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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公元1018年,契丹皇族里充满了淡淡的忧伤。备受宠爱的陈国公主,在18岁时,突然病逝,留下无数哀思。
这位年轻公主,是萧太后与辽景宗的孙女、耶律隆庆的女儿。她幼而聪辩,长乃柔闲,兰仪秀出,动发英华,在闺阁皇宫中,曾备获荣宠,数次晋封,刚开始被 封为太平公主,后又晋封为越国公主。16岁时,年轻的公主下嫁驸马萧绍矩,郎才女貌的故事再次上演。萧是当时齐天皇后的兄长,位高权重,而这桩圆满的婚姻 也曾被无数人祝福。
但是,好景不长。2年之后,18岁的公主突然病逝,36岁的驸马也在不久后驾鹤,两人病逝原因成谜,多被认为因病所致,因此,其后被追封为“陈国公主”的谥号,也引得唏嘘嗟叹。
时光回转,一千年以后的1985年6月,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的小村庄——斯布格图,村民们在修建水库时突然发现了这位年轻公主和驸马的合葬墓。而随着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的精心发掘,沉睡了近千年的珍贵文物揭示了契丹公主的繁华生活。
黄金面具与鎏金银冠
当墓室被开启时,展现在考古队员眼前的是一座由墓道、天井、前室、东西耳室和后室6个部分组成的砖砌多室墓。主室内紧贴砖壁有赤柏松制成的木护壁,直 达墓顶。主室正北壁地面上有砖砌尸床,尸床前有砖砌长方形供台。尸床和供台的东、西、南三面有雕刻的16个壶门,装饰讲究。
陈国公主平卧在尸床左侧,驸马则躺在右侧,二人穿金戴银。整个墓室金碧辉煌,而这,也是考古界第一次看到契丹皇族豪华奢侈的墓葬全貌。
陈国公主与驸马全身穿有银丝网衣,头戴金冠,面覆金面具,头枕金花银枕,脚穿鎏金银靴,腰系金银蹀躞带,并佩戴琥珀耳坠、璎珞,珍珠项链,金戒指、金钏等饰物和玉、玛瑙、琥珀、水晶佩饰。
其中,“黄金面具”堪称是墓葬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随葬品。公主和驸马的面具不同于以往辽墓出土的或铜质或银质或鎏金的面具,而是纯金打制,并且眼、耳、 口、鼻均不开缝,不穿孔,是按照公主与驸马的脸型精心制作而成,造型生动,神态各异。从面具看,公主丰润舒展,显示出青春女性特有的柔美;驸马颧骨微突, 面庞清瘦,刚毅而沉稳。面具与银丝网络、鎏金银冠、鎏金银靴形成整体,穿着在公主与驸马身上,胸前及腰间配有大量的金、银、玉、琥珀等饰件。翻阅史料可以 发现,契丹贵族死后有“以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的丧葬习俗。据说佩戴这种面具,可以防止尸体腐朽,让后人永远铭记死者生前的容颜。
除了黄金面具以外,两顶鎏金银冠静静地在公主和驸马头部放置着。公主的银冠呈高筒式,圆顶两侧有对称的立翅高于冠顶。其实,高翅冠是契丹贵族妇女广泛 流行的一种冠饰。这件银冠用鎏金薄银片分片锤击成各部位的形状,并用细银丝缝缀加固而成。冠顶圆形,两侧立翅高耸,看起来很像鸟飞翔时展开的双翅,冠正面 和两侧立翅镂空并錾刻火焰宝珠、凤鸟和云纹等花纹,冠顶缀饰道教元始天尊像。头顶花冠,高髻长须,宽袖长袍,盘膝坐于莲花之上,后背像光边缘饰9朵灵芝。
元始天尊是道教的最高尊神,被称为“主持天界之祖”。契丹人受到中原道教影响开始信奉道教,公主的伯父和叔父都是虔诚的道教信徒。而此冠以道教为饰反映了道教在契丹皇族中的传播。
与公主冠相对应,驸马的银冠先是用镂雕錾刻花纹,然后用细银丝缀合成冠整体,其重587克,由16片鎏金银片重叠组合而成。冠的正面缀有圆形饰22 个,上面錾刻凤、鸟、鹦鹉、鸿雁、火焰和花卉等。冠正面最下面的银片錾刻一长髯道教人物,身着长袍,头戴花冠,人物上方为仙鹤和流云,下方有龟。
