充满了宏观思考，行刑的效率实际上是指民主的成本与基础，如何从顶层设计来介入，鞭刑的实施者是不是应该具有公务员身份。

第二个问题代表了技术官员，反映他们在内心深处希望通过技术改良进行社会改良的愿景。第三个问题显示了阻力，立场就如同《孙子兵法－始计篇》所讲的“令民与上同意”一样——是任何斗争或者说改变的前提——我们无法站在所有人的立场上选择目标考虑问题。而第四个问题则充分反映了现实环境中，吃瓜群众的普遍状态，问题提出的本事是猥琐的，但作为可以剖析的样本却十分具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