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去年开始，国博的策展团队就开始酝酿和研究展览方案，启动策展工作。抗战是一个宏大而深邃的主题，有着无比丰富的内容。在横向方面，还要考虑在“70周年”这一特别的年份里，与其他馆的关系问题，如何做出特色和影响，如何表现国博的水平和特色，是需要反复考虑和仔细斟酌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博物馆来说，要把展览做好，首先需要去仔细而深入地研究馆藏，这对于有着120万件馆藏文物的国博更为重要。要办好展览，还要研究抗战中的许多问题，使之在呈现历史的过程中反映与历史相关的深刻的学术问题。国博已经有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去年又举办过“正义的胜利——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 75周年”专题展览，所以，几经考虑和综合权衡，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展览最终确定在 “抗战与文艺”这个主题上，同时将全部利用馆藏作为本次展览的一个重要特色。这是在深入研究馆藏特点的基础上提出的策展思路，既区别于过往，又有别于同时期其他馆的纪念展。当然，这一充分利用馆藏的整体方案，既有它鲜明的特点，也有它的局限，这就是所有展品全部为馆藏，不向外面借一件作品，表现了作为国家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馆藏方面累积的成果，但不免在某些方面存在馆藏不足的问题，如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文物等。

　　展览用“文艺与抗战”的关系所构成的文物群，展现了抗战中文艺和文艺家为抗战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共有1109件（套）文物参加了展览，其中有 700件（套）作品首次展出。通过五个具体的展览构成了一个系列，其中的相互关联以及各自的特色，都再现了抗战中不同地区、不同时段、不同艺术形式的历史。而在展览的整体设计上也是相互辉映，将丰富性的特质用展陈的艺术语言表现出来，体现了“历史与艺术并重”的精彩。

　　进入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国家一级文物——悬在人们头顶上的降落伞——它是为了庆祝中共七大的召开，在缴获日本飞机的降落伞上所画的献给中共七大的礼物。这里面既有八路军的战绩，又有八路军的官兵祝贺中共七大的心情。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看到本次展览与以往的不同之处：这就是在“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了馆藏文物的优长。这些历史文物，每一件都有一段曲直而动人的故事，都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如果把其中的每一件作品都拿出来解读的话，那有可能都是一个个重要的课题。

　　比如说，1945年邓颖超代表周恩来赠送柳亚子的8幅延安木刻窗花，可以从中去追寻许多问题。为什么邓颖超代表周恩来赠送给柳亚子？为什么送的是延安的木刻窗花，而不是民间的剪纸窗花？为什么木刻窗花能够成为表现延安特色的一个重要品种？如此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近代中国艺术史上值得研究的课题，尤其是延安以来革命美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对象。为了形象而多维地反映抗战文艺，在本次展览中还滚动播放了杨虎城将军家属捐赠的1933年杨虎城将军在西安阅兵的纪录片，以及反映延安文艺生活、中共七大召开的纪录片。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129师美术工作者将抗日战绩以及祝贺庆祝七大召开的内容画于1939 年10月击落日军战机所缴获的降落伞上，成为抗战时期最特殊的馆藏一级文物。还有著名画家蒋兆和在抗日前线所画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总指挥蒋光鼐将军油画像，这是蒋光鼐将军子女捐赠给国博的重要作品。众所周知，蒋兆和先生以画水墨画而著名，在抗战时期创作了像《流民图》这样的在20世纪美术史上的重要作品，而存世的蒋兆和先生的油画作品屈指可数，《蒋光鼐将军像》这件作品可以说是他油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木刻是抗战文艺中最具特色的品类，“抗战木刻展”展出了以延安木刻工作团为主的作品，以及有关的文献、文物，一共有146件（套），首次展出的有51件（套），反映了抗战时期延安美术工作者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指引下，用最简单的工具，最容易取得的材料，以木刻的手法创作了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版画、连环画以及报头和报刊插图，走出了一条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艺术道路。其中，除胡一川、彦涵、石鲁、杨廷宾等鲁艺木刻工作团的画家创作的经典木刻版画外，还有朱德赠送给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莫里斯·沃陶的八路军木刻宣传画，美军驻延安联络组收集的《鲁艺木刻选》，毛泽东、凯丰邀请胡一川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请柬，李公朴收藏的木刻印版《读书》，彭德怀为谢赠信念画致鲁艺木刻工作团的信，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召开的“敌后木刻观摩会”会议记录手稿等珍贵文物。徐悲鸿先生对于延安木刻的高度赞扬，反映了当时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社会对于木刻的整体印象和整体评价。所以，1945年11月，留住重庆的中共代表团长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社接见了漫画家和版画家的代表，这些版画家是王琦、汪刃锋、刘健等。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号召木刻家要把木刻运动从城市扩大到农村、工厂，并重视连环画、木刻的创作，周恩来的讲话对于此后木刻运动的走向以及木刻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系列展把“抗战木刻展”单独列出来作为一个独立展览的原因以及学术的背景。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馆藏文物系列展，通过五个展览以1100多件历史文物和美术摄影作品以及历史照片、历史资料等，多角度全方位地再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为武器，在抗战期间所发挥的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以及为抗战的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展览可以让公众更加了解，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革命根据地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共产党文艺事业的发展以及文艺队伍的壮大，对于研究20世纪的文艺发展、变化以及对新中国文艺发展的影响，都提供了最为直接的重要史料和最能说明问题的论证。这一大型系列展览的举办，也检阅了国家博物馆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60余年间在革命文物的征集、收藏、保管、研究方面的成果，表现了国家博物馆在研究利用馆藏文物方面的不懈努力，还表现了国家博物馆在“历史与艺术并重”这一新的发展定位下，在展览策划方面的长足之进。更见证了国家博物馆在革命文物征集、收藏具体工作中的担当与自觉。（陈履生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责任编辑: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