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级别最高的契丹贵族殡葬服饰,而采用金属面具和金属网衣,则是契丹族所特有的葬俗。
故事背后的融合与猜想
除了黄金的大量使用,在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中,大量珠宝、玉器、琥珀的出土也呈现了契丹民俗。
其中,陈国公主与驸马胸部各佩戴一串琥珀璎珞,是用数百颗琥珀珠与数件琥珀浮雕饰件由细银丝穿缀而成。其中一组周长113厘米,一组周长159厘米。 璎珞由两部分组成,一组由5串257颗琥珀珠和5件琥珀浮雕饰件、2件素面琥珀饰件以细银丝相间穿缀而成,另一组由60颗琥珀珠和7件琥珀浮雕饰件、2件 素面琥珀饰件以细银丝相间穿缀而成。
而一组2件双凤纹蟠龙纹琥珀握手,出土时则分别握在公主和驸马手中,是象征财富和权力之物。琥珀通常不为中原王朝所采用,在契丹却备受推崇。契丹人认为,琥珀具有定魂魄的作用,以琥珀握手随葬,反映了契丹人灵魂不灭的信仰。
与此同时,8件蚕蛹形琥珀佩饰的出土,则说明契丹人深受汉文化生死观的影响。蚕一生四变,几眠几起犹如人的生命阶段。卵为生命源头,蛹是生命终结,而蛹化蝶而飞,则是古人所追寻的死后灵魂的去向。
除琥珀外,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玉器种类也较为丰富。依据功能和用途之异同,可初步划分为装饰用玉、玉器皿、文房用玉和习俗用玉四类。其中,包括工具形组 玉佩1组7件;动物形组玉佩1组6件;龙、凤、鱼形组玉佩1组6件,玉銙丝鞓蹀躞带1条38件,方形白玉带銙11件,圭形青白玉带饰8件,桃形白玉、青白 玉带饰18件;玉銙银带1条16件等等,反映了辽代玉器的造型题材丰富,文化内涵多元;至少受到中原汉文化、佛教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当然,也有的 学者认为,契丹文化“蕴含中原文化、草原文化、佛教文化等诸多成分”,辽代玉器在造型上充分体现了这种文化特色。
除此以外,陈国公主墓中随葬出土了两套完整马具。虽非实用之物,但形制大小与实用马具相同。此外还出土了随葬木弓、木弓囊、银刀、铁刀、刺鹅银锥和驾 鹰之物玉臂鞴等畋猎工具和用物等,反映出契丹族特有的社会生活习惯。契丹族早期以游牧经济为主,是活跃于马背上的北方骑马民族之一。圣宗以后,契丹社会虽 然基本完成封建化进程,逐渐汉化,结束了“转涉随时,车马为家”的游猎生活,转入定居生活,但仍保留着本民族传统游猎生活习俗,不废鞍马骑射,保持尚武之 风,故有四时捺钵制度,列为国之礼仪常典。
与此同时,从陈国公主墓中出土7件精美的玻璃器,均来自中亚地区。其中一个乳钉纹玻璃瓶,高17厘米,通体无色透明,花式镂空把手用玻璃条堆砌而成,可知当时的工匠已经充分利用了玻璃熔液在温度下降时由软变硬的特点,逐步堆砌成镂空状而制成的。
乳钉纹是八世纪至十世纪埃及和叙利亚等国的常见纹饰。这种器皿可能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辽国的伊斯兰玻璃容器。出土于陈国公主墓的乳钉纹高颈玻璃瓶的装饰手法与科威特国家博物馆藏品中一件玻璃瓶相似。刻花高颈玻璃瓶与美国洛杉矶汉斯收藏的一件刻花瓶相似。
以上各式玻璃器皿,产地虽不一致,但是主要的是出产于伊朗一带,所以,这至少可以说明,辽朝与其他国家、部落,以及远在西域或中亚、西亚的一些国家,也都建立了贸易关系。(伊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