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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正在浙江美术馆举办的“真山难老——傅山作品展”(6月30日~7月30日),不仅展示了66件(组)傅山作品,更志在带领观众穿过三百多年岁月的烟云,领略傅山强悍不屈的生命张力和艺术精神,进而通过一个王朝的背影去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
山在那里。是的,“山”在那里。
今夏,“山”在西子湖畔,“山”在浙江美术馆。
这是一座“真山”,一座在中国书法史上、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奇崛耸立的伟岸之山。当66件(组)傅山真迹7月1日陈列于浙江美术馆三大展厅之后,观众人气爆棚,观者络绎不绝,有的几乎每天都来,有的面对一件作品细细玩味半天,有的专程从上海、江苏、安徽等邻近省市赶来。人们一片叫好,大呼难得,惊叹这真是一座壁立千仞之“山”!
在简短的开幕式上,我说了一个观点:今天我们展出的是傅山作品,但所看到的则不仅仅是傅山的身影,而是明末清初一代文人的缩影。我们欣赏傅山的书法,不能仅仅满足于欣赏其笔墨技法,而应该穿过三百多年岁月的烟云,领略其强悍不屈的生命张力和艺术精神。我非常诚恳地对在场的观众说:傅山展仅仅是一个窗口,关键在于要通过这个窗口去审视一个王朝的背影,通过一个王朝的背影去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因而,在观看展览之前,应该适当“备课”,了解相关的明清文化历史知识。这也是作为一个国家重点美术馆的策展理念,传递给观众的,除了展览作品本身,还应该包含展览之外更为宏大的背景。
回望那个改朝换代的特殊的历史时空,真可谓文星璀璨,争妍斗奇,“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杰出的文艺人才在一个时段如此密集出现,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堪与唐宋时期媲美,而大厦倾覆之际,文人们所采取的不同应对之策,不同人生抉择,也令人感慨系之,足以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深思和借鉴之处。大致划分一下,明末清初的文人心态和行为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有的奋力抗争,成仁取义,死而后已。如民族英雄史可法战死于扬州,卢象升战死于钜鹿,陈子龙组织抗清事败被捕投水殉国,素有神童之誉的夏完淳14岁随父亲夏允彝抗清,父亲殉国后随老师陈子龙继续抗清,被捕后不屈而死,年仅17岁。张苍水坚持抗清19年,直到康熙三年,与清军海战惨败被捕,慨然就义于杭州。这个名单太长太长,也过分沉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清死节的黄道周,他在1622年和倪元璐、王铎同科进士,明亡后返乡筹兵筹粮继续抵抗,被捕后宁死不降。赴刑场前盥洗更衣,索得纸墨,画长松怪石赠人,给家人留下遗言:“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在刑场,他撕裂衣服,咬破手指,写下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临刑前慷慨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头断而身“兀立不仆”。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给后世文人造成的心灵震撼是无与伦比的。
有的毅然自尽,殉国尽忠,保持节气。是的,当时士大夫文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还是死”的痛苦抉择。许多人选择了死,比如马士奇全家殉节、倪元璐投池而死、刘宗周绝食而亡、祁彪佳亦投池而去。崇祯皇帝上吊自尽前抱怨没有大臣上朝,实际上头一天城已破,许多官员纷纷选择自尽殉国,官员殉国乃至全家自尽的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很长,以身殉国似乎成了当时士人最痛苦但最理想的选择。
有的忍辱负重,苟活人间,保持气节,绝不合作。傅山就属于这一类,此外还有陈洪绶、张岱、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朱舜水、方以智、归庄等等。他们之所以苟活下来,一则为了抗清大业,一则为了名山大业。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成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加上朱舜水和方以智则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如果一死了之,虽然痛快,则难以成就这一番名山大业。可贵的是,他们都参加了反抗满清的斗争,采取不合作态度,从而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完美统一。傅山是这方面的佼佼者,明亡后为道士,一如陈洪绶明亡后出家为僧一样,他们是以这种方式表明不合作的姿态。康熙初年诏举“鸿词博学科”,强迫傅山入朝,遭到拒绝,诏令抬床以行。到京师二十里处,傅山望见“大清门”三字,“泪涔涔下,仆于地”,然后大哭而归。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千古强音的顾炎武,对傅山极为推崇,曾经“三莅太原访傅山”,传为美谈。可以说,傅山的书法固然了不起,令人叹为观止,但相对于其整个精神世界,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欲了解傅山,如果只局限于书画诗文,而忽视其精神,则显得有些舍本逐末了。
