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且益坚——雕塑家陈天先生述评

雕塑家陈天

　　天津美术网讯 乙未岁重阳，与云岗兄唔，出示其历时三年有余而整理的其父陈天先生的日记、文章，还有一些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和图片等等, 余怀着敬慕而沉重的心情，反复阅读了这些并不完整的日记(据云岗兄讲，缺失的日记俱由陈天先生自行焚毁于文革时期)和文章遗稿，可谓眼里流着泪，心中滴着血，感慨万千。这些日记，不仅是陈天先生生活、工作的真实记录，是他个人的“奋斗史”和“创业史”，也是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忠实记载，是中国现代史一个侧面的缩影，虽然以雕塑艺术为主线，但是却内容丰富，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余深为其中所披露的、鲜为人知的过往史实所震撼，亦为陈天先生不舍昼夜、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所感动，也为陈天先生坎坷而不遇、平凡而卓绝的短暂一生所唏嘘，更为陈天先生在黑暗中立定精神、百折不挠的风骨所折服。透过这些朴素无华的文字，余仿佛看到了陈天先生那颗赤诚火热、跳动不已的心。

　　百感之余，恭为是文。

　　屈子《离骚》有句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作为一个自然人，陈天先生历尽坎坷，遭遇了很多的磨难与挫折，令人扼腕;刚过耳顺之年就撒手人寰，六十二岁的人生可谓短暂，其年可谓不永。纵观陈天先生的一生，就像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演员，拼命地、努力地扮演着不同的时代舞台赋予他的人生角色。但是，现在看来，历史这座大舞台却是有愧于他这个匆匆谢幕的、称职的演员，以及与他同命运、共患难的那一代人。

　　人生在世，要同时承担和扮演着种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但是，一个人要想演好社会给予的角色，不仅仅取决于此人本身，还取决于方方面面的条件和需要面对的环境，取决于能否适应复合的角色或者是角色的转换。就陈天先生而言，他的社会角色有些是他自己的选择，有的则是社会赋予的，甚至是强加于他的。但是，不管是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的接受，陈天先生都是坦然面对，凭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对事业的热爱而拼却了一生。

　　一

　　陈天先生一生，可谓命运多舛。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我们不妨来看看陈天先生之为人。

　　如何与人相处。在生活上，他是一个比较仔细的人。他的日记，从解放初期一直记到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刻，长达30 余年，是他如何待人接物的“自证”。在他年轻时期的日记中，多记录了在学生会工作期间对各项工作之详细安排，也记载了如何关心同学，如何帮助身边的同学，以期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从这些文字的背后，可以想见他在当年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他后期的日记中，尤其是被遣送到了原籍农村之后，更多地记载了他与家乡人民的鱼水之情，记载了家乡父老对他的关爱与帮助，殷殷的乡情、浓浓的友情成为他在困境中的精神支柱。家乡的人们并没有嫌弃他，而是真情地接纳了他这个落难的游子，给予了他生活、生产上尽可能的帮助，还给予了他重要的信任。所以当有人向县里推荐他参与创办工艺美术厂时，他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正是这种信任，成为他一边务农、一边白手起家，不辞千辛万苦帮助家乡创办工艺美术厂的真正动力。

　　他铭记责任，克尽职守，感恩机遇，与人为善。他在日记中，多次记录了别人对他的帮助和馈赠，却少言自己对别人的恩惠。他把别人对他的好记在了心里，也记在了纸上。

　　如何对待生活。从日记中可知，他一个人在原籍邳县占城陈庄农村之时，他一边在田里劳动，一边为创办工艺美术厂东奔西跑。平时自己做饭，有时还自己裁单衣、做棉服、缝被褥。在当时条件很差的苏北农村，他始终坦然面对。在县城简陋的厂房中，他1973 年11 月25 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做泥人，天很冷，身上无棉衣，坐在被窝里。”为了取暖，他有时还挤到门房里。1974 年7 月6 日，他出差到上海，返回南京时，对方给买的是卧铺票，而他却认为“我觉得太浪费了，叫他们给退了。”此时的他已经是年届半百的老人(在当时的概念50 岁以上都可称为老人)，且身体一直不是太好。虽然屡遭劫难，尽管条件艰苦，但从他的日记中却看不见只言片语的怨言，他总是逆来顺受，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坦然地面对这一切。

