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是他们的少年或青年时代，是他们成长的年代。他们上山,下乡,写诗,打架,玩文艺,闹革命……70年代的经历奠定了每一个人最初的价值观，甚至决定了人们一生的选择，也造就了一个特殊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苦闷，闲散，绝望，乏味，同时又富有激情，渴望自由渴望表达。他们一般是自学,读书和写作是本能的需要，知识多来自于禁书，70年代的文学和绘画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和心境中慢慢生发出来的。他们是具有独立精神和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群体。生命是不可预期的，他们中很多人后来都非常有成就，成了诗人，学者、作家、艺术家，但当时是想不到的，他们的成长经验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展览不是简单的回忆过去，而是历史在当下的意义。

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书写着自己的历史，但历史和人一样都是选择性记忆，每个人心中的历史，每个时代书写的历史都会不同，所以历史和人生都是考古学，它需要不断的挖掘，呈现，才会更加接近真实。从收集到来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或猜想到，每张模糊的小照片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人生故事，同一个时代，形态各异的人生，丰富多彩的青春。那些稚嫩的脸是多么鲜活和生动。希望能通过照片挖掘出这些不为人所知的人生故事。也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这个活动，随时提供你们能找到的照片或其他资料。

此次展览涉及的内容包括知青记忆，白洋淀诗群和北京文化沙龙，无名画会、星星画会，民刊《今天》等，那是70年代特有的风景。当生命以回放的方式呈现时，结局突然变的不重要了，过程才是最有意义的。历史是复杂的，一定有不同观点的学者，亲历者，观众，期待大家参与讨论，批评，指正。

感谢诗人霜子的积极推动，感谢为此次展览提供作品,史料和文章的学者，艺术家，好朋友，没有你们的支持无法完成这个展览。

最后感谢在这个无趣的时代，活着一群有趣的人。

不管人们以什么方式度过自己的生命，青春如此令人感动，如克茹亚克所说：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016．3．11于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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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展者的话：

芒克于玉渊潭公园

芒克

“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

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

“伟大的土地呵，你激起了我的激情”

李银河1971年在内蒙兵团

李银河

在我刚从内蒙回到北京时，心中常常感到惶惑，仿佛失落了什么，并且为失落的东西而隐隐发痛。我感到心中一些最美好的东西被毁掉了，丧失了。这种感觉使人痛苦，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种后悔的感觉。这是一种离开童年进入成年的感觉。虽然心中那些脆弱的真善美被现实中强横的假恶丑掩埋了，驱散了，但是我并不后悔，心里反而觉得比以前更踏实了，更成熟了，更有力量了。从这段磨难以后，没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不能忍受；没有什么样的苦难我不能承受；没有什么人能使我再轻易地相信什么。

刘索拉提供70年代照片1

刘索拉提供70年代照片2

刘索拉

讲哪篇呢？那么多愉快的白天，那么多烦闷的下午，那么多苦恼的夜晚－属于年青人的一切曾经都属于我。我扯下一片草叶，它的身上画满了细纹。这是它童年的标志吗？也许在那花纹上，留着它的泪痕和欢笑，但是它没有讲出来，静悄悄地随风飘走了...

张郎郎1977年12月31日出狱，与父母的合影

张郎郎

我的七十年代，就是在与世隔绝井底的一洼之水里，和其他几个更小的青蛙，一起聒噪。不知道那算不算七十年代文化潜流，不知道那算不算文学。对我们来说，算什么都不重要。这些微小聒噪喜悦，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漫长的铁窗生涯。

七十年代，是我生命宁静的地平线。

1974年诗人霜子

霜子

在很长的时间里，在精神和物质同样匮乏的年代里，书对我们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人们在生活和实践中认识世界，而我们却是从书中认识的生活和世界，然后才进入生活，进入这个和我们的想象完全背道而驰的世界——这个我们至今不肯接受的现实。所以人们在追忆和探讨七十年代，想从中发现这个时代的意义，而我们似乎从没有从七十年代中真正走出，我们自身就属于七十年代，不管人们今天对它如何评价，那是我们的青春岁月，凝结在琥珀中的年月。

