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女性艺术展览扎堆的困惑与无奈

当我们聚焦每年的三月，规模庞大的、数量众多的、名目繁杂的“风花雪夜”的艺术大派对，似乎是对女艺术家的节日美学的学术定位。当“风花雪夜”艺术大派对成为三八妇女节的文化主体，不无遗憾地是成为另一种文化现象的借口，即艺术原创的激情和人文情怀的关注的缺乏。或许，三月正在成为娱乐性、消费性、时尚性的女人的节日。的确，每年的三月，更像一次集娱乐性、消费性、时尚性的女性艺术的狂欢节。狂欢的主角自然少不了四种元素：媒体、美术馆、女艺术家和美术批评家。实际上，在三八妇女节的美术展览上，媒体、美术馆、女艺术家和美术批评家是各怀心思，却又配合默契。然而，四角戏的微妙与娴熟，更是成为了中国独特的一道文化风景线。

美术批评家：节日美学的生产者

处在资本化过程中的美术批评家，面对各种艺术展览时，经常会陷入一种人格的自我分裂的状态。当美术批评中的迎合和敷衍的展览学术腔调，充斥在三八妇女节的女性美术展览的现场中，伪学术与真学术的博弈的结果，常常是以美术批评立场的暧昧或者丧失生产出应景的艺术美学作为终结。事实上，美术批评家正在堕落为御用的美术批评工具。曾经有一家电视媒体在采访我时问道：“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对这样一个(女画家们)展览有什么意义?”此时，我真想回答它的是“三八妇女节与展览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如果仅仅是为了迎合或者敷衍一下媒体它有悖于我的学术性格，但是作为美术批评的嘉宾从千里以外被邀请到展览现场，你不得不把迎合和敷衍的学术腔调当作与媒体打交道的最礼貌的体态语言，笑脸相迎而又煞有介事地说三八妇女节的女画家的展览是多么的有意义。而问题是，到场的美术批评家没有人会给进行采访的媒体提出任何 “意见”，成为一种集体有意识的应景美术批评的游戏规则。所以，心知肚明的美术批评家在此时，都会恰如其分地使用迎合和敷衍的展览学术腔调应付媒体、美术馆和女艺术家。使得节日期间的女画家们的群展，成为最无聊的、最可怜的文化游戏。在三八妇女节那天，稍有规模的女性画展，都有美术批评家到场的学术研讨，当美术批评家离开了媒体，面对艺术家创作的本身时，学术的评价依然是摆脱不掉的节日腔，几乎一边倒地学术的肯定与赞美，消费节日与被节日消费的美术批评成为地地道道的应景美术批评。现场迎合和敷衍的展览学术腔调生产出的应景美术批评，在给予了女性艺术节日美学的文化定位的同时，也降低了女画家的学术品位。实际上，迎合和敷衍的展览学术腔调生产的应景美术批评，不仅与媒体的狡黠形成了共谋的关系，而且也是与展览馆的精明形成了共谋关系,同时也与女画家自身的无奈成了共谋关系。恰恰是这种共谋关系，更加深了女画家们的艺术在学术和市场上的边缘地位。

媒体：节日秀场中狡黠的艺术“猎人”

有人曾经这样说过，这个时代如果你不会和媒体打交道，你就无法取得事业的成功。我想说的是如果媒体不会和商机苟合，它就很难在这个欲望膨胀的消费社会生存。实际上今天社会的媒体人更懂得谁是“金钱”的符号，谁是“金钱”的本身。虽然艺术品不能等同于具有法定资格的硬货币，却依然能够成为具有某种市场流通功能的软货币。当艺术品成为一种软货币时，作为价值的符码，其诱人的升值空间，以及制造贿赂经济的能量，令世人汗颜。一个电视或者纸质媒体人，可以通过节日展览的新闻报道不仅挣到500元不等的小费，而且可以成为隐形的“猎人”职业特征的艺术经济人。媒体艺术“猎人”的狡黠就在于，把电视传媒或者纸质媒介视为平台，为所谓名家拍专题片或者发画为由，写点小文，赚得画家一张画。而三八妇女节的女画家的集体出场，媒体身份的艺术“猎人”们，绝不会放弃任何展览的秀场。以报纸媒体为例，艺术“猎人”们，在展览上与女画家们的一次偶然地派对之后，便把电话打到作为“猎物”(艺术家)那里，以在报纸上发画为由，轻而易举的猎取尚未进入市场的女艺术家2至10幅不等的画。作为回报，在美其名曰的纸质美术馆——报纸的美术专刊为女画家发个整版。艺术“猎人”热衷于节日的展览事出有因，虽然节日展览的主题与政治有关，但是学术跟节日政治的主题永远是冤家。相反，媒体在节日的政治主题面前永远是赢家，因为，一次女人节的艺术派对的正面宣传之后，隐藏着作为艺术“猎人”的商业动机。但是，“猎人”的“猎物”的价值标准是市场流行什么就猎取什么。因此，媒体身份的艺术“猎人”实用主义的消费观与政治的投机主义观，最终显示出了艺术“猎人”商业狡黠的背后是文化的浅薄与短视。

