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美术网讯 2018年8月15日，“刘开渠与中国美术馆”展览开幕式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精选了刘开渠最具代表性的60余件雕塑原作和相关珍贵历史文献，分为四个单元：“艺术启蒙与专业学习(1904—1933)”“为中国现代雕塑艺术‘开渠’(1933—1949)”“立民族之碑(1949—1978)”和“向新时代致敬(1978—1993)”。全面地呈现出刘开渠的艺术人生，系统地介绍他与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重要关系，他与中国美术馆事业发展的关系，特别是他对中国美术馆的学术定位、发展模式、作品收藏、画库管理等方面的开拓性贡献。

展览现场

　　提到20世纪的中国雕塑，刘开渠是绕不过的名字，他1927年毕业于北京艺专。翌年赴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门学校，在著名雕塑家卜舍教授指导下攻读雕塑专业。1933年回国，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雕塑系主任。1949年出任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51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院长，并被选为杭州市副市长。1952年调到北京，参加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兴建工作，担任设计处处长兼雕塑组组长，负责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的《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和《欢迎解放军》大型浮雕。1959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1963年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他同时还是新中国城市雕塑的创业者，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雕塑事业。

　　担任第一届中国美术馆馆长：鞠躬尽碎

　　“他在中国美术馆的最后一天是最劳累的一天，他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美术馆。”刘曦林讲到。

　　刘开渠1963年59岁时被任命为中国美术馆馆长，当时他还在中央美院教书，1966年文革开始，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揪斗，抄家和革职审查，直到1980年恢复中国美术馆馆长职位，正式到中国美术馆上班，并于当年8月8日，主持第一次馆长会议。

刘开渠工作资料

　　刘曦林是1981年来到中国美术馆工作的，在他看来。刘开渠对于中国美术馆最大的贡献在于几个方面，首先是刘开渠想要将中国美术馆办成东方的“卢浮宫”，其次是收藏、研究和保管一体，刘开渠的收藏思想是：“收藏的时候不要太严，特别在艺术观念有争论的情况下，选择宽一点，艺术作品要经历过多年考验之后，再确定为社会的藏品，允许大家有一段争议。”在刘曦林看来这是艺术民主和艺术思想自由最好的体现;第三是美术馆要有长期陈列，刘开渠曾经设计过陈列方案，把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系统呈现，但由于展厅太小没有实现，为此刘开渠还进行过政协提案，在提案中他讲到，中国美术馆急需修建画库及陈列厅，他建议有关部门重视中国美术馆的建设，尽快修建一座四千平米规模，有现代化保管设施的画库，为系统的陈列解放以来及近百年来的美术藏品，举办各种美术专题陈列，他又建议急需扩建规模为六千平方米的专门陈列厅。

刘开渠工作资料

　　还有就是中国美术馆的建设问题，比如中国美术馆建设初期的厕所存在很大问题，还有就是没有电梯等等，最为重要的是对建筑用地的规划，一直强调要留好长远土地：“老师当时是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城市雕塑组长，他当时想，美术馆这个位置非常好，一定要在这周围附近扩大，往西是故宫，旁边还有北海等等，连成一体是中国的文化区，所以这条街不准建高楼，就是北京市的城市规划，不准超过美术馆的高度，这为美术馆保留了一个艺术的高度。”

刘开渠工作资料

　　当然，刘开渠在政协提案中也提出过这一问题，他表示中国美术馆要修建画室、放映室、图书资料室、摄影室、会议室等附属设施，必须在美术馆周围备有可供长期发展的使用土地，并因此找到相关部门以文件形式确认，受法律保护。

　　除了工作之外，刘开渠对青年人也非常的关心，刘曦林讲到当时刘开渠的办公室在中国美术馆西边的三楼，他在四楼，刘开渠经常爬楼梯去找他们聊天：“其中有一次就跟我讲沙龙，说在法国，他们经常参加沙龙，他说该严肃的时候要严肃，该自由的时候自由。讲到艺术，文艺政策也是这样，该严格的严格。你们想怎么写怎么写，想怎么画怎么画，你们不要老坐在那儿写文章，想出去画画就出去画，给我们这个自由，刘老制定中国美术馆工作条例的时候加了一条，要给学习美术创作的美术馆工作人员保留一定的创作假。”

刘曦林讲述刘开渠理论思想

　　还有一次，刘开渠到四楼给刘曦林讲故事，看到刘曦林的头发很长就问到：“刘曦林头发怎么长?我说不剪头发，省时间还省钱多好。刘老讲到，同志啊头发可以长可以短的，没关系，我在法国的时候头发比你还长，咱们不就是要个风度，他从这个小事情安慰我，不要计较这些小事情。”

　　还有就是，刘开渠带头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作品，在他之后很多艺术家也开始纷纷捐赠。

