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百多年前，一家名为“朵云轩”的笺扇商号在上海河南路上开张。“朵云”是书信旧时的雅称，店如其名，商号所经营的业务极尽江南文士之风流，奉行“新裁别出，精益加精”之宗旨，制售各色名笺、名扇和文房用品。朵云轩自创立起就从事信笺、画笺的木版水印印制，技艺传承至今，就有了开头朵云轩木版水印室中如今每日上演的场景。

　　木版水印源于雕版印刷术，可以追溯到隋唐时代，宋元时多用于书籍插图印刷，到了明末，胡正言的十竹斋创造出“饾版”、“拱花”等复杂工艺，木版水印更臻丰富精妙。“饾”为堆叠之意，“饾版”术即彩色套版套印技艺，即按画稿上的不同色彩雕制成不同模版，再对照原作，给各块版上色依次进行套印或叠印。

　　利用“饾版”术复制水墨画可以达到乱真的境界，因此木版水印作品素有“次真迹一等”的美誉。这项技艺不仅是保存传世名作的手段，普通人也因此可以欣赏和收藏国画大师们的杰作。朵云轩是国内最大的木版水印机构之一，另一家是北京琉璃坊的荣宝斋，有“南朵北荣”之谓。

钱松岩《爱晚亭》木版水印

　　林玉晴是现在水印室资历最长的师傅，也是“朵云轩木版水印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做水印已经四十多个年头，2008年退休后仍被返聘回来带徒弟。她曾听单位的老师傅讲起一桩轶事。当年，画家钱松岩(1899~1985)得知朵云轩想要复制他的水墨画《爱晚亭》，欣然出借原稿。复制完成后在朵云轩的商铺里售卖，钱松岩竟上门兴师问罪，说“人家告诉我你们把我的画卖掉了!”工作人员解释无果，拿出悉心保存的原稿给他看才平息了风波，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甚至觉得木版水印好过原作。

　　为什么木版水印无法被机器印刷替代

　　画家本人的不吝称赞是对木版水印这项工艺的肯定，背后是木版水印技师们经年累月磨砺出的手艺和无限的耐心细致。傅雷在1960年写给傅聪的家书中说：“木刻水印在一切复制技术中最接近原作，工本浩大，望珍视之。”

宋人《消夏图》木版水印，纵24.5cm，宽15.7cm。

印制宋人《消夏图》的66块饾版。

　　木版水印的三道工序(如果细分则有三十多道)，勾描、雕版、水印，对技术都有极高的要求，通常由不同的人承担，而每面对一幅新的作品，需要的技术在细节上都会有所不同，所以哪怕一辈子专攻其中一项，在职业生涯的尽头也仍需不断学习。印制一幅画作的整个过程耗时极长，少则几月，多则数年。朵云轩上世纪50年代末印制的小尺幅作品《宋人消夏图》，纵24.5厘米，宽15.7厘米，分版就达66块之多，套印数百次;2010年完成的献礼世博之作《群仙祝寿图》挑战了木版水印有史以来的最大尺幅，并首次采用金笺纸这一材质，作品总宽720厘米，高206.8厘米，分版超过2000块，制作历时8年之久。

　　“镂像于木印之素纸”的木版水印被称为印刷术的“活化石”，意指其数百年来无论工具或技法都仍与古代印刷如出一辙。时至今日，木版水印的基本工具仍由技师亲自制作，并通过口传心授，代代相传。譬如水印所用的棕刷、棕耙，雕版所用的拳刀、圆刀等等皆是如此。但作为一门技艺，木版水印又从诞生之始就有着顺应时俗的韧性。明人李克恭在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序言中指出木版水印的第一要义，即“画须大雅，又入时眸”，朵云轩在复制画作时，也都会选择艺术造诣突出，又符合当代人审美的作品，因此木版水印又有着穿透时光的现代魅力。

　　然而，作为一门纯手工技艺，木版水印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工，在用料方面也十分考究，成本居高难下。为最大程度还原原作，选用原作所采用的绢、宣纸、高丽纸等材质，以传统的国画颜料和有一定年份的油烟墨、松烟墨进行印刷。不仅如此，由于木制雕版容易磨损，一套版至多也只能印百余份，与追求效益的现代生产方式完全背道而驰。另一方面，除了少数在收藏市场上被争相竞逐的名作，大多数木版水印作品的售价并不高，甚至与机器印刷的高仿品无异。

朵云轩木版水印中心主任郑名川。本文人物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李丹摄。

　　朵云轩木版水印中心主任郑名川是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的70后，2000年大学毕业就入了行，专攻勾描，《群仙祝寿图》的摹稿就出自他之手。2008年非遗申请成功的时候，纪实频道曾为朵云轩木版水印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郑名川始终记得里面的一句旁白：“木版水印看价格就像一群大厨辛辛苦苦做了一桌菜，最后卖了个盒饭价。”

　　无可否认的是，随着技术革新，现代印刷品在图像层面的准确度也许会胜过木版水印。并且，木版水印的受众范围很小，事实上，听说过这种工艺的人都很少，何况不论用于收藏还是装饰，艺术爱好者们都有非常丰富的其他选项。如果不是人们文化传承的自觉，木版水印技艺或许会在市场竞争中淘汰、消亡。