　　如何对待金钱。劳有所得，按劳取酬是天经地义的，但他所获得的报酬却远远低于他的付出，他多次主动放弃了他自己所应该得到的报酬，因为他很知足。1974 年5 月8 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厂里毛会计让他抓晚上的加班，给他加班费，他当时就拒绝了。他在日记中说：“我不能要，我的工资很高了。晚上加班，我都在，没有空过。”6 月7 日的日记中说：“领工资时，会计把加班费算了，共62.5 元，多7 元多，我坚决拒绝了。”但是，他有时还对钱非常在意。1978 年1 月18 日，他出差到徐州，照常住进第二招待所。由于时间久了，招待所的规章制度改了，他手里的四斤饭票、三元多钱的菜票作废了，他有些不高兴，认为“这样处理有损于群众利益”。1983 年12 月5 日，他结束了在陕北川口的体验生活，在回西安的路上发现房东少收了一天的钱粮，便又翻了个山沟跑回去给补齐。在日记之中，还记有一些与朋友、同学、同事在一起吃饭和喝酒时的账单，他一定要记清楚别人请他花了多少钱，他回请花了多少钱。他肯定不在乎他花的这些钱，而是在意他此时的人格与尊严。日记中，还有一些他自己的生活消费流水账，则体现了他彼时自食其力的满足与自豪。

　　如何对待工作。他英年早逝的原因，就是他疲于奔命，他是被自己活活累死的。从他工作日记之中的一些记载，可以想见他对于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是何等的珍惜，又是何等的为此而拼命。在1973 年7 月23 日的日记中，一开始就写道：“起来就临画，一会也没有闲着”。在8 月25 日的日记结尾写道：“已经夕阳西下，我拖着疲惫的双腿慢步回来，到城里已7 点多了，才想起来今一天还没有正式吃饭呢，在一家饭馆里吃了两碗面条”。9 月2 日的日记中说：“下午去街上买了轴壳，到庆云桥买皮带，没上班，又去淮海路一趟……跑死了，回来买《白求恩故事》，一定要做出来。”9 月28 日和29 日两天的日记中记载，他病倒了，“早晨起不来了，饭也没法吃。他们给我拿来稀饭，上午去西头医院，半路上几乎走不动了”，就是这样的状况下在这两天他还坚持做了两匹马，修了一件弥陀。1973年6 月18 日(星期一)的日记之中，有这样他对待学生的一句话，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如何之严苛。他这样写道：“我再三向他们强调要从严要求，要出难题，一天要当十天用。”1979 年1 月15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新的一年开始了，这是我落实政策以后的第一年，应该大干开始，一天要当两天”。其实，读完了他留下的日记也才知道，他真的是把“一天要当两天用”，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争分又夺秒，一天又何止被当成两天，甚至是被当作十天来用!在1982 年及之后的日记中，经常看到他身体不适的记录，也经常有他创作到午夜12 点之后，次日又早早地起来继续奔走、拼命工作的记录。他对于工作的热爱加拼命，甚至感动了轻易不在病人面前流露感情的医生。1985 年8 月30日，他因积劳成疾病倒了，住进了医院。9 月6日，他的主治医生说：“割下的阑尾已化验出来，已穿孔，发黑坏死。如果再耽误就会成为糜烂性腹腔炎，真险啊!这样的情况你还工作，应写写你的迹。”以上的这些片段，就是陈天先生当年工作状态的自我真实写照。

　　如何对待家庭。毫无疑问，他应该是家庭的顶梁柱。但是，由于战争之祸，由于政治之难，由于人为之害，无奈的他并没有完全承担起这份责任，没有为家中的亲人遮风挡雨，并没有让一家老小拥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而是让亲人们跟着他吃尽了苦头。但是，他对家人的挂怀之情尽皆流露于字里行间。

　　这就是陈天，一个与人为善、知足长乐之人，一个敬业爱岗、任劳任怨之人，一个严以律己、克己奉公之人，一个甘守清贫、穷且益坚之人。

　　二

　　其次，看看他是如何做学生的。

　　陈天既有中国式传统的民间师徒相授的学习背景，也有来自法国的西方式院校教育的经历。他先是因为一个偶然看到的展览广告，而有幸投到留法归来的爱国主义画家韩乐然先生门下学画，又跟着他进入南疆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在报考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之时，再因为偶然的邂逅，而由绘画专业转到了雕塑专业，师从著名雕塑家滑田友先生学习雕塑，并协助他进行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五四运动》的创作，又帮助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协调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委员会雕塑组的工作。他不仅从老师们身上学到了如何从艺，更是学他们如何做人，继承了老师们的精神，传承了老师们的责任，也继承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道统。