白洋淀诗人岳重 70年代在白洋淀

岳重

雪，不是白色的，它只是没有颜色。

诗人多多在70年代

多多

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恢理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

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因此，我除了把那个时代叙述出来，别无他法。

1975 史习习，张伟，韦海，马可鲁北戴河合影

马可鲁

每每想起那个时代，似乎依然离得太近，因为柔情与苦恼依然存在。不记得是谁曾说过：“在一生的薄暮时分很难想起和理解它的清晨……光线是不断变化的，对所见事物的理解也不断变化着的。”我始终无法用轻松惬意的口吻谈论过去的那个年代，玩世主义、调侃的姿态也只有六十年代后出生的人们可以做到。

1978年严力自拍照

严力

那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法国女留学生在画展上说要买我的一张参展作品，当时我就楞在那里，因为不知道画还可以卖，就赶紧问其他的星星成员，有人说该卖多少钱以及会不会违法？有人说这价格怎么也要一个月的工资吧，最后，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以物换物，我说我没有相机，很想有一个相机，如果可以就换一个相机。于是这个留学生就在周末去了香港买相机，回来与我进行了交换，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用这个相机后来拍了不少照片。

“星星”事件在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对于中国美术界形成的冲击，意义深远。1980年8月，第二届“星星画展”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展出，距露天展仅不到一年的时间。

鲁燕生七十年代早期的照片

鲁燕生

文革开始时，我们的父母受到迫害。当时由于学校长期停课，我们受到的正规教育不多。由于文革，才有了文艺沙龙，我们因此有机会与具有相似的社会阶层，家庭境遇，价值观和兴趣的朋友们的交往和进行文化活动。由于这个小圈子的成员的特殊性，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当时一般人接触不到的书,，画册，音乐。我们开始尝试用艺术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反抗，愤怒，思想和期望。我们在一起阅读，写诗，唱歌，画画，思索和讨论，以这种特别的方式进行着自己的启蒙教育。虽然我们永远都能够感受到政治压迫的恐惧，但是也正是在这样的恐惧之中，我们才学会了思考，怀疑和抗争。学会了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世界。

1969年，吉林省扶余县新民公社东风大队第五生产队（横岗子屯）北京知青王汝烨和同学们在居住的房子前

王汝烨

对不定人生的等待很是折磨人。我们的坚韧，耐心都受到考验。我在有闲时读诗以寄托心志。心怀希望的时候，我爱读“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情绪低落的时候我爱读“此身谁料，心在天山，身老仓州！”失望之极我最爱的却是郑板桥：“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

十多年后，我得到硕士学位进大学教书，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兴奋之余，却有一种陌生而模糊的感觉袭来。逐渐把这种感觉梳理清楚后，我发现这是多年以来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忽然消失带来的一种失落感。我可以清楚看到前面的每一步，讲师，教授，直至退休。这种生活中的转折，这种忽然降临的一眼看到尽头的前途，反倒让我感到很不习惯，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谁想命运的安排并不如此简单，实际上前面的曲折还多，但那是后话。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前面的生活再次变得简单明确时，当年的恐惧没有了，却多了一种对年轻人有时间面对不定人生的羡慕。

70年代的徐浩渊..

徐浩渊

至今想起那些永远遗失的美丽诗句，我依然难过。那是一代少年人在急风暴雨中挣扎时候的心灵绝唱啊。

李之林和宫小吉 1974年在中关村

宫小吉北京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对于我和一些朋友来说，主要的吸引力就是北京是文化中心。这个中心不在文化部，不在中央乐团，更不在那些电影厂，那些地方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对我们来说，文化中心就在铁四鲁家。在铁四鲁家经常聚集着文化青年，人们可以谈论书籍，也可以拿出自己的作品给别人看。这些作品如果让文化管理部门知道，我们就大难临头。只有铁四这个小单元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给人看。而且有人看。而且还能得到批评，讨论。

1971年鲁晓芹在黑龙江宝清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