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美术网讯 有点像好莱坞大片里的场景:不久前,穿着宇航服的行为艺术家李暐和意大利兄弟摇滚乐队一起吊着威亚飞跃了米兰大教堂广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媒体目睹了这一幕。十年前,在相同的地点,李暐曾拿着镜子去做行为艺术,但警察直接把他的护照没收了,还罚款50欧元。
从西方概念到本土概念,行为艺术在国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李暐的作品中却找不到明显的中国元素和政治波普,他把身体埋入推土机下的废墟,他被从高层写字楼踹下,他在天空中飞翔漫步,所有的自身体验揭示了那一代人在社会变迁中的情感和心理,对自己和世界的认知。
精神自由的梦想
“湖北伢”李暐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93年他只身来到北京,在一所艺术院校学习油画。一年后,因不满教条化的教学方式而退学。他一边打各种零工,一边画画,无业游民般的生活让他体验到了种种艰难、焦虑和挣扎,却对他后来艺术观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
上世纪90年代,行为艺术的方式开始被艺术家广泛采用,出现了有名的北京东村行为艺术群体。当时李暐的两个同乡是东村的艺术家,同他们的交往让李暐第一次接触到行为艺术,“他们给我看一些行为艺术作品的照片,相片都很小,只有5寸大,因为没有钱,买不了好相机,拍出来的效果肯定不好,我一看就觉得挺有意思,但还没有触动我。”
后来他偶然看到了一本德国出版的关于行为艺术的书,“当时国内只有一本复印本,看完之后我更加理解了行为艺术,我喜欢身体变成作品的一部分,喜欢现场的感觉。”就这样李暐从1999年开始放弃绘画,转而开始行为艺术创作。
李暐早期的作品有《他不愿这样逝去》、《绿人~红旗》、《透明生态》等等。2000年开始,他使自己的身体突兀地出现在各种场所。最初是他的头会突然出现在觥筹交错的餐桌上, 或者将自己埋入正在挖开重建的柏油路。随后他的头出现在作品《镜子系列》中,他将镜子中间凿出一个刚刚够脑袋穿过的洞,然后举着这面大镜子,出现在重建一新的王府井(15.83, -0.10, -0.63%)、“要想富、修公路”的压路机下缘,出现在米兰、巴黎……世界不同的场景和事件中,从照片上看到的是一个漂浮的脑袋睁着眼睛,凝视着那些被人们忽视的、行将消亡的场景。
一个男人从半空中坠落,头部扎进土壤,就像一颗未爆炸的人体炸弹,这个被刊登在2003年《Flash Art》杂志封面的作品名叫《李暐撞入地球》。“早期作品比较生涩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中国在吸收消化,处在不平稳状态,问题和差异性呈现,那时候我对环境冲击的直接对应思考更多。”李暐说,“餐桌的镜子把饭菜放大成一个社会,镜子里面就是社会,头脑放入到社会里面。后来的‘撞入’是跳开来看,把自己当做从外太空进入地球的状态来思考,再后来就更自由,去飞翔。”
在《飞越系列》中,李暐像鸟儿一样飞过各种场景,时而还有一些惊险奇特的举动。“这是一个精神上自由的梦想,人为什么会有很多欲念,是因为外界给了太多的力,实际上是束缚力的力,我只是借用了地球引力的概念,来代表所有影响人的外在力,比如文化禁锢、经济掠夺等等,怎么冲破这些束缚,有一种更自由的状态,可以去融在天地之间。”
最看重是情感
《华夏时报》:从85美术新潮开始,行为艺术在国内经历了近30年的演变,你经历过的是什么?
李暐:我是比较晚的,真正拿出作品是在1999年,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就有行为艺术尝试,但那时受西方影响更明显一些,东村的存在是中国当代艺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那时开始有自己本土的概念,跟西方开始有一点差别,之前更多是挪用和借用。影像这一块也是这样,以前很多做影像的都画油画,如果把我们归入影像时,他们觉得有行为的影子,现在就很少有影像中带行为的影子,很多艺术院校有摄影专业,出来直接做影像,呈现的东西又不一样。每个时代都有特殊性。
《华夏时报》: 一些在视觉上比较“刺激”的行为艺术作品,不仅在圈内,同时在社会上也引起过很多争议,你怎么看?
李暐: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4年之前,对行为艺术的理解和传播挺多,那时有一个问题,就是和行为艺术家之间真正的交流很少,没有真正谈到行为在艺术中究竟是什么概念,当然那时也有不少行为做得比较特殊,存在很多争议。我做行为更多的是要去做我自己,这个最重要,其他事情跟我没关系。
《华夏时报》:对于行为艺术的判断一直有争议,比如行为艺术家谢德庆说他的一生就是作品,你持什么看法?
李暐:博伊斯、谢德庆他们都很独特,能建立自己的体系,他们可以成立行为艺术,是因为在他们的艺术建构之下,不管谢德庆怎么做,怎么宣扬,我看重的是他在进入他的体系,他在说生活就是艺术。
我现在不太去想行为艺术的概念,我在意完整的体系。艺术的意义在于你的艺术思想可能为人类带来一点点影响力,很多人问我是不是行为艺术家,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作品拿出来让观者有些感触,可以从里面找到他们的话语,去对应,这对我来说就有意义,它是行为还是影像,或者二者的统一体,不用去纠结。
《华夏时报》:你作品的想法来自于什么?
李暐:什么都在影响我,看得最重的是情感,人真正活得有意思是因为情感的丰富,生活里有丰富的情感,所有这些都变成我的创作元素。我每天有60%的时间上网,艺术不能脱离时代存在,它就是你的源泉,但我不会去直接谈热点问题。有的人问我作品是否涉及政治,西方人对此很敏感,我跟他们说我在意的是文化,一个大概念,不是简单的政治概念,是回到人本体,关注精神状态和内心。
《华夏时报》:你的行为艺术摄影作品为什么大多数都收藏在海外?
李暐:这一类影像作品的收藏市场都是建立在海外,国内的人觉得大家用手机都可以拍,干吗要买你的东西,他不知道买的是艺术家的思想,这是一个时间问题,现在已经有一些国内收藏者和机构慢慢介入。大家说现在国内的藏家更多是商业和投资目的,这跟现在中国的状态有关系,本身资本还在一个积累期,到了第二代开始思考资本之外的东西了,现在有些私人美术馆已经开始愿意做一些当代艺术建构的事情。(记者 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