有的则奴颜婢膝,甘当“贰臣”。钱谦益、王铎、周亮工都在此之列。钱谦益虽为诗坛领袖,但那句欲投湖而嫌“水太凉了”的“名言”,则令其所有诗文蒙垢,而成为千古笑柄。这一类人也是不少的,乾隆曾诏令编纂《贰臣传》,附录于《清史列传》,共收录明末清初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人物120余人。这些人尽管为清王朝做出了贡献,但乾隆以忠君为标准认为他们实在“大节有亏”,统统把他们列为“贰臣”,而对当年的死节之士,乾隆则高度评价,一一赠谥,如称颂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为“一代完人”。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人品问题是何等重要,也反证傅山等人坚持操守是何等可贵。
明代的文人处境是比较尴尬的。皇权的“势”对文人的“道”采取的压制是压倒性的。儒家的政治理想屡屡遭到破灭,文人的人格心态逐渐由激昂、悲愤转为疲软、忍让。直到王阳明“心学”的兴起,才极大地解放了读书人的思想,唤醒了知识分子的良知自觉。“心学”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明代知识分子所向往的一种人生追求、人生境界、人生担当。“阳明心学”的最大特色,一言以蔽之,在于主体意识的觉醒。明亡之时,文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一方面以天下为己任,在心理上承担着国破家亡的痛苦煎熬,信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努力做到自己按照儒家道德规范应该做的。另一方面,则寄情山水,寄情翰墨,在名山事业上遣兴抒怀,创造了另一番景象。
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船山、朱舜水“明末清初五大学者”,均参加过明朝末年的抗清战争,失败后均致力于学术,成就斐然。其中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隐居不仕,得以终老。方以智秘密策划反清活动,卷入粤案中,被清政府抓获后不屈投水自尽。朱舜水抗清失败后,东渡日本,其学远播东瀛,客死他乡。再比如张岱,年轻时代“好精舍,好美婢,好鲜衣,好美食。
好骏马,好华 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明亡后曾经热血沸腾希望襄助鲁王收复河山,最后隐居山寺,把全副精力用到撰写明史上面。至康熙三年,张岱 终于完成了皇皇220卷、250万言的纪传体明史著作《石匮书》。加上同是明亡后撰写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奠定了他成为一代史学家、文学家的重 要基石。陈洪绶的境遇也惊人相似, 明亡时陈洪绶47岁,在生命的最后8年时间里,他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会署上“老迟洪绶”“老迟”“悔迟”等。这部分作品是陈洪绶艺术世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十分精到,达到了“老而化”的化境。
再来说说傅山,傅山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学术思想、道德文章、书画诗赋,都达到了一个时 代的高峰。明亡后,傅山一反清初一般学者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围,独辟蹊径致力于研究子学,成为清之后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其知识领域之广、成就之大,在 清初诸儒中无出其右者。特别是其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他的画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精妙奇逸,格调很高。在展厅里,时常可以听到有专业背 景的观众的评论,有的认为其书法比王铎更为雄强,有的认为其画风有八大的冷峻。这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我觉得简单地拿傅山和其他同时代的书画家比高下, 意义似乎不大,但把他放到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来综合分析,则是必要的。明末清初的书风、画风有着强烈的时代印痕,徐渭和傅山的草书、王铎和傅山的行楷,都 有着一些相通的气息。然而,要说偏爱,我还是偏爱傅山,因为从傅山的书法中,能够感受到他生命的律动。一进入展厅,就被一股无形的气场所统摄。他已经进入 了狂放无涯的自由自在之境,不管如何落墨,都是“合理”的,都是动人心魄的。站在傅山作品前,让人感到,面前耸立的确乎是一座山,一座“真山”。
杭州西湖是有幸的,岳飞和于谦两位民族英雄都长眠于此。明末清初的另一位民族英雄张苍水有一首《入武林》:“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 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渐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这首诗宛若他的人生宣言,后来果真做到了。1664年他抗清战 败被捕,12月25日被押往杭州江口刑场,题绝笔诗一首,而后遥望凤凰山一带,叹曰:“好山色”。张苍水所言“好山色”,就是目前浙江美术馆所在一带。这 里,确乎是一片“好山色”。
一代又一代的传统文人,上马能击虏,倚马能作书,始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为己 任,他们“虽九死其犹未悔”,用自己的毕生心血,不断为中华民族文化之山增添高度、厚度、广度。这种精神,在当前的文化建设中也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我觉 得这才是解读傅山的一把钥匙,也是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
我们举办傅山作品展的深层次目的,应该也在于此。
山在那里! (作者 斯舜威 浙江美术馆馆长)