　　但是，手工制造有着机器生产无法替代的东西。郑名川认为，翁同龢后人、著名收藏家翁万戈对木版水印的评价十分中肯，翁万戈说，现代印刷品印得再好也是印刷品，但木版水印的作品还是美术品。木版水印的最大优点是水墨、色彩可以渗透到纸背，这是油墨浮于表面的机器印刷无法做到的，传统材料的采用使得木版水印作品能够保存的时间更久远。更重要的是，其中所包含的人的情感和温度，让水墨画难以捕捉的神韵得以灵动再现。

　　林玉晴和她的四十年水印生涯

　　尽管完成的木版水印作品上不会留下技师们的姓名，但是他们的价值却会融入作品之中：专业的收藏家们会知道荣宝斋或是朵云轩的某一幅画印过几次，哪一次印得最好，不同批次的作品在拍卖时的价格有时相去甚远。而要成为一名手艺精湛的木版水印师，需要付出的努力是难以估量的。

林玉晴正在印制张大千的写意画《泼彩山水》

　　林玉晴眼下正在印制的是张大千的写意画《泼彩山水》，采用高丽纸，分60多块版，每一块版要重复印好几次，完成需要大半年的时间。“这种很厚重的色彩画家是用一小碗一小碗的颜料直接倒在画纸上的，我们没法这样做，所以要一层一层反复地印，做出层次感，很费时”，她一边介绍，手上的动作却没有放慢。每印完一块版，还要用蘸水的毛笔将木版的轮廓留下的印口跟画面衔接起来。因为画幅大，需要从早到晚站着工作，但经过了四十多年的水印生涯，她已经习以为常，并不感到十分吃力。

　　水印的技巧说起来似乎并不复杂，用棕刷、毛笔把水墨和颜色掸刷在刻好的木版上，将画纸覆盖其上，以棕耙砑印，如此往复成千上百次，最终叠印出肖似原画的作品。但实际上，看似简单的几个步骤中玄机密布：每一次套版时手工固定的位置都要非常精准，每一次拉开纸张时的力度和方向都要做到完全一致，任何的失误都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掸色、砑印的手法、色彩的运用、水分的控制处处都是学问。因此，即使是刻得上佳的木版，不同的水印师傅印出来效果都不一样，而且并不仅仅是熟练与否的差别。

　　林玉晴1972年参加工作的时候还只有18岁，梳着两个大辫子。因为姐姐去了黑龙江农村插队，爸爸去了贵州，她得以留在上海，被分配到朵云轩的木版水印室从事水印工作。

　　“刚开始是三年学徒，不好谈恋爱，不好请假，工资第一年十七块八毛，第二年十九块八毛，第三年二十一，三年才能满师。如果中间谈恋爱，领导要找你谈话延长半年，甚至于开除。那时候环境也很苦，冬天天气冷，要生火炉，一个房间生三个炉子，一天下来鼻子里都是煤灰。头顶上四个喷雾器从早到晚在上面转，房间里像澡堂子一样，云雾缭绕。” 回忆起四十多年的往事，她十分感慨，仿佛旧日光景就在眼前。

　　从刚进单位开始，林玉晴就是当年那批水印师中的佼佼者，四十年光阴流转，如今还在印画的只有她一个人了。“每个人对画面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有天赋的成分，一定要有悟性”，林玉晴说。她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会在下班后自己学习书法、画画，她认为这对提高水印技艺很重要，“不一定要画得一模一样，但至少每个画家的特点、他用笔的基本方法要理解，画稿的来龙去脉、层次感，关关节节都要搞清楚。只有看清楚了，才能在版子上做出来。”她还庆幸自己那一代师父多，工作中只要有心就可以学到各个老师傅的长处。现在，水印的工作环境比起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她每日所做的就是尽己所能把毕生经验传授给年轻的徒弟们。

　　林玉晴自始至终都觉得做水印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像在版子上作画，尤其是印写意画时，十分轻松惬意。一张画完成如果出来的效果好，那种快乐的心情更是难以言喻。水印和技师的心情和身体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心情好的时候做出来的东西很活，身体不好的时候印出来是没有灵气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说话间也总是带着温和的笑意，快乐显然不仅是她工作的秘诀，也俨然成为了她人生的底色。

　　“因为喜欢，也就做了一辈子。” 林玉晴轻描淡写地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工作，就像在陈述一个平平无奇的事实。

　　木版水印室的年轻人们

　　林玉晴是朵云轩的木版水印中心硕果仅存的50后，另外还有几位60后、70后的大师傅承担较为精难的雕制、印制工作，而近几年，80后、90后的年轻技师逐渐占了多数。对于在计划经济年代参加工作的那代人来说，坚守岗位直至退休或许并不少见。然而，在充满了喧嚣与躁动、到处是诱惑和选择的当下，选择进入这个行业的是一群怎样的年轻人?他们又能否将木版水印这样一门古老而寂寞的技艺作为终身事业?