美术馆：节日噱头背后精明的藏品机制

或许，三八妇女节期间的女画家展览和学术无关是与它的“政治意义”特意打造秀场的由来已久。本意为争取工作权、选举权的三八妇女节，在部分美术馆的负责人那里演绎为中国式的艺术参展权。正像一个美术展览馆的女经理说的，“女人的节日不要门槛太高，她们平时连参展的机会都没有，今天她们可以有机会展示自己的作品了。”女人节变成了艺术节，艺术节变成了参展权的实施过程。在女艺术家看来挺好，政府看来挺好，美术馆的政治上有所作为之后是它商业的精明。有一个美术馆利用三八妇女节制造了一个女性展览“善举”，邀请了20多个女画家参展，展后每人留下一张画作为展览的回报。老实说，一次三八妇女节的美术展览赚啦!那毕竟是拿到了20多张画啊。美术馆期望参展的人越多越好，自然留画也就越多了，奇怪地是，三八妇女节的美术展览，女性画家的参展热情特别高涨，她们更愿意把节日期间的展览当做一次公益活动而踊跃参加。美术馆藏品机制的精明，也就在这样貌似公益活动中得以显现。的确，在三八妇女节那一天，全国的美术馆无论是国营的还是民营的都没闲着，十有八九是和三八节有关的美术展览。但是仍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女性艺术的展览不仅仅是发生在三八节的当天。当三月份的女画家的展览陡然增加，实际上整个三月份就成为三八妇女节的时间符号。正因为女性艺术扎堆的展览集中在了敏感的三月，女画家的展览更像是不同的“风花雪夜”的一次派对。不仅因为“风花雪夜”艺术的唯美比较适合节日的祥和欢乐的美学特征，而且也适合节日政治和谐的文化氛围。而美术馆在一次节日的“风花雪夜”艺术的派对之后，迎来的是低成本藏品的大满灌。

女艺术家：节日派对时艺术参展的无奈

很多尚未进入市场的女艺术家知道和媒体打交道“交学费”的必要性，送画拿画的游戏规则或许是一个双赢的事情。对于女画家来说，纸质美术馆的自我推销不会轻易放过，实体美术馆的任何一次展览机会也不能放过。有一个学术很不错的女画家说，她非常反感女性扎堆的艺术展览，特别是三八妇女节的女画家的展览降低了学术的门槛，有着强烈艺术追求的女艺术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与之为伍。但是女画家最终还是选择了参加。她悲哀地感叹道：就是这样的展览一年也很少能参加几次。对于一个女画家来说，如果一年的艺术履历是个空白，那么一个职业艺术的尊严在哪里?事实上，女画家的艺术生存比男性艺术家更加要艰难。在中国，艺术市场的主体是贿赂经济，买艺术品实际上是买身份。中国是一个男权的社会，艺术市场实际的控制权掌握在男人手中，女画家的艺术市场小的可怜。体制内的女艺术家的艺术生存还有工资的保证，但是体制外的女艺术家的艺术生存，不仅需要争取更多的机会参加展览，而且还要向艺术批评家套几乎，面对艺术批评家在展览现场的“迎合和敷衍的学术腔调”，总是给予了极大的尊重和倾听。因为，体制外的女艺术家深知，参展和包装都离不开美术馆和艺术批评家。那么争取更多参展的机会，提高自己的出镜率，期望赢得批评家的注意，就意味着自己离“艺术市场”越来越近了。一个体制外的女艺术家的艺术生存，同时也是一种解决温饱的基本生存的诉求。因此，体制外的女艺术家挣扎在生活的底线上往往是饥不择食，明知女人节的展览是一个花哨的秀场，但是节日的艺术派对绝不放过。因为，它不仅是推销自己的艺术时机，同时也是在推销生活中的自己时机。让自己的艺术和身体成为浓妆艳抹的节日对象十分非常重要。体制外的女艺术家在制造了大量的“风花雪夜”的艺术的同时，也埋葬了自己曾经追求的艺术理想。

从历年的三八妇女节的女艺术家展览来看，在“风花雪夜”的艺术派对中，人文情怀的当代艺术少之又少。但是有一种例外，执意学术品位的女艺术家会把自己的人文诉求的艺术创作拿出来与观众共享。但是人文张力和视觉张力的女艺术家的作品，最终会被遮蔽在三八妇女节的娱乐性、消费性和时尚性的“风花雪夜”的艺术派对中;最终会消失在美术批评节日美学的定位、媒体的艺术“猎人”的猎杀、美术馆的艺术商业的攫取中。从某种意义上讲，三八妇女节的女画家的展览是对真正具有学术品位的女画家的一次貌似公正的不公正的伤害。我曾经质疑每年都在三八妇女节做女画家展览的策展人，为什么总是在三八妇女节作展览，她说：“只有在这一天馆里才给经费。”我问馆长(男性)说：“为什么女画家的展览总是赶在女人节日进行?”馆长说：“女人的节日给女人一些关照。”或许是一种怜悯，或许是一种同情，三八妇女节的女画家展览产生的理由是如此的令人心酸。我真的很想问：女艺术家们你是怎么看待节日里的一场“风花雪夜”的艺术派对之后的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