　　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保护与研究，来自于韩乐然先生的影响。他于1980 年代不仅带领着科技攻关小组采用原材料、原工艺、原尺寸成功地复制了秦代大型兵马俑，为陶俑之类文物的保护、修复探索了一条可贵的路径，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而且对于文物的保护有着与时俱进的认识，使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物保护。他认为，文化遗产要为当代社会服务，才能发挥其更大的价值，认为复制文物的手段不仅有利于研究和保护，而且有利于传播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有利于通过文化的传播同世界各国人民建立友谊，而且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巨大的。他先后撰写了大量文章，如，着眼于文博产业发展的《关于迅速筹建文物复制工厂的建议》(1978)，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长安陶俑》及《关于秦俑的原大复制》(1979)，着眼于工艺美术产业发展的《关于良性发展旅游纪念品的建议》(1980)，立足陕西、着眼世界文博事业的《关于在西安美术工作团开展文物复制和文物修复业务的报告》(1980)，着眼于学科建设的《为筹办美术考古系的报告》(1982)等等，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向有关方面呼吁，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对于民族传统的热爱，也得益于滑田友先生的影响。滑田友先生在赴法国留学之前，曾是个木匠，也主持过苏州甪直保圣寺的宋代泥塑(托名唐代泥塑)修复工作，所以也对民族传统具有很深的感情。他在教学中善于总结经验，体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时代之要求。他运用南齐谢赫提出的《六法论》，深入浅出地讲述雕塑艺术的原理，被誉为“富有创造意义的中国雕塑教学的理论”。陈天力求继承滑先生的学术精神，对民族传统艺术，尤其是民间的工艺美术情有独钟，他认为中国的工艺美术应该保持其鲜明的地方性特色。他在《对发展玉雕、牙雕、漆器镶嵌屏风等几种工艺美术的建议》(1964)一文中，提出了工艺美术要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的问题，并建议“每个生产单位每年必须生产一定数量的现代内容的作品;由现在的工艺美术研究所吸收有关的创作人员，专门从事现代内容的创作，或由研究所设专人进行设计, 由生产单位制作”，从而在产品数量上保障工艺美术与时代结合的幅度。他还撰写了《中国玉石雕刻的发展和在工艺美术史上的地位》(1981)，做了专题报告，认为玉石雕刻在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西安工艺美术研究所主办的工艺美术学校教书期间，他曾带了牙雕、玉雕、泥人、玩具等四个专业的课，带领学生积极进行艺术实践。在文革中为当地创办了三个工艺美术工厂期间，不仅培养了大量工艺美术人才，而且延续、承接了当地文化艺术传统之薪火。

　　陈天与两位恩师的感情挚深。他曾经想要为韩乐然先生写一个传记，塑一个像，虽然都因为种种原因而未果，但是却在他的遗稿中发现了他关于韩乐然先生的文章《新疆美术考古的开拓者》。很显然，这篇文章并未完稿，有可能是他为韩乐然先生作传的前奏。为韩先生塑像的遗愿，于2015 年10 月由其子、著名雕塑家陈云岗代为完成，并捐赠给了新疆克孜尔研究院，同时也赠送了一尊雕像给韩乐然先生的女儿韩健立，维系、延续了这种真挚的友谊。

　　陈天先生曾或利用出差，或者专程，用了三五年的时间多次到北京采访滑田友先生，撰写了长达12 万字的专著《滑田友评传——从木匠到雕塑家》。在他生前，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已经有了出版意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未能付梓面世。如今，这部遗稿的一部分已被收入到了这部《陈天文集》之中，也算了了老人一个心愿。

　　由此看来，他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三

　　再次，再看他是如何做老师的。

　　陈天先生的教学经历还是比较丰富的。他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之后，放弃了留在中央美术学院担任助教的机会，响应支援西北建设的号召，被分配到西安美术学院任教，后来屡经波折，三进三出“西安美术学院;期间，曾短暂地在西安工艺美术研究所下属的工艺美术学校教书。在被遣返原籍创办工艺美术厂之时，还以手把手、举办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带出了不少学生。