刘开渠在中国美术馆的文献资料

　　“1993年的6月17号，这天我永远记铭记。”刘曦林讲到，当时是中国美术馆建馆30年大庆，上午刘开渠主持开幕并讲话，他已经89岁高龄还在主持美术馆工作，中午有招待会，下午又有人去汇报工作，由于政协主席要来中国美术馆参观，晚上接着开会，正好赶上当时刘开渠家的房子装修，晚上不小心滑倒摔伤，住院期间由于条件有限，交叉感染，一星期之后刘开渠逝世，刘曦林感慨到，如果没有这个意外，刘老还能为中国美术馆做更多的事情，没有他，中国美术馆不会有今天的样子，刘老给我们建立了非常好的基础。

　　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立民族之碑

　　1920年，刘开渠考入北京美术学校，1924年进入西洋画系学习油画。偶然在《美育》杂志的封面上看到罗丹《青铜时代》雕塑，激起了他对雕塑深切的渴望。1929年开始，经过自己争取，他被当时主持南京大学院(相当于高等教育部)工作的蔡元培先生派往巴黎高等美术专门学校专攻雕塑——当时，中国还没有人被派出国学习雕塑。

　　在国外学习期间刘开渠与蔡元培常有书信往来，1933年，蔡元培希望他回国发展中国雕塑事业，他同时还收到林风眠的信函和聘书，因此，毅然归国，受聘于国立杭州艺术院，担任雕塑系主任。刘开渠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去向蔡元培汇报自己在巴黎的学习情况。当时，坐在一旁的鲁迅说了句：“过去只是做菩萨，现在该轮到做人像了。”这句话对他影响极大，成为他一生雕塑创作的宗旨。他创作了大量塑造普通民众形象的作品，这其中作为有名的要数人民英雄纪念碑了。

展厅现场

展厅现场展示的文献资料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是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书写的碑文，1951年2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给政务院的报告建设人民英雄纪念碑，1953年刘开渠由周恩来总理指名，借调北京负责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并从此一直留在北京工作。

　　“1952年6月18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致函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关于刘开渠、萧传玖参加纪念碑工作，希望通过正式手续调用，因为刘开渠是杭州市副市长，拟请政务院调用。为此，北京市人民政府致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呈请准将刘开渠、萧传玖两同志调会工作，由彭真、郑振铎、梁思成呈周总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在研究中写到。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1952年—1956年创作完成，1958年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

　　1952年6月19日，刘开渠确定担任美术工作组组长，但这一阶段刘开渠并没有立即到北京来工作。他是在1953年2月到达北京，3月便在北海团城国家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会议室，刘开渠出席纪念碑工作讨论会，这一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对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会议认为，建筑美与雕刻美分不开，决定在工程处外，成立美术处(后来正式定名为设计处)，与工程处并立，下设美术绘画组与建筑设计组(此二组原来均在工程事务处属下)。请梁思成仍兼建筑设计组组长，刘开渠为美术绘画组组长，在梁思成副主任委员未回国以前，美术处一切事务则由刘开渠组长完全负责。同时，建筑组与美工组的预算合在一起，由美术处统一掌握。

　　1952年3月19日，在左府胡同2号召开了会议，刘开渠、萧传玖、滑田友、吴作人、张松鹤、阮志大、莫宗江出席了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了设计处，并讨论碑形问题。会议强调设计处主要掌握造型，工程处主管施工，因此，工程处应配合协助设计处工作。由于梁思成1953年2月—7月的出国访问，1955年1月生病住院，至10月才康复，自1955年起到1958年，纪念碑的主要工作是十面浮雕、碑文镌刻、花纹雕饰、环境绿化与灯光，工地上主要的业务领导则由刘开渠负责。

　　“美工组于1952年6月拟定了十分明确的工作报告和计划，共分为三个阶段，其主要内容包括：(1)根据十块浮雕题材学习文件和近代史;(2)各小组根据题材内容需要访问收集素材;(3)勾出绘画初稿送上级和美术界征求意见;(4)讨论碑形和浮雕内容;(5)根据雕刻需要进行基本练习;(6)依照新碑形进行浮雕起稿;(7)分组考察体验生活，到各地研究古代雕刻;(8)整理修改浮雕稿送上级审查。我们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刘开渠对于浮雕创作的丰富经验和组织能力。”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1952年—1956年创作完成，1958年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

　　在具体的实施上面，雕塑家同时也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参与者李桢祥讲到，纪念碑总体设计方案是由梁思成、林徽因大师们之手完成的，但在进行施工时还有大部分的装饰需要具体化，如花纹、栏杆、栏板的样式，毛主席正面所提碑文的尺寸，周总理背面所提之碑文内容的具体处理，十面浮雕的题材确定，如何协调等等，这些工作均落到了设计处长个人身上，而刘开渠确实即坚持原则又抓具体工作。如十面浮雕、八位主创人员，还有批助手，塑造成什么风格、艺术上如何处理，肯定还是各有所长，规定人物大小、深度、界线，并组织老雕塑家们到全国各大石窟进行考察研究，吸取古代雕刻的所有长处为我所用。在浮雕创作过程中，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新意，真正做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经过石刻的统一刻制，浮雕达到了与碑身整体统一的协调。