90后水印师陈婕

　　陈婕是林玉晴带的其中一个徒弟，是个90后，但已经有8年的工作经验，是年轻一代的水印师中入行最早的。她参与过《群仙祝寿图》的印制，现在大多数时候已经可以独当一面。2007年的时候，她因为老师的推荐过来实习，那时候的水印室除了林师傅还有很多老师傅，做活的时候感觉像手工劳动课，觉得蛮有趣的。“本来快高考了，我当时冒出个念头，想着为什么别人都上大学我就也非得上大学呢，上完大学不还是要找工作吗，结果就直接留下来工作了。”工作后意识到艺术功底的紧要，她还是利用业余时间，先读了书法专科，又学了国画。陈婕觉得这份工作虽然有时候有些枯燥，可每次印新的画又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表面重复单一内里却又充盈着新鲜感。

　　她开玩笑说自从做了这份工作，自己现在已经跟社会脱节，跟一般的90后完全没有了共同语言。爱好也变得像老年人一样，喜欢去早上五点半开始摆摊的古玩早市，还有就是去看画展。朵云轩印的木版水印作品时常会被借去展览，她有时间都会去看，因为那些画“在水印台上和装裱好了以后挂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

　　去年，她特地请假跑去故宫看人气爆棚的“石渠宝笈”特展，每天排很长很长的队进馆，“我本来是想去看我们这边印的《写生蛱蝶图》，年代久了画总归会有点斑驳，看到的印刷品会有一点失真，比如蝴蝶翅膀上的纹理，淡一点的颜色可能看不出来了，看到真迹观察仔细的话就可以看出来到底有没有那一笔。”不巧的是，她去的时候正好遇上展品更替，“这幅画前一天撤掉了，就差一天。”

朵云轩木版水印中心“传习室”

　　国画专业出身的孔妮延自2007年大学毕业就开始从事勾描，现在已有9年工作经验，朵云轩新近的代表性作品赵昌《写生蛱蝶图》就是她勾的。不算图章，这幅纵27.7厘米、横91厘米的手卷共分了114块版，分版、勾描用了两个多月，勾、刻、印整个周期耗时两年。分版的基本原则是一色一版，由于画面中的蛱蝶色彩丰富，又要纤毫毕现地模仿原作的笔触、深浅，一只小小的蝴蝶就分了15块版。

　　早年，勾描师会先用透明玻璃纸覆在原作上面描摹，然后再把雁皮纸覆在玻璃纸上摹。因为市场经济的作用，现在的名画全都价值连城，已经几乎不可能借出来了，所以现在一般直接将雁皮纸覆在复制品上面摹。雁皮纸是一种半生熟的宣纸，是最适宜用于勾描的纸张，现在市面上已经无法买到，孔妮延刚工作的时候计算过，朵云轩库存的雁皮纸足够用到她退休。

　　孔妮延说，勾描的最大难点在于重现原作的笔法，要做到形准、神像，如果不懂画理是摹不来的。除了国画基础和线条功夫，还必须对书法、篆刻有深刻的理解，“摹印章首先要理解书法的起笔运笔，和每一笔之间的衔接，有些线条的变化是因为刻章的刀法导致的，所以也需要懂篆刻。”仅仅是在《写生蛱蝶图》这一幅画上，就有39枚不同年代、字体的印章。

　　在孔妮延看来，勾描这份工作对于一个以国画为志业的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通过长期描摹名作，不仅可以练习线条功夫，并且可以反复去领悟古代名作。“越是优秀的国画家，他的临摹往往是贯穿一生的。”

80后雕版师王东巧正在刻版

　　王东巧在大学里学的是版画专业，毕业后的前三年在杭州学雕版，来朵云轩专攻木版水印的雕版步骤也是第三年，目前还在刻信笺的阶段。勾描控制的是笔，水印控制的是水墨、颜料，雕版控制的则是各式刀具。雕版师的工作就是要把勾描好的稿子原模原样地刻出来，把勾好的雁皮纸用浆糊反贴到梨木版上，通过揉搓去除纸质纤维令墨色更清晰地显现出来，等待阴干，接下来就是纯粹的手头功夫了。

　　要做到“运刀如笔”绝非易事，而勾描的时候画出一根细线条只需一笔，刻的时候却需要在原本就细如发丝的长线条两侧各拉一刀，让线条凸现出来，并且必须在刻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线条的弧度和变化，否则刻出的线条就会显得呆板。王东巧现在已经可以十分自如地刻画细线条，但她自承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技术水平，未来还有很多难关要攻克，所以并不会对这份工作感到厌倦。要接手像《写生蛱蝶图》这样高难度的作品，至少需要十年不间断的练习。

　　其实，木版水印室的这群年轻人性格旨趣各异，投身木版水印的机缘也并不相同，但无一例外都以虔敬的心情传承着这门技艺。用“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职人精神来形容他们身上闪现的光芒，或许有些言之过早。但是，他们认真、执着、从容地从事着手中的工作，并日复一日不断钻研，努力做到最好，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匠心吧。（记者朱凡）

　　附：朵云轩木版水印作品：任伯年《群仙祝寿图》、赵昌《写生蛱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