　　不管是在西安美术学院任教，还是在西安工艺美术学校执鞭，还是在原籍工艺美术工厂时举办的训练班，他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即便是病倒了，也要咬牙坚持，不曾缺过学生一天课。如何教学，如何对待他的学生，他自己在日记和文章中都有所或详或简的记述。从他的《晋升副教授职称自述》中，可以洞见他的教学状况之一斑。他说：“我是系里最年长的教师，也是带学生下乡、下厂、外出临摹参观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教师。78、81 级，连着两届学生的全部外出课都是我上的，平均每学期下去一次。长者两个月以上，远者走了七八个省;生活上和同学们同甘共苦。为节约路费，叫同学们多看些地方，我们住最便宜的旅社，经常都是大通铺、地下室和防空洞。(19)81 年，带七八级同学到山西临摹，我胃病发作出血，二十多天不思饮食，我不但没有中途返校治疗，而且(反而)没耽误一次课。有一次为去看一座古庙的泥塑，和同学们步行了11个小时，行程110 里以上。今年带81 级同学外出参观临摹，途经八个省，考察点40 个以上，多数都在穷乡僻壤，每天都要跋山涉水，步行几十里。”

　　他继承和发扬了滑田友先生的法统，在教学中贯彻执行中国民族化、本土化的教学方针，为“中国民族雕塑教育体系”的建立而大声疾呼并付诸了积极努力。在《雕塑教学继承民族传统的诸问题》(1982)一文中，他认为“在我国美术教育中继承传统的问题，在油画和雕塑专业上反映得较为突出。油画是外来的画种，是全盘托来的，也存在着油画民族化的问题。雕塑和油画有所不同，我们有丰富的雕塑遗产，也有自己的教学体系，但现行的教学体系却是全盘从外国托来的，中国民族雕塑与西方的雕塑有明显的区别。用西洋的教学体系来继承我们的雕塑传统，是存在着很多矛盾的，不同的传统应该有不同的培养方法，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从中外美术的比较、中国传统艺术自身的特点以及中国文化的特质几个层面，探讨了“建立中国民族雕塑的教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论证了其必要性。

　　他还善于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1965 年10 月22 日至同年12 月5 日期间，他带领西安工艺美术学校的学生参加“四清”运动，在渭南县安雷大队创作了“阶级斗争史连环彩塑”，受到了干部和群众的一致好评。他认真总结了其中的教学工作经验，撰写了《渭南彩塑情况反映》(1965)，向有关主管单位汇报、反映这一教学经验和成果。当他被遣返原籍务农之时，他依然挂念他的学生，在怀念当年与学生们在一起的快乐生活。劳动之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他回顾了自己的教学生活，依然关注着雕塑的教育事业，先后撰写了《1965 年在西安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教学札记》(1975 ～ 1976)、《关于改革雕塑教育和兴建‘社会主义大庙’的建议》(1975 ～1976)、《雕塑构图》等文章和讲稿。这些文章都完成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他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认为自己还有可能重新走上他所热爱的教学岗位，所以未雨绸缪地在做着某些方面的准备。

　　据此可知，他是一位忠于职守的模范教师。

　　四

　　最后，来看看他是如何做艺术家的。

　　艺术家是讲究个性的。既然称之为“个性”，就是他自己所独有的，而不能是别人所亦有的。所有的艺术家都有一定的共性，个性独具者却并不太多，大多数人的个性是不够鲜明的。陈天先生的个性，体现在五个方面。换言之，陈天先生兼具了其他艺术家所不能同时兼具的共性，就形成他的个性。

　　博闻强记，勤于动手。他留下的大量日记、文字遗稿和作品小稿，都足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他在大量的创作实践中，不断地思考着自己的艺术道路。如在1973 年8 月27 日他出差到扬州，见到了老同学张世椿，看到了张世椿工作室和他当时的创作状态，感触很深，见贤而思齐，引发了他一连串的思考：“总的来说对我刺激、启发很大。艺术走什么路，我自己的路子是什么?……我自己搞个什么风格?有什么想法呢?值得深思。”在他的日记之中，可以多次看到他在重病之时仍然坚持创作、设计或者绘画的记录。由此可知，以他高昂的创作热情和旺盛的生命力，他的艺术作品数量一定是相当可观的。但是由于社会的原因和人为的因素，他的作品多次被故意毁坏，至今能够幸存在世的雕塑、绘画作品数量已经不多。他在日记和文章中提及的一些作品，大都化作云烟而不知所终。还有，或者是他自己不曾提及的，或者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烧掉的日记所记载的作品，如今更是无从知晓了。所幸者，他尚有一部分创作小稿存世，还有那些文字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找寻的线索。否则，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遗憾就太多了。