　　刘开渠与助手王殿臣、李唐寿等不仅完成了碑主面的大浮雕“胜得渡江”，还亲自设计与塑造了“支援前线”、“欢迎”两面小浮雕，因反面浮雕全是背光朝北方向，除早、晚有少许光线照射外，大部分时间是处在光线不理想状态，为了让人们能清晰的欣赏，就需要利用深浅度，光与面的变化来解决。在塑造人物时，多方面搜集形象资料，如到部队、铜厂寻找参考的人物形象，一支枪、一条皮带都不能马虎，为了一面红旗的飘动，刘老请模特儿，打着旗帜来回奔跑十多次，直到找到满意的旗纹为止。

　　纪念碑除了基座上的十面浮雕外，须弥座的上下仿、第二层束腰的花圈及碑身上方两侧的装饰、碑顶下檐均有不同题材的花纹装饰，包括平台的栏杆木柱头的设计等等这些具体的工作，均是在刘开渠支持下，在花纹组的邱陵、罗无逸、张开先、黄少军、老艺人刘艺民等努力下，做出多种方案，反复推敲，最后又经过刻石的实践确定的。“当我们走进广场，看到了毛主席亲笔所题的碑文，欣赏了十面革命题材的浮雕外，还能很清晰的看到碑文正面是由牡丹花组成的花圈和其它以荷花、菊花等组成的花圈献给烈士们的忠魂，所有花边均是以牡丹花为主的卷草装饰，碑身侧面是五星旗帜与松柏组成光辉永照。花纹的浮雕处理深浅适度，花纹转折刚柔有度，内容寓意深刻与碑身建筑协调统一，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特别是平台上的栏杆柱头的选定更是花费了刘老很多的时间，最初石刻艺人根据传统塑造了和平鸽与云纹，牡丹花为内容的不同样式的柱头，经过全面考虑，还是采取了以四方柱等简单的花饰作为目前选定方案，这一方案得到了工艺美术权威雷圭元等老先生的好评，他们认为栏板、柱头样式选的好，既简练又庄重，达到了与纪念碑的完美统一。”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1952年—1956年创作完成，1958年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

　　如何把图纸上的设计变成有高低起伏的浮雕，刘开渠同样负责进行了大量工作。他抽调了一些搞雕塑的年轻人与设计师、老艺人们一起进行研究指导，他还对每一个花叶的组成、面与面变化转折、深浅明暗的关系进行具体的指导。在收集古代花纹的资料上也花费了很大力气，把全国古代最好的花纹，如南京栖霞山的花纹带，中州嵩阳书院前的唐碑上的花纹等等都进行了翻制作为参考。

　　为了丰富工地职工文化生活，施工部门把原有的食堂改造成一个能容五百人的大剧场，在刘开渠支持下，进行首次演出的竞是他的爱人、画家著名票友程丽娜先生主演的京剧《空城计》。这在纪念碑引起很大轰动，其阵容之整齐、水平之高使工人们看了可以说是欢喜若狂，久久不能忘怀。

　　毛主席纪念堂：推动中国城市雕塑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同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1976年11月17日由北京市城建委负责人赵鹏飞同志召开了会议，会上正式宣布雕塑美工组成立。会后进行了分工，雕塑组由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盛杨任组长、四川美院叶毓山、沈阳鲁迅美院田金铎、北京市建筑艺术雕塑工厂李祯祥和北京市房管局韩福裕同志为副组长。叶毓山负责北大厅雕塑毛主席像组，田金铎负责北门外毛主席“丰功伟绩”组，尹积昌负责南门外“继承遗志”组，堂内装饰设计美术组由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华君武负责，之后又相继聘请了刚刚被“解放”出来的刘开渠、王朝闻为顾问。

毛主席纪念堂建设资料

　　雕塑组组长盛杨讲到：“毛主席去世以后，要建一座纪念堂，要做雕塑。当时国务院下达命令到文化部要成立一个雕塑组，先调两个人过来，就叫我和伍必端去了。由于当时的领导对雕刻和木刻没搞清楚，当时决定成立雕刻组做毛主席的雕像。党委研究决定，让钱绍武留在家里教学，王克庆要带一批人去西藏做《农奴愤》。让我带着美院几个人和各地美院来的同志加在一起有20多个人。主要是做稿子，稿子做好了后才调了100多人。这时候刘先生写了一份报告给国务院，说希望参加毛主席纪念堂的雕塑工作。国务院就把这个报告批给了纪念堂指挥部，指挥部交给了我。于是我召开了会议，大家都表示欢迎他来。因为他年纪大了，所以欢迎他来做艺术顾问和艺术指导，华君武也同意了。到整个纪念堂做完时，实际上刘开渠已经是地位最高的。后来谷牧副总理建议这个小组不要解散，而改为毛主席纪念堂修改小组继续工作：一是继续做毛主席纪念堂的修改，二是考虑将来有机会发展全国雕塑。后来，纪念堂雕塑做完了，刘先生、华君武等就打了报告给中央，要求成立‘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