　　知行合一，以技入道。艺术家最终要靠作品说话，他的作品所呈现出的面貌，与他所秉承、所坚持的艺术主张是吻合的。作为一个雕塑艺术家，他既注重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也注重“形”、“意”和“神”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对于意和象、神和形的关系处理，是形成我们民族雕塑的重要条件……从艺术表现来说，意和象、神和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又说：“我们民族绘画和雕塑是以表现意和神为首要目的，是一件作品的前提和主导。一切艺术技巧都是手段，目的不能变，手段是千变万化的。要求绝对形似会束缚人的手脚，看不到主次。有时像一张照片，因此我们不做自然物象的奴隶，一切皆备于我，一切为我所用。可以人为地用强烈的感情把对象夸张、变形、抽象、简练、概括、单纯，也就成为我们艺术表现语言的特色，同时又成为我们民族雕塑的审美特色。”(均见1982 年《以意为象，以形为神》)。他主张不模拟自然物象，不拘泥于形似，不拘泥于成法，要根据具体的内容来调整、运用创作的手段和方法，这其实是滑田友先生所推重的南齐谢赫“六法”的独家转注。可以这样来理解，“形”是具体的物质载体，“意”是“造意”，是“写意”，是具体的情节设计所产生的“意境”，“神”则是具体的形体所呈现的灵魂。从他存世不多的作品之中，可窥其几者关系安排处理之大略。在具体的创作之中，他并没有过于注重对象“形似”的刻画，而是用通过设计的形体来“写意”，来彰显“神似”，达到了“三分形似七分神似”的艺术境界。他认为中国的“写意”本质是精神的高深方面，而不是技法的粗浅层面。在同钟涵的交流时，他谈到了东方的“写意”与西方的“写意”之间的本质区别，说：“印象派写意只是笔墨上的，是一种巧合，中国写意与他不同，重要的不是外表的，而是内涵的。中国写意是对艺术整体来说是表现、创造，是画外画，意外意，给观众联想的天地，即庄子说的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后来所说的得意忘形……西方的写意限于技法上的追求，……”

　　在具体的创作方面，如1982 年他为昭陵博物馆所作的《唐太宗》,取意于传世的李世民画像，但又非是传统人物绘画艺术图式的当代雕塑艺术形式的简单转换，而是自有法度与乾坤。唐太宗在位23 年，内修文治，政治清明，外用武功，开疆拓土，创造了汉末以来400 余年的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唐太宗仁和宽厚，胸储天下，对内虚心纳谏，从善如流，对外华夷如一，四海臣服。陈天以具象写实的表现形式，以概括、简练的表现手法，塑造了唐太宗的形象，彰显了大唐社会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时代气息，洋溢着刚健有为、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展现出兼容并蓄、自信大度的时代胸怀。这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大唐气象，都是通过其浑圆、饱满的形体，遒劲而张力十足的线条，自信而稳若泰山的神态而显现的。再如，他1982 年创作的大型三彩作品《丽人行》。此作品的脚本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同名作品《丽人行》，参考了唐代著名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但是却自出机杼。此作品的主旨，依然秉承了杜诗的创作意图，借助了唐三彩陶俑的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刚直耿介、仗义直言，不畏权贵的禀赋，恐怕也是陈天先生一生致祸、屡遭劫难的主要原因。1974 年1 月28 日，他自原籍江苏邳县回到陕西西安去相关单位咨询他的落实政策问题。定审办公室给出的结论是：肯定没有帽子。主要问题是不尊重领导、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太狂了。他为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为这份年轻人所共有的“轻狂”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读研究生期间，只有二十几岁的他发现当时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方案，并不符合新中国、新社会、新时代的要求，便斗胆分别上书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北京市市长彭真和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设计处处长、主创人员梁思成，建议重新征集方案。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样做的后果，当然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他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出于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无比忠诚，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铤而走险，上书建言。没有想到的是，此议竟然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首肯，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停工一年多，重新征集和调整了纪念碑的施工方案。现在看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施工方案，仍然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改的。对此，他耿耿于怀，在后来的文章中也曾提及此事，还是有诸多的放不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改革开放初期”，他曾为农学家赵洪章、昆虫分类学家周尧和古人类学家裴文中等几位著名科学家塑像。但是，在陕西省科协主办的展览中，主办方竟然不肯标署科学家的名字，他为此而怒不可遏，连连撰文质问“陕西省科协为什么这样对待科学家?”而且，事后主办方更是未经通知作者本人而擅自砸碎了他的作品，他更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正当权益而据理力争，不肯妥协与让步。

　　志存高远，心系天下。他秉承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千年古训，但是只记住了“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而唯独忘记了“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事哲学，不懂得保护自己，完全舍弃了“自我”。人常言：在其位，而谋其政。但是，陈天在其位如是，而不在其位亦谋其政。他所考虑的问题，已经远远涤超出了他的职责所在，有些问题完全不是他所要考虑、面对的。但是，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诚，出于对艺术事业的热爱，他从不考虑是份内还是份外，是否是职责所在，皆以为是使命所系。他始终以构建中国自己的美术教育体系为己任，以创建民族艺术形式为天职，考虑的基本上都是学科建设和学术体系的建设问题。如前文所提及的诸多建议。还有，在1978 年3 月“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召开之际，还在原籍乡下被迫务农的陈天，就从即将到来的“科学的春天”看到了艺术发展的希望，在煤油灯下撰写了《关于发展我国雕塑事业的建议》，呈献给了这一届科学大会。如果是他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从中应该感觉到的是随着生产力的解放，他们那一代人的冤狱也就即将昭雪了。但是，他却考虑的是如何来发展中国的雕塑事业，而不是他自己如何摆脱困境。在他能够积极地从事艺术实践、尝试用艺术服务社会的同时，他更多地是考虑中国现代雕塑的出路问题，认为雕塑必须要走出工作室，走出城市，要到更为广阔的乡村空间中去，让雕塑艺术为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治学严谨，坚守良知。在他所撰写的大量遗稿中，有几篇堪称真正意义上的艺术评论文章，对时下艺术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予以善意地批评，指出存在的不足，赞扬取得的成绩，给人鼓励，催人奋进。虽然有时还言辞甚苛，一针见血，不留情面，但对事而不对人，看后使人心悦诚服。他在《喜看雕塑丰收——对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班几件作品的看法》一文中，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他所看到的几件作品的图片，对作品的成功之处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褒扬，对作品的内容与表现形式的问题、作者的生活环境和取材问题进行了探讨，而没有就事论事，就作品而说作品。而在《由于没有深入生活——雕塑创作存在的问题》一文中，就雕塑创作中由于缺乏体验生活、缺乏真情实感而导致的内容空洞问题，所出现的概念化、公式化、雷同化予以了尖锐批评，而对于一些可喜的、并不完善的苗头则予以奖掖。另外，他看待问题并不孤立，注意到了中国古代的雕塑传统与中国现代的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注意到了西方艺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注意到了“功夫在诗外”，文化修养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他是一位个性鲜明的艺术家。

　　结 语

　　作为一个人，陈天先生是不幸的。出生于军阀混战的乱世，又遭日寇入侵而被迫背井离乡四处逃难，为了生存和抗日救亡应国民政府之召进入了一个青年团体，从而埋下了一生的祸患，一辈子几经沉浮，都为这一段百口莫辩的模糊历史而埋单;作为一个艺术家，陈天先生是不幸的。他是新中国第一代雕塑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自愿放弃了中央美术学院留校任教的机会，而去支援大西北的建设，来到西安。然而，西行之路是艰险的，他最好的年华都在奔波、操劳之中被无端地消耗、浪费掉了，没有多少施展才华的机会和时间;然而，作为一个学者，陈天先生又是幸运的，虽然由于宁折不弯的秉性屡遭打击而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但是却做到了“兼济天下”，做到了“己欲达而达人”甚至是“己未达而达人”， 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执著，践行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圣人之道。

　　假如，陈天先生当初选择了留在中央美术学院，担任王朝闻和蔡仪先生的助教，那么他和他的一家人的命运很有可能就会被改写，完全是另外的一番光景。但是，现实是残酷的，生活中没有“假设”和“如果”。陈天先生对于他所选择的道路，并不后悔，他勇敢地直面惨淡的人生，为自己所承担的、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而竭诚尽智，恪尽职守。穷其一生，在漫漫人生之路上，上下求索，奔波不已。纵观陈天先生的一生，一直都在与命运进行抗争，一直在与不平做斗争，都在为捍卫真理和正义而战，且愈挫愈勇。他的一生，可谓是一场人生悲剧，也是他的家庭悲剧，但是，这却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悲剧，是那个时代我们国家和民族悲剧的一个缩影，是我们这个民族从任人宰割到自强自立、国家从积贫积弱到繁荣富强所付出惨重代价的一部分。我们在为这场悲剧黯然神伤、发出感叹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秉承和发扬陈天先生，以及陈天先生所代表的他们这一代老艺术家身上那种可贵的献身精神。

　　时维2016 年2 月12 日 丙寅正月初五 后学陈培一

　　谨识于古燕都黄金台下之辍耕草